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话】第5回 三足鼎立！李元昊称帝立国

李元昊建国称帝的第二步：创制西夏文字。在完成领土扩张后，李元昊开始着手进行建国称帝的第二阶段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创制西夏文字。

关于西夏文字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成为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重要课题。究竟这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若为个人所为，创造者是谁？若是集体成果，具体情况又如何？这些疑问自西夏文字问世以来就未有定论，各种史料记载相互矛盾，后世学者也各执己见。

要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完全值得撰写一篇专题学术论文，比如《西夏文字源流考》。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研究任务，而且即便完成，恐怕也仅有少数专业人士会对如此专业的论述感兴趣。然而，这一问题在西夏史研究中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撰写西夏历史若避而不谈西夏文字，实为不可想象之事。

首要问题：西夏文字是个人独创还是集体创造？

对此，钟侃、吴峰云、李范文等学者在《西夏简史》中明确指出："将西夏文字的创造归功于某个人...如同将汉字的发明完全归功于仓颉一样，违背了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族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过程中，吸收汉文化影响，逐步借鉴汉字偏旁部首结构而创造出来的。"

关于西夏文字的起源，有一种观点认为：李元昊称帝之际，命野利仁荣创制“蕃书”，实则是对民间早已流传的西夏文字符号进行系统性的搜集、整理、归纳与规范化，并通过政令形式颁布推行。然而，对于这一“民间集体演化说”，我始终持审慎怀疑态度。

其一，从历史文献来看，自宋代以降，正史及重要史籍中均未见支持此类说法的记载。相反，尽管各史书在具体创制者归属上存在分歧，但普遍认同西夏文字系由个别杰出人物主导创制，或为一人独创，或为少数人合作完成，而非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

其二，从考古证据角度分析，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证明西夏文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的实物材料。其字形体系结构完整、规则统一，呈现出高度人工设计的特征，与汉字历经数千年逐步演化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显示出较强的“一次性创制”痕迹。

其三，从民族发展与文化适应的逻辑出发，党项族自唐代宗时期由青藏高原迁居银夏地区，至李元昊执政时已在此地生活逾两百余年。期间与汉族交往密切，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理应在日常交流与行政管理中逐渐掌握并使用汉字。在此背景下，放弃书写简便、普及度高的汉字，转而创制一套笔画繁复、学习难度较高的新文字系统，无论从效率还是实用性考量，都显得不合常理。

因此，《西夏简史》所主张的“西夏文为劳动人民长期集体创造”的观点难以成立。那么问题随之而来：若非集体创造，西夏文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对此，历代史籍记载不一，主要存在三种代表性说法：

第一，李德明创制说。据《辽史·西夏外纪》载：“李继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此说认为西夏文字实由李元昊之父李德明初创。

第二，李元昊创制说。《宋史·夏国传》明确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此说影响广泛，后世诸多史家如清代吴广成《西夏书事》、民国戴锡章《西夏纪》皆持相同观点。例如《西夏书事》卷十二称：“元昊善绘画，明律法，通蕃汉文字，能创制物。始尝以己意造蕃书，令谟宁令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体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用以纪事。”《西夏纪》亦有类似记述，强调元昊为创制核心，野利仁荣负责整理推广。

第三，遇乞创之说。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此说将西夏文的创造归功于元昊部属遇乞，强调其长期闭门钻研、独立完成的过程。

我们不妨逐一考察关于西夏文创制者的三种主要说法。首先来看“德明创制说”。这一观点目前仅有《辽史·西夏外纪》一部史籍提及，属于孤证。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的史料鉴别原则——“孤证不立”，即不能仅凭单一记载就断定史实——因此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较低，难以成立。

接着是“李元昊创制说”。尽管史书中有“元昊自创蕃书”的记载，但我认为由李元昊本人独立完成文字创制的可能性极小。文字的创制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深厚的语言学素养，还需具备极强的抽象思维与组织能力。即便李元昊通晓汉文与党项文，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但要独自承担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仍显得力有未逮。更何况，他当时正全力投入称帝立国、征战四方的政治与军事事务中，日理万机，恐怕也无暇专注于文字的系统设计。因此，这一说法也基本可以排除。

