仅用9个月，就筑成了这条中国抗战“血线” | 坚固后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1931年到1945年，5098个日日夜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殊死抗争，凝聚成磅礴伟力，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擘画出“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图景，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硝烟散去，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精神激荡，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今日之中国，山河锦绣，人民豪迈。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新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将民族伟大觉醒和坚强团结，凝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8月27日起，北京青年报连续推出三期主题报道，重现各民族团结抗战的10个历史瞬间。本期主题报道聚焦“坚固后方”，讲述后方全力支援抗战前线的3个历史瞬间：云南各族人民用血肉铺就“抗战生命线”；新疆人民捐献战机，“新疆号”奔赴前线抗敌；四省涉藏地区藏族同胞输财卫国，创下边民向国家献机纪录。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引导、推动全面抗战。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后方全力支援前线，筑起抗战胜利的坚固基石，各族民众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号召下以血肉之躯扛起重担。

云南各族人民

血肉铺就“抗战生命线”

在云南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中连接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枢纽，更是中缅印抗战的最前沿。随着我国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新辟抗战物资运输大通道，成为抗日救亡的当务之急，修筑滇缅公路迫在眉睫。

“只有在短期内把这条路修好，才能打败日本，中国才有出路，这是当时云南各族人民的共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伟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了中国大陆同国际社会的交通线，妄图把中国变成一座孤岛。1938年1月，汉族、白族、彝族、傣族、回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苗族、傈僳族、布朗族等各族群众背着工具、棉被、锅碗，陆续抵达工地，在崇山峻岭间敲石凿山、遇水架桥，用仅仅9个月的时间，打通了这条长达11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筑成了中国抗战“血线”。

滇缅公路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其中，中国境内长959.4公里，从昆明到下关为东段，全长411.6公里的简易公路在1935年12月已经修通；下关到畹町为西段，长547.8公里，还未接通需要新修筑。

滇缅公路遗址（摄影 | 管毓树）

“云南各级政府官员发动当地土司，去村镇动员民众，上下协调、团结一心，很快就组织起来各族人民。”王伟说，“大家都有共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38年1月至8月是滇缅公路施工的高峰期，全线施工人数平均每天5万多人，最高时施工人数达到20万人。在青壮年大多前往抗日前线参战杀敌的情况下，许多老弱妇孺走上工地、日夜劳作，甚至有孕妇参与其中。

“修筑滇缅公路的民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滇缅公路要越过滇西横断山脉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要横跨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深谷，工程异常艰巨。没有机械设备，全靠各族人民用锄头、手锤、钻子、大锤、撬棍、十字镐等工具去开辟完成。而且，全程八成以上是崇山峻岭，到处是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王伟举例说，为了炸开悬崖上的岩石，石匠们顺着一根绑在山顶的绳子悬在空中，凿出洞再填上炸药、埋上引线，引爆后飞速爬到山顶躲避，稍有不慎，就会被炸死或葬身悬崖底部。修筑滇缅公路的过程中，死于爆破、坠崖、落江、塌方和疟疾的不下两三千人，许多遗体被就地安葬，滇缅公路因此被认为是用血肉铺就的“抗战生命线”。

在怒江峡谷，17岁的傈僳族姑娘娜姆，坠崖前怀里还抱着5斤炸药，她负责炸开的路段，后来被称为“娜姆崖”；遇难者中，8岁的回族男孩马有禄的遗物，是给修路的大人们用以垫脚的一只装满鹅卵石的布口袋。

1938年8月31日，滇缅公路提前8个月竣工通车，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界奇迹”。与此同时，缅甸境内的路段也在预期内完成，使得滇缅公路与腊仰铁路相连。滇缅公路的建成让我国摆脱了日军封锁，成为我国大西南的重要国际交通命脉。

通车后的滇缅公路（历史资料图）

1938年12月，第一批6000吨国际援华物资沿滇缅公路运入国内。1940年6月，滇越铁路被切断后，滇缅公路成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仅1941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国内的各类物资达13.2万多吨。

“滇缅公路的修筑，凝聚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团结力量。”王伟表示，一寸山河一寸血，云南各族人民拼死修筑并守护滇缅公路，“各族人民不分你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才书写了公路史上的奇迹。”

畹町桥头，当年筑路用的石碾子在阳光下矗立，上面刻着：“万众筑血路，机工谱丹心。远征壮歌行，铸就抗日功。”如今，滇缅公路升级迭代，已是道路宽阔、通达四方，正在将全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融入新的时代使命中。

民众捐献战机

“新疆号”飞赴前线击敌

“新疆十四族同胞忧愁国难严重，自动踊跃输捐，购机10架呈献国家……仪式庄严热烈，空前未有。”这则刊载于《新华日报》的报道，题为《新疆同胞献机十架》，描述的是1938年8月20日，新疆人民为抗战前线捐献“新疆号”战斗机的仪式场景。这10架“新疆号”从乌鲁木齐东郊机场飞赴抗战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给日军迎头痛击。

