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徐明的故事2.2

徐明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国防科委第20训练基地参谋长。

四、苏联专家与中国第一次地地导弹发射实验

国防科委第20训练基地是中国的第一个导弹实验基地。基地建设之初，苏联派来的专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中国也对他们的付出，满怀着感激之心。

从1959年夏秋起，中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很困难。

基地位于大漠戈壁，生活更加艰苦。官兵们挖光了河岸边的灰灰菜，打光了周围几十公里的沙枣，甚至把骆驼刺和玉米芯子磨碎了掺在主粮里吃。

但对苏联专家们，则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为保证苏联专家们的生活，国家调来东北的哈白猪和北京的填鸭；为了照顾苏联人的饮食习惯，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向北京市和哈尔滨市求援，特地给基地找了几位西餐厨师。

1960年2月5日，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大将到基地视察。为了接待他，基地做了充足的准备，饮食起居更是考虑得非常周到，食谱都是孙继先亲自和西餐大厨一起制订的。巴托夫也没有想到，在中国荒凉的西北戈壁滩，还能吃到家乡风味的美食。

身材矮小、目似鹰隼的巴托夫，视察起工作，绝非走马观花。他对不满意的地方，不管是苏联专家还是中国领导，都毫不留情面地严加训斥，但对出现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实际上，当时也确有少数苏联专家说东风基地的伙食不好、生活条件差、娱乐设施不健全，还向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告过状。

巴托夫大将视察后，基地对他的建议逐项进行了整改：专家居住分散，改装了一台流动售货车，将日常生活用品送货上门；购买10台电冰箱，用于生鲜食品的贮藏；为解决苏联专家和家属的医疗问题，开设了特别诊室和病房，加强了对苏联专家的日常保健和季节性疾病的预防措施；满足苏联专家几乎每天都要洗澡的需求，在基地的澡堂尚未完工的情况下，使用施工单位兰州建筑公司的盆堂和基地发电厂的淋浴室；调来两名洗衣工，专门为专家们洗涤衣物；增加了台球、棋类等娱乐设施，小礼堂每周举办两次舞会，丰富苏联专家的娱乐活动等。

而就在这时候，中苏矛盾开始激化。

中苏之间的问题，最初是因为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尖锐批判了斯大林，但这个行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混乱，中共也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

到了5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双方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些都涉及中国主权。实际上苏联是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当即遭到中国的坚决拒绝。

1959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并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对中共进行了激烈攻击，但中共并未屈服。

就这样，中苏两党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延展到两国政府层面。为了扼制中国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苏联先是停止供应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随后又在导弹技术资料、专用设备和器材的供应方面制造种种障碍，妄图卡住中国的脖子。

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就在中苏关系即将破裂的背景下，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下达命令，决定立即进行苏制P-2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军委和总部不断发来指示：抓紧、抓紧、再抓紧，多学、多学、再多学。

孙继先已经嗅出其中的火药味。他带领基地从实战出发，抓紧利用苏联专家现场指导的有利条件，组织部队反复进行设备联试和综合演练，熟悉测试操作技术，掌握协同动作，为独立发射P-2导弹练好基本功。

他非常关心导弹的发射操作，经常和苏联专家罗金上校一起到现场观看操作演练，用心领会关键要领，做到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出差错。

5月26日，巴托夫大将再次来到基地视察。在基地举行的告别晚宴上，他突然宣布，苏联专家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明天就要回国。

事发突然，就连在场的苏联专家们也惊诧不已。

为此，孙继先严肃地质问巴托夫，但他不做任何解释，只是冷冷地说：苏联也需要他们。他们走了，第一试验部专家组组长契尔科夫可以担任基地的专家组的代组长。

宴会不欢而散。

孙继先回到办公室，没想到，罗金来了。他匆匆掏出一个笔记本，塞在孙继先手中，用手指重重地点了几下，又做了个拍照的示意动作。

孙继先明白了罗金的意思，他紧紧握住罗金的手，用俄语低声说了句：谢谢！

在基地参谋长徐明的宿舍里，心中愤懑的谢洛夫斯基来找徐明喝酒。他俩都是1935年的老革命，在朝夕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时，心情沉重的他们，干完一杯酒，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拥抱。