再来看“遇乞创制说”，此说源自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然而，这里提到的“遇乞”是否就是后来辅佐元昊征战的野利遇乞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根据现有史料分析，野利遇乞虽为西夏重要将领，但并无任何记载显示其具有文化修养或学术能力，反而被描述为一介武夫，专于军事。这样一个人，很难想象他具备创造一套完整文字系统的能力。因此，沈括笔下的“遇乞”很可能另有所指，而非野利遇乞本人。

那么，西夏文字究竟是由谁创造的呢？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一位关键人物逐渐浮现——野利仁荣。

《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 若我们已否定元昊亲自创制的可能性，那么真正承担“演绎”之责的野利仁荣，便极有可能是实际的创制者。野利仁荣出身于元昊皇后野利氏家族，学识渊博，精通典章制度，长期参与西夏建国初期的政治与文化建设，是元昊的重要谋臣之一，与杨守素并列为开国核心智囊。他不仅熟悉汉文化，也深谙党项传统，具备创制文字所需的知识背景与政治支持。因此，综合来看，西夏文字的实际创制者，极有可能正是这位被历史遮蔽已久的学者型重臣——野利仁荣。

在李元昊的建国蓝图中，若想与宋、辽并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建立属于党项民族的独立文字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文字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民族身份与政治独立的象征。因此，创制西夏文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文化与政治任务。

由于政务繁忙，李元昊本人无暇亲自主持造字工作，只得将这一重任托付给最具才学的大臣——野利仁荣。从现有史料来看，野利仁荣极有可能主导了西夏文字的创制，即便未完成全部，也至少承担了核心部分。至于李元昊本人，作为精通汉、藏等多种语言的统治者，或许在闲暇之余也参与了个别字符的设计，虽非主力，但亦有贡献。

最终，这套全新的文字系统于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宣告完成，共十二卷，收录六千余字。

李元昊亲自审定后，下令将其尊为“国字”，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所有官方文书必须使用西夏文书写。此举标志着西夏文化独立的正式确立。群臣纷纷上表称颂，李元昊亦欣喜不已，特将广运三年改元为大庆元年，以示隆重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西夏文字的创制过程有详细记载，其内容并非凭空杜撰。文中提到的“遇乞”，极有可能便是野利仁荣，只是名字记载有误而已。

野利仁荣去世后，李元昊悲痛万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他三次亲往祭奠，并痛哭道：“何夺我股肱之速也！”随后下令厚葬，追赠其为富平侯。百余年后，夏仁宗李仁孝于西夏天盛十四年（1162年）八月，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明言“褒其制蕃字之功也”。这些殊荣充分说明，野利仁荣在西夏文字创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除了文化建设，李元昊还大力整顿军事体系。他推行兵役制度改革：凡男子年满十五岁即为“一丁”，每两名丁中择其一为“正军”（作战士兵），另配一名“负赡”（负责后勤与杂役），二者合称“一抄”，为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这一制度反映出西夏已实现“全民皆兵”的军事动员模式。

面对人口基数有限的现实，而又要抗衡辽、宋两大强国，李元昊唯有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才能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军制，也成为西夏得以立足西北、长期与中原王朝周旋的重要保障。

党项民族自古尚武，民风彪悍，几乎人人习武，具备极强的战斗素养。正因如此，西夏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其军队不仅数量庞大，整体战斗力也相当可观。

在李元昊的军事体系中，军队依据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分工，被划分为骑兵、步兵、炮兵以及强弩兵等多个兵种，各司其职，协同作战。

其中，骑兵是西夏军队的核心力量，而骑兵中的精锐则被称为“铁鹞子”。这支精锐部队有两大显著特点：其一，人马皆披重甲，战马高大健壮，士兵装备精良，防御力极强。普通冷兵器如长枪、弓箭等难以穿透铠甲，使其在战场上几乎刀枪不入。这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往往未战先声夺人，对敌军形成巨大的心理震慑，堪称冷兵器时代的“移动堡垒”。