新疆各族民众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号召下，积极配合全国抗战，投身筑路运动，打通国际援华物资运输通道，还节衣缩食捐款捐物，先后开展了募集寒衣鞋袜、捐献防毒面具、捐献军马、购买飞机等运动。“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抗日战争时期并非战争最前线，但在这里却发生了许多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的重大事件。”《新疆通史》编委会专职副主任、研究员苗普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处于劣势，飞机数量匮乏成为制约抗战的一大难题。1938年，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总会发起捐献飞机援助前线抗战的运动，在新疆形成了“人人愿为献机出份力”的热潮：绥来县（今玛纳斯县）一位哈萨克族孀妇嘉义克捐献五十两重金元宝一颗；一位年逾古稀的维吾尔族老妇人，听闻日寇暴行，当场捐出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穗一穗拣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

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献机捐款的历史记录

当时的新疆省政府用全疆各族民众捐献的大量现金和其他财物，购买了10架战斗机，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成为新疆民众在国难当头开展抗日救亡捐献运动的缩影。

新疆募捐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推动作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于1937年10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募捐的主要宣传、抗日救国后援会等均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点燃了祖国西北边陲的抗日烽火，极大地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苗普生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空军损失严重。1943年，新疆再次积极响应全国“一县一机”捐献运动，并借助报纸、文艺活动、漫画、壁报、宣讲等方式，呼吁各族民众积极捐款献机。当时，新疆人民的支前口号是：“抗战一日不停，吾人的募捐活动一日不止。”“徐德成月薪65元，捐款150元；库尔班月薪60元，捐款100元；哈斯木月薪110元，捐款160元……”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展厅里，一张独山子炼油厂职工献机募捐表记录了他们掏空积蓄抗日到底的决心。

“新疆吐鲁番号”“新疆昌吉号”“新疆库车号”“新疆塔城号”“新疆伊宁号”……一年中全疆共募集新币537万元，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的一倍还多。这些翱翔蓝天的战鹰，大多以捐献地命名。

苗普生说，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新疆各族人民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增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题展览中的“新疆号”战机捐献照片

今年7月，《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新疆号”战机捐献的照片出现在展览中，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新疆各族民众身上展现出来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段永远难忘的记忆。

藏族同胞输财卫国

创下边民献礼纪录

抗日战争期间，为护河山，前线将士用血肉之躯抵御敌人的飞机大炮，后方各族人民不分贫富，积极筹措财物购置武备共抗外敌。在四省涉藏地区，年轻的五世嘉木样借助自己的活佛身份，号召藏族同胞共御日寇、输财卫国，创下边民向国家献机纪录、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

五世嘉木样于1916年4月出生于西康理化县（今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1920年9月在甘肃甘南拉卜楞寺举行坐床大典。抗战爆发以后，五世嘉木样活佛辗转多地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捐资捐物，在高原上书写了一段民族团结的壮丽诗篇。

五世嘉木样活佛

1944年1月，应五世嘉木样的要求，一支身着藏装的代表团抵达重庆——这便是由拉卜楞地区108寺共同组建的“致敬团”。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边疆民族共抗外敌的团结意志，更有一份震撼全国的厚礼：折合90万银元的捐款，可购置30架战斗机。

“当时全国民众节衣缩食支援抗战的背景下，这一捐献规模一举打破边民献礼纪录。”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西藏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喜饶尼玛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数据显示，1943年，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共5.6万余人，拉卜楞等地区总人口约50万。仅献机一项，以县人口计人均捐献超15银元，以地区人口计人均亦超1银元。“当时的物价，每只羊值2银元左右，足见藏区民众付出之巨。”

喜饶尼玛认为，这种支援的意义远超物质本身，更推动了边疆地区捐助、慰劳等运动蓬勃开展，振奋了全国全民族抗战决心，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的企图。正如当时《边疆通讯》评价：“吾知各代表团此番载誉归去，定能将此意转达所属各部人民，俾能同深感奋。更望其他各地的藏胞，闻风兴起。”

事实上，抗战爆发以来，拉卜楞地区僧民曾多次进行爱国援助行动，五世嘉木样还曾亲命捐献逾千头牛羊、万张羊皮支援前线。

除了筹措、捐献财物，为了号召蒙藏同胞一致抗战，1943年7月，五世嘉木样在战乱岁月亲撰发表《为宣传抗建告蒙藏同胞书》，鲜明发出“愿国家万年永固”的民族团结之声。文告直言：“前方的人，固应积极准备决战，光复河山。在后方的人，更应不分种族男女老幼，将人力、物力、财力，尽量的贡献中央，以加速最后胜利的来临！”

文中还特别强调“各民族应精诚团结，对于挑拨离间利诱蛊惑之言论行为，不可盲从附和”，并要求对“外来不良分子”盘查呈报。“这直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喜饶尼玛说。

喜饶尼玛认为，这份文告虽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却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在危难中凝聚、在认同中扎根、在团结中巩固、在发展中共进。这段历史清晰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在各民族共同应对挑战、追求共同目标的实践中不断铸牢的。

“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需继承这种‘各民族休戚与共’的精神。”喜饶尼玛说，五世嘉木样活佛在战乱时期的呼喊，正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生动写照。藏区僧俗民众的义举无疑证明，真正的信仰从来都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是融入血脉的实践担当。

喜饶尼玛表示，抗日战争中，藏族各阶层普遍行动起来的背后，是长期以来蕴藏在他们心中炽热的爱国精神的迸发，是他们强烈渴望建立一个强盛祖国的集中体现。这段历史，见证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伟大实践。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高语阳 董鑫 李岩

统筹 | 徐锋 刘晓雪

编选 | 赵天嫜

监制 | 王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