临别时，谢洛夫斯基向徐明要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毛主席的著作。因为，他通过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基地的广大官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而倍受感动。

第二天，孙继先率基地全体领导，到机场为巴托夫和罗金、谢洛夫斯基送行，并再次感谢罗金、谢洛夫斯基对中国的真诚帮助，并说：中苏友谊万岁！

送走他们后，孙继先把从罗金的笔记本上拍下来的技术资料，通过绝密专递，送到北京国防部5院。5院专家经过分析鉴定的答复是：这些资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很有价值。

直到多年后，每当提起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等苏联专家，孙继先都情不自禁地感叹：他们是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罗金和谢洛夫斯基走后，契尔科夫极力干扰P-2导弹发射计划。他不允许使用中国生产的液氧助燃剂，而必须订购苏联的产品。

P-2导弹采用液体推进剂，在发射点火时，酒精燃烧剂和液氧助燃剂两种液体在过氧化氢的催化下迅速混合，从而产生巨大的推力。

为确保P-2导弹发射万无一失，中方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条件，但苏联以种种理由一再拖延。至7月下旬，苏联以液氧生产厂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事故为由，拒绝履行双方早已签订的合同。

当中国得知苏联不能履行合同后，立即安排吉林102厂紧急生产液态氧。

当运输液氧的槽车经过几天的疾驰，终于抵达基地时。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的指导下，实验室对国产液氧进行了全项分析化验，结果证明纯度、比重、黏度、闪点、杂质等各项指标，完全符合技术要求。但是，契尔科夫对化验报告不屑一顾，硬说中国生产的液氧含乙炔过多，绝对不能使用。

为慎重起见，孙继先决定安排再做一次检验，结果，各项参数还是均符合技术标准。

即便是这样，契尔科夫也坚决不同意，甚至说：能不能用，我说了算！

由于发射P-2导弹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军事顾问团手中，国防科委只好再次与苏联交涉。

1960年7月，针对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撤回全部专家的照会，中国政府作出了回应。当时，留在东风基地的苏联专家还有54人。为向全体专家传达中国政府的照会，基地决定举行一次丰盛的酒会。

酒会上，孙继先首先感谢苏联专家为建设基地付出的辛勤劳动，深切感怀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随后，基地政委栗在山表情严肃地宣读了中国政府照会的全文。

专家们放下手中的酒杯和刀叉，聚精会神地听完了照会中的每一句话。餐厅里没有一点声响，更没有人中途退场。

大多数专家情绪低落，只有契尔科夫等少数人，极力为苏联政府辩护，散布极不友好的言论。

苏联专家正式撤离基地的日子快到了。孙继先要求基地全体人员一如既往，尊重每一位苏联专家。他说：苏联专家在基地工作了两年多，帮助和指导我们初步掌握了地地导弹发射的技能。中苏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要把背信弃义这笔账，记在赫鲁晓夫集团身上！

中国人的真诚友善，使苏联专家们深受感动。他们抓紧有限的时间与中国技术人员交接工作，反复交代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有的专家把自己的重要讲稿和保密本悄悄交给中国翻译，让他们连夜抄下来。

在北京国防部5院，仿制导弹总设计师梁守槃把国产液氧的化学分析资料送给驻5院的苏联发动机专家组组长施涅金，请他给出一个结论。

施涅金临走前，明确告知：中国生产的液氧符合设计要求，可以使用。

8月4日，在基地工作的最后54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与送行的中国朋友依依惜别。

苏联“老大哥”一个不留地走了，在基地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孙继先神态坚毅地说：

苏联专家走了，戈壁滩还有我们，发射场还有我们！

我们是谁？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支导弹试验部队！在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有国防部5院广大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要怕，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离20多天后，苏制P-2导弹由基地独立点火发射成功，弹着区甘肃安西，射程554公里。