其二，“铁鹞子”采用钩索将骑兵与战马牢牢连接，即便士兵在冲锋中阵亡，尸体也不会坠马，仍能随马群继续前冲，形成持续的冲击力。这种设计极大提升了冲锋的连贯性与威慑力。

面对这样的重装骑兵，常规战术几乎失效。战场上又难以布置陷阱，唯一可行的应对方式便是攻击战马本身——只要马匹倒下，骑兵自然失去机动优势。

然而，这一潜在弱点被李元昊巧妙化解。他的应对策略极为简单却高效：一旦动用“铁鹞子”，便以万骑为单位发起集团冲锋。数以万计的重装骑兵如铁流般奔涌而来，声势骇人，气势如虹。在如此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敌军往往尚未组织有效防御，便已被震慑得溃不成军，更遑论冷静地瞄准马腿进行精准打击。

因此，“铁鹞子”虽非无懈可击，但在李元昊的战术运用下，其威力几乎达到了当时骑兵作战的巅峰。

即便在战场上击溃了一部分“铁鹞子”，实际影响也相当有限——这支精锐骑兵的主力仍能持续作战。更何况，在“铁鹞子”之后，还有李元昊所统率的大量步兵作为后盾，整体战力不容小觑。

说到“铁鹞子”，我不禁联想到金国后来出现的“拐子马”。尽管“拐子马”出现时间稍晚，却是完颜兀术引以为傲的军事创举。他曾依靠这支骑兵横扫中原，几乎战无不胜。但必须指出，这种“无敌”仅存在于他尚未遭遇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之前。

事实上，“拐子马”看似威猛，实则存在致命弱点。其战术核心是以三马并联，用铁链串联成组，实施集团冲锋。然而，一旦其中一匹战马被砍倒，其余两匹也会因铁链牵制而失去行动能力。岳飞正是看准这一点，命士兵以大斧专砍马腿，一举击溃“拐子马”，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战例。

相比之下，西夏的“铁鹞子”显然更具战术灵活性与战场适应性。他们不仅装备精良、人马皆披重甲，且作战方式更为独立，不依赖机械式编队。正因如此，“铁鹞子”被公认为当时最顶尖的骑兵力量之一。

若将视野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宋军骑兵羸弱不堪，金国骑兵尚未崛起，而蒙古铁骑更是还未登上历史舞台；至于辽国骑兵，早已不复昔日雄风，且缺乏重甲防护。在这样的军事格局下，我们甚至可以说，“铁鹞子”不只是“最强之一”，而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骑兵。

除了骑兵，李元昊军队的主力仍是步兵，其中最精锐的部队名为“步跋子”，主要由横山地区的党项人组成。选择此地部族，是因为他们天生勇猛剽悍，作战时往往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素来被视为党项各部中最具战斗力的群体，远非其他地区的党项战士可比。

“步跋子”擅长山地作战，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若放在今日，个个堪称专业级登山高手。正因如此，李元昊在山地战中多倚重“步跋子”；而在平原作战时，则先以“铁鹞子”发起迅猛冲锋，打乱敌军阵型，随后“步跋子”迅速跟进，扩大战果，形成高效协同的战术配合。

在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军队中，炮兵是人数最少但极为精锐的兵种，仅有约二百人，被称为“泼喜军”。别看规模不大，这支特殊部队的战斗力却极为惊人。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旋风炮”——一种可灵活旋转、调整射击角度的机械投石装置——安置在骆驼背上，利用骆驼的机动性进行战场部署。这种“驼载炮”能够发射拳头大小的石弹，精准打击敌方阵型，令对手防不胜防。

更令人胆寒的是“泼喜”带来的心理震慑。两军刚刚对峙，尚未近身交战，一颗石弹便呼啸而至，猝不及防之下，往往未战先怯。这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方式，极大地扰乱了敌军的战斗节奏。据考证，“泼喜”极有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实现成建制编制的专职炮兵部队，堪称古代战争中的“技术兵种先驱”。