11月5日，第一枚国产1059仿制导弹首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一个月后，第二枚1059战斗弹发射成功。紧接着，第三枚1059遥测导弹再次发射成功。

在42天内，中国国产1059导弹三次发射，实现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向尖端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中国人手中也终于有了一根不惧威胁的“打狗棍”。

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英雄们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位于巴丹吉林大漠深处、弱水河畔，高耸的发射塔直刺云天。

在那里，有一个东风烈士陵园。陵园中安息着672名官兵、职工和家属，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

陵园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聂荣臻元帅一马当先，在他的墓碑后面，从将军到士兵依次排开着10列纵队，望向远方高高的发射塔。

第一位在陵园安息的烈士，是1958年第一批开进戈壁滩特种工程兵的一位战士，他没有留下名字，墓碑上只留下“烈士之墓”4个字。

当时，他们刚从朝鲜回国。十万官兵开进渺无人烟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的千里戈壁，支起几万顶帐篷，发出“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发射。为了这个第一次，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数以万计的居民紧急疏散，除了发射测试人员，发射中心的其他人登上了随时准备离开的列车。

发射进入一小时准备，一直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与担负此次发射任务的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张其彬、刘启泉、佟连捷、徐虹七个人，一一握手作别，然后才撤往20公里以外的敖包山指挥所。

随后，“七勇士”平静地走向离发射工位只有一百多米的地下控制室。之前，他们都写下了更像是遗书的决心书。

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巨大成功，当时的外电评论道：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如今，“七勇士”中的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等，安葬在这里。

高级工程师胡文全，从哈军工毕业后，就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负责新型号任务的试验。

几十年里，他获的奖、立的功，光证书就装了两抽屉。

来到这里的第28个年，他因胃部剧痛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癌变深度扩散。

胡文全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在陷入昏迷的前两天，还就一个技术问题找人谈了一下午。

长眠烈士陵园时，他只有54岁。

1962年，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刘明山和潘仁瑾研究员考入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后，刘明山分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潘仁瑾留校任教。婚后第3年，31岁的潘仁瑾不顾学校的一再挽留，坚决地来到了丈夫工作的地方。

为了飞天梦，她怀着孩子时，还在几十多米高的发射架上一天爬几个来回，常常彻夜工作。当她因胃痛转吃不下东西时，依然坚持为将要发射的第一艘飞船马不停蹄地做着计量工作，直到到北京开会，顺便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

在一个晚上，她靠在丈夫刘明山的肩上，四弦琴弹奏的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他们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6个月后，55岁的潘仁瑾的美丽人生戛然而止，她没有亲眼看到飞船升空，只留下一页遗嘱：将她的的骨灰运回戈壁。

烈士陵园里，还有像潘仁瑾一样的一长串名字：刘德普、谢秀玉、温敏、童自英……

聂荣臻元帅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

1992年5月14日，元帅逝世那天，干旱的戈壁滩上，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

烈士陵园里，还安息着13名将军。

在聂荣臻元帅墓的两侧，是一排将军的墓碑：他们中有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营长，从朝鲜战场归来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中国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第一任司令员的孙继先中将，还有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第四任司令员徐明……

几位将军，都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了大漠。

在将军的身后，是一排排英雄的士兵。

在一次大型试验任务后，一名战士在泄除液氧时，引起了爆燃。当了5年加注手的王来，箭一般地从十多米外冲上来，拼命地扒下那位战友已经起火的衣服。战友得救了，而他自己却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为了战友、装备车、高压线的安全，深知特种燃料特性的他，转身便向戈壁深处跑去，只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印。

王来牺牲时，只有24岁。

有一座“九烈士”合葬的坟茔，他们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时，葬身火海，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18岁。

今天的中国，早已拥有先进的导弹、原子弹，成了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和第三个能够独立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

胡杨林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从春到冬，从冬到春，年年岁岁，烈士陵园中的672个英灵，年年岁岁守望着这个地方。

参考资料：

1、《战斗在平西国民抗日军》

2、张严平、孙彦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英雄的将军身后必有英雄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