除了炮兵，李元昊还倚重一支强大的强弩部队。党项地区自古以出产优质弓弩著称，西夏军队因此装备了大量强弩，能够在远距离对敌军进行密集火力压制。这种远程杀伤不仅造成实际伤亡，更在心理上形成巨大威慑，使敌军未近阵前便已士气受挫。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之所以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非全因军事策略失误，更多是受限于客观地理与资源条件。战马的优质产地主要集中于北方草原地带，如河西走廊和银夏地区。然而，自五代以来，夏州（今陕北一带）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从李继迁开始，党项势力不断扩张，至李德明时期更控制了“畜牧甲天下”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彻底切断了宋朝获取优质战马的重要通道。

因此，北宋军队长期面临战马匮乏的困境，只能将有限的马匹优先供给将领和高级军官使用，普通士兵大多徒步作战。这也从侧面凸显了西夏在军事资源上的地缘优势，为其骑兵纵横西北提供了坚实基础。

用步兵正面迎战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其结局几乎注定是被动挨打。这正是北宋在李元昊发动西夏扩张战争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机动性强、战术灵活的西夏骑兵，宋军在野战中往往处于下风。吸取教训后，宋朝逐渐调整战略，不再轻易与西夏主力在开阔地带决战，转而采取稳扎稳打的防御策略——修筑堡寨、巩固城防，逐步构建起一道坚固的边境防线。这种“步步为营”的战术不仅有效遏制了西夏的攻势，后期甚至反过来被用于蚕食西夏控制的领土（尤其是在西夏国力衰退之后）。

与此同时，宋军也注重从实战中学习。他们在与西夏的交战中缴获了大量先进的弓弩装备，深入研究其制造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最终，宋朝打造出威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复合弓弩。这种技术反超让西夏军队也尝到了苦头，真正实现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到了金国崛起、灭辽破宋之际，南宋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将弓弩技术推向巅峰。例如名将韩世忠所研制的“克敌弓”，堪称冷兵器时代的远程杀伤利器。在随后的宋金对峙中，这类强弓劲弩多次重创金军骑兵，成为抵御北方铁骑南下的重要屏障。

言归正传。除了常规部队外，李元昊还组建了几支具有特殊职能的军事力量。

其一是“撞令郎”。这类士兵多为被俘的汉人，其中勇猛者被强制编入军中，作战时往往被置于阵前冲锋陷阵，实质上充当“人肉盾牌”，用以消耗敌军火力，减少党项本族士兵的伤亡——这一做法虽有效，却也显得颇为残酷。

其二是“擒生军”。顾名思义，这支军队主要负责战场上的俘虏搜捕与战后清理任务。由于李元昊对外用兵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掠夺人口与资源，因此设立专门部队执行此类任务显得尤为必要。擒生军规模庞大，人数高达十万人，通常由军中年龄较大或体力较弱的士兵组成。

其三是京城卫戍部队。这是西夏军队中的精锐之师，共两万五千人，专门负责都城安全。为了保障其战斗力，每位战士配有数名后勤辅兵，副兵总数达七万之众，足见李元昊对该部队的重视程度。

其四是皇帝侍卫军，又称“质子军”。这支五千人的亲卫部队，成员均从党项贵族子弟中严格选拔，个个精通骑射、武艺高强。待遇方面更是优厚，每人每月可领取两石粮食，是当时军中薪酬最高的单位，也因此成为众人向往的荣耀之职。

李元昊组建这支特殊部队，除了强化军事力量外，还暗含政治考量——将党项大族子弟纳入其中，实则是一种变相的人质控制。此举意在确保各大豪族对中央政令的绝对服从。试想，若非出于这种制衡目的，他又怎会特意从贵族世家之中挑选兵源？

其三，推行军区化管理。李元昊以军立国，为提升军事调度效率，他将全国以黄河为界划分为左、右两厢，设立十二个“监军司”，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后期增至十八个）。每个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与监军使各一名，均由党项贵族或地方豪强出任；其下又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数十职，这些职位则向党项与汉人共同开放，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融合。

其四，调整地方行政格局，强化边疆防御。李元昊将新占领的四座堡镇升格为洪州、定州、威州、龙州，既扩充了行政区数量，也提升了政权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肃州升为蕃和郡，甘州改为镇夷郡，并在甘州设立宣化府，旨在加强对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的统治与威慑。

在兵力部署方面，他也进行了系统性规划：首都兴庆府由七万精兵护卫，西平府与贺兰山各驻五万军队，十万人布防于宋境边境，七万用于应对辽国威胁，另派三万兵力监视吐蕃与回鹘方向。如此布局，总兵力超过五十万，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充分体现了李元昊对战略态势的精准把握。

第五项改革涉及礼乐制度。长期以来，党项政权沿用唐宋礼制，但李元昊认为其过于繁琐，不符本民族特性。经与谋臣野利仁荣深入商议后，他主导简化原有礼乐体系，推动更具民族特色的制度建设，此举对西夏后续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设立“蕃字院”与“汉字院”。这两个机构功能类似宋朝的翰林院，负责处理对外文书。与宋朝往来的公文由汉字院起草，正文用汉字，旁注西夏文；而与吐蕃、回鹘及西域诸国的外交文书则由蕃字院负责，主文使用西夏文，辅以对方文字，体现出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最后，广纳贤才。面对宋、辽两大强邻，李元昊深知必须建立强大的智囊团队。因此，他在即位初期便积极招揽各方人才。正是在此背景下，原宋朝士人张元、吴昊等人投奔西夏，成为其重要谋士，为政权建设出谋划策。

张元与吴昊同为宋朝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士，本名已无从考证，"元"与"昊"二字乃二人后改之名。年少时，二人皆以风流倜傥、才华横溢著称，更兼性情豪迈，尤以张元常以江湖侠客自诩。

听说以前在华州葛县的河里，有条好几丈长的大蛇，经常游到桥底下喝水。每次它一来，吓得过路的人都不敢上桥，生怕被它拖下水。

这时候，张元正好游历到这儿，一听这事，立马决定出手为民除害。有一天，大蛇又来了，张元二话不说，抄起一块大石头，瞄准蛇头狠狠砸了下去！那蛇疼得翻江倒海，挣扎半天才断气。蛇血顺着河水流了几里地，把整条河都染红了。这一战，让张元名声大噪，人人都称他英雄。

那时候地方上盗贼特别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张元就每到月圆之夜，带着一支铁笛子在山里巡逻。那些贼一听笛声，就知道“铁笛侠客”来了，吓得掉头就跑，连东西都顾不上拿。百姓们终于能睡个安稳觉，对张元真是感激得不行。

可问题是，张元虽然一身本事、满腔热血，却始终考不上功名。他和好友吴昊、姚宗嗣一起参加科举，考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过不了殿试这关。有人说他其实会试都过了好几回，偏偏在最后关头落榜。空有一身才华却报国无门，三人心中憋屈得很，整天郁郁寡欢。

正赶上西夏的李元昊想自立为帝，宋朝西北边境紧张得不行，战事一触即发。张元他们三人常跑去边关考察，亲眼看到边防破败、百姓流离，心里那股报国的火越烧越旺。

张元曾在一首《咏雪》诗里写道：

“七星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

——这哪是在写雪？分明是把自己比作天神下凡，率领百万兵将杀上九霄！豪气冲天，看得人热血沸腾！

可惜这样的人物，终究没能在大宋施展抱负。后来的事，有人说他一怒之下投了西夏……是非功过，后人评说不一。但那份壮志凌云，至今听来仍令人动容。

然而，满腔热血遭遇现实壁垒，他们只能借酒消愁。姚宗嗣在《述怀》中悲叹："踏破贺兰石，扫除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道尽了壮志难伸的愤懑。

苦思无路，三人决定另辟蹊径——投军报国！他们奔赴宋军驻地，却怕贸然自荐遭人耻笑。于是，他们刻诗于巨石，雇壮汉拖石绕营，自己则紧随其后，痛哭陈志，试图以奇招打动边帅。

这一"行为艺术"果然奏效，边帅召见了他们。然而，面对三人的才能，边帅却犹豫不决。张元、吴昊深感屈辱，愤然离去，径直投奔李元昊。姚宗嗣得知后急忙上报，边帅派人快马追赶，可惜二人已越宋境，再难回头。

姚宗嗣留在了边帅营中做幕僚，而昔日挚友却投奔了李元昊。自此，天各一方，再无相见。

此一别，竟成永诀。

另一边，张元与吴昊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兴庆府。二人深知李元昊乃非常之人，寻常拜见难入其眼，唯有出奇方能制胜。于是，他们择了宫城附近一处酒楼，痛饮终日，酩酊大醉之际，向店家借来笔墨，挥毫于壁上——“张元、吴昊，来此楼饮！”

此事很快惊动官府，二人于客栈被捕，消息亦传至李元昊耳中。李元昊心下暗忖：此二人行事狂放，必非庸碌之辈。遂命人押来，亲自审问。

殿上，李元昊目光如电，厉声喝问：“尔等何故来此？又胆敢不避朕名讳！”（元、昊二字犯其名讳）

张、吴二人毫无惧色，昂然答道：“有人连国姓都可弃之不顾（暗指李元昊舍弃唐皇所赐‘李’姓），何况区区名讳？”

李元昊闻言一怔，竟无言以对。片刻沉默后，他忽而大笑，知遇之喜溢于言表。当即以礼相待，委以重任。

李元昊逐渐对张元与吴昊委以重任，经常让他们参与核心机密决策。其中张元因谋略出众且性格刚烈，深得李元昊赏识，最终官至西夏太师、尚书令、国相等要职，可谓权倾朝野。

当宋朝得知二人投奔西夏后，立即采取怀柔政策，厚赐其家属财物，并授予张元亲属官职，企图招降二人。见效果不彰，又转而拘禁其家人。李元昊为彻底收服二人，精心策划了一场营救行动：派人假扮宋官，伪造诏书成功救出家属，待其安然出境时才大张旗鼓迎接。这一计谋让宋朝颜面尽失。

在张元等人的辅佐下，西夏对宋朝造成严重威胁。朝中大臣反思认为，科举殿试淘汰制度埋下了祸根，致使像张元这样的人才转投敌国。宋仁宗采纳谏言，改革科举制度，规定殿试不再淘汰考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元的叛变客观上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为后世考生开辟了新机遇。

与此同时，李元昊已建立起横跨东西、纵横万里的强大王国，与宋、辽形成鼎足之势，一个新兴王朝正在西北大地崛起。

李元昊啥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一步，眼瞅着要大干一场。可偏偏节骨眼上，没等来顺风顺水的好时机，自家后院先炸了——他最信任的亲叔叔嵬名山遇，居然反水了，转身投奔了宋朝。

这可不是个普通亲戚，是实打实的“自家人”。嵬名山遇，又叫嵬名惟亮，跟他弟弟一个管左军、一个管右军，手握西夏最精锐的兵权。他堂弟也是李元昊身边的红人。这一家子在西夏说得上话，地位高得不行。

可当李元昊摩拳擦掌要称帝、跟宋朝撕破脸开干时，嵬名山遇却站出来泼冷水。他说：“宋朝地盘大，粮食多，军队强。关中那地方富得流油，环庆、延安一带又是险要关口。咱们骑兵再猛，人家只要闭门死守，咱啃不下来。再说，牛羊卖不出去，贸易一断，撑不过两年，国内就得乱套。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藩属，年年拿赏赐，日子安稳，这才是长久之计。”

这话其实挺有道理，眼光也长远。可李元昊正处在“我要干大事”的亢奋劲儿上，哪听得进这种“扫兴”的话？尤其还是自己亲叔叔当头棒喝，面子上更挂不住。为了杀鸡儆猴，立威树权，他一咬牙：这人留不得，必须除掉。

李元昊已经铁了心要除掉山遇，但具体怎么动手，还得讲究个方式方法。总不能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去就砍人吧？

这天，李元昊把嵬名惟序叫到跟前，阴森森地说："你堂哥山遇要造反。你要是肯举报他谋反，等他死了，他的官位就归你。要是敢不听话，连你一块儿收拾！"

惟序实在不忍心陷害自己堂哥，转头就把这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山遇，让他赶紧想办法保命。

山遇一听就明白了，李元昊这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思来想去，他决定投奔宋朝避难。可弟弟惟永却摇头说："宋朝那帮人糊涂得很，根本搞不清李元昊在打什么算盘，肯定不会相信咱们。要是贸然投奔，搞不好会更惨。"

山遇心里也清楚弟弟说得在理，但眼下实在走投无路，只能赌一把了。他先派亲信去联系宋朝的金明巡检李士彬，商量投诚的事。接着去找老母亲独孤氏商量。

老太太倒是想得开："我都八十多岁了，跟着你们跑只会拖后腿。你们把我留在屋里，点把火送我一程，这样你们也能走得干脆些。"

山遇和惟永一听，当场就哭成了泪人。兄弟俩苦苦哀求母亲同行，可老太太死活不答应。

刻不容缓，若再迟疑，李元昊必会起疑。山遇别无选择，只得咬牙遵从母亲的决断。顷刻间，烈焰腾空——这无疑是人世间最崇高的母爱，而山遇的心，此刻想必正淌着血。

然而，悲痛已容不得片刻耽延。若再不走，恐怕再无生机，母亲的牺牲也将付诸东流。山遇强忍泪水，携妻野利罗罗、子阿遇及一众亲眷，连同珍宝良驹，星夜兼程，直奔大宋而去。

数日后，一行人抵达宋境保安军。知军朱吉见来者竟是李元昊叔父，深知干系重大，火速上报延州知州郭劝。

郭劝与钤辖李渭商议后，认为自李德明归顺大宋四十余载，为维系邦交，历来对党项来投者皆拒之门外。如今嵬名山遇来降，理当依例遣返。

山遇几近绝望。为表诚意，他抛出一则关键军情：“李元昊虽拥兵甚众，精锐不过八万，余者皆老弱残卒，不堪一战。”

话已至此，郭劝本该权衡利弊，却仍固执己见，甚至疑心山遇乃元昊诈降之计，竟下令将一行人尽数羁押。

为寻求一条生路，母亲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此地，却遭遇如此对待，山遇一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捶胸顿足，痛哭失声。惟永、惟序等人见此情景，亦难抑悲痛，纷纷嚎啕大哭，直呼冤枉。

然而这番真情流露并未打动郭劝，他仍下令监押韩周率兵将山遇一行人押返原籍。

此事传到李元昊耳中，着实令他惊出一身冷汗。作为西夏高层，山遇熟知军政机密，若投靠宋朝引兵来犯，后果不堪设想。深思熟虑后，李元昊亲率大军驻守宥州，调集各处兵马，严阵以待。

数日后，意外之喜传来：宋朝监押韩周押解山遇等人抵达宥州城外。

李元昊喜不自禁：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双方会面于镊移坡时，李元昊表面傲慢，实则暗喜。他故意刁难韩周："尔宋朝引诱我部叛乱，我今兴师问罪，岂能在此接收叛徒？理当在延州衙门前处置才是。"言外之意，是要兵临延州兴师问罪。

韩周闻言大惊，连忙解释宋朝并未诱降，是山遇主动投诚，如今特意遣返，以示诚意。经过一番巧言周旋，李元昊方才"勉强"接受。韩周自认为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殊不知这正中了李元昊下怀。

山遇明白，此刻任何挣扎都是徒劳，死亡已近在咫尺。为了保全最后的尊严，他试图平静地面对，但内心却翻涌着难以平息的波澜。

"母亲，孩儿不孝。若有来世，定当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随着李元昊一声令下，弓箭手万箭齐发，山遇父子应声倒地。这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就此陨落，举国上下无不为之哀恸。

宋朝在此事上的愚蠢表现，让李元昊彻底看轻了这个对手。如此懦弱的王朝，何足为惧？这更坚定了李元昊称帝的决心。

宝元元年（西夏大庆三年）十月十一日，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重臣的簇拥下，李元昊于兴庆府南郊戒坛寺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他身着龙袍，登上象征皇权的宝座，正式宣告"白高大夏国"（西夏语称"邦泥定国"）的建立，史称西夏。时年三十六岁的李元昊自封为"大夏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登基大典后，李元昊追封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葬裕陵），祖母野利氏为顺成懿孝皇后；追尊父亲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葬嘉陵），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同时册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长子宁明为太子。自此，雄踞西北的西夏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