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城里姑娘第一次去丈夫老家，看到连绵起伏的山，我愣住了

讲述人/方 凝撰写/情浓酒浓

(声明：作者@情浓酒浓在头条用第一人称写故事，非纪实，部分情节虚构处理，请理性阅读)

我叫方凝，今年五十八岁，出生在西安城区。父母都在国企单位上班，我是家中独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母亲从来没让我干过家务，在她眼里，我只要搞好学习就好。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我想帮母亲洗自己的红领巾，刚把肥皂打上，她就慌慌张张冲进来：“快放下！去看书！”

在母亲的督促下，我从小学习不错，也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高考填志愿那年，母亲把省外学校都用红笔划掉：“女孩子跑那么远干什么？万一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最终我进了西北大学，离家只有四站公交车程。

大四那年的深秋清晨，我拎着暖壶去开水房。晨雾里想着毕业论文的事，冷不防撞上个硬邦邦的胸膛。暖壶“砰”地炸裂，热水溅到我小腿上，疼得我当场蹲下身子。

“同学对不起！”清朗的男声从头顶传来。我抬头看见个穿发白蓝衬衫的男生，他手里提着五六个颜色各异的暖壶，像棵挂满果实的树。他慌忙放下暖壶，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按在我腿上：“我马上去校医院给你拿药！”

那天我知道了他叫陆正阳，物理系大四学生。室友小莉告诉我，这个农村来的男生承包了整栋男生楼的热水供应，每壶收费两分钱，周末还在批发市场搬货。“他可是咱们学校的传奇人物，听说学费都是自己挣的。”

第二天傍晚，陆正阳真的带着新暖壶在女生楼下等我。夕阳给他镀了层金边，洗得泛白的衬衫领子挺括得像新的一样。“说好要赔你的。”他递来暖壶时，我看见他手掌上结着厚厚的茧子，“还有……要不这段时间我帮你打水吧？就当赔罪。”

从此每天清晨六点，我的暖壶总会准时出现在宿舍门口。有时旁边还搁着油纸包的芝麻烧饼，咬开能尝到温热的红糖馅。这些和城里男生送玫瑰、写情诗的套路完全不同，却莫名让人安心。

寒假前的雪夜里，他送我回宿舍时突然说：“我家在秦岭山里的陆家沟，全村就三十多户人家。”呼出的白气模糊了他的表情，“我知道配不上你，但……”话没说完，我的围巾就扫过了他的脸颊。

毕业那年，当我牵着陆正阳的手站在父母面前时，父亲直接把茶杯摔在了地上。“你知不知道农村什么概念？”母亲的声音在发抖，“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暖气，夏天满屋苍蝇……”

“正阳被留校了！”我攥紧他的手掌，“我们以后住城里！”

那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叛逆的事情，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和正阳在一起。我们工作三年后，手里有了些积蓄，打算结婚后租个房子。

1995年秋，正阳带着我回他老家见父母，并告知我们结婚的事。火车转中巴再换拖拉机，当司机指着远处灰黄色的山峦说“陆家沟就在山那边”时，我的胃突然揪紧了。眼前蜿蜒的土路像条皱巴巴的麻绳，零星散布着牲口粪便。山间潮湿的风裹着腐叶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远处山壁上裸露的岩层泛着青灰色，让我不禁想起母亲描述的“穷山恶水”。

正阳从行李里掏出双黑布鞋：“换上吧，我妈特意做的。”千层底软得像踩在云朵上，针脚密得能当尺子用。才走半小时，我的小腿就灌了铅似的。正阳背起所有行李，胳膊上还挂着我，活像只负重过度的骆驼。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在洗得发白的衬衫上洇出深色痕迹。

“歇会儿吧。”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揉脚，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吱呀吱呀”的声响。山道上转出一队人影，打头的老人推着辆绑红布的独轮车，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和两个妇人。车上的碎花棉被在风中微微颤动，像是跳动的火焰。

“是爸妈！”正阳突然挥着手跑起来。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辆独轮车越来越近，车板上铺着崭新的碎花棉被。

近了，我才看清公公满头白发，手紧紧握着推车，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婆婆快走几步，鬓角的白发被山风吹得凌乱，眼神却亮得惊人。

“闺女快上车！”婆婆一把抓住我的手。她掌心的茧子磨得我皮肤发烫，力道大得根本不容拒绝。我被七手八脚扶上“专车”，公公用毛巾掸我鞋底的动作，像是在对待什么易碎品。独轮车的木板还带着阳光的温度，碎花棉被散发出淡淡的皂角香。

独轮车“吱扭吱扭”响了一路。婆婆和嫂子一左一右护着，不断往我手里塞山核桃、炒南瓜子。路过陡坡时，父子三人喊着号子推车，脖颈上暴起的青筋在夕阳下泛着光。嫂子怕我颠着，用自己的胳膊给我当靠背；婆婆则不时伸手挡在我额前，替我遮住扑面而来的土粒。山风裹着柴火味拂过脸颊，我突然发现远处山坳里浮着缕缕炊烟——那团被柿子树掩映的灰瓦顶，就是正阳长大的地方。

走近才看清，老屋门前新铺了平整的石板，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和金黄的玉米。堂屋的窗棂糊着崭新的白纸，玻璃罐里插着的野山花开得正艳，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桌上摆着炒好的腊肉、香菇炖土鸡，蒸腾的热气里飘着诱人的香味。公公蹲在灶台前添柴，火光映红了他布满皱纹的脸；婆婆在厨房里忙碌，嘴里还念叨着“城里娃吃不惯粗粮，我又煮了白米饭”。

临走那天，婆婆从木箱底掏出红布包时，金属碰撞声清脆悦耳。“银镯子是祖传的，钱一部分是我们攒的，还有一部分是大家给你们凑的份子钱。”厚厚一沓钱用橡皮筋捆着，最大面额是一百元，最小的才两块。

“婚礼我们就不去城里了，省得亲家公不自在。”我注意到她袖口露出的手腕上，缠着褪色的布条——那本该是系在我手腕上的红绳，是山里迎接新媳妇的规矩。

返程那天清晨，婆婆往我包里塞了二十双纳好的鞋垫，还特地给我父母准备了土特产。走出去老远，还能看见她站在柿子树下挥手，蓝布衫被山风吹得鼓起来，像面褪色的旗。她身旁的柿子树上红彤彤的果实，仿佛是对我们以后日子的祝福。

回到家，我跟父母讲了我去公婆家的见闻，父母抹了抹泪，不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一晃几十年过去，现在我的儿女都大了，我也退了休。

上个月回去看公婆时，水泥路已经通到了老屋门口。婆婆的银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坐在太阳能路灯下给重孙女讲故事。我摸着手腕上的银镯子，突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坐在独轮车上手足无措的城里姑娘。当年红布包里的那一万五千块钱，后来成了我们第一套房子的首付。

如今每次看见玄关柜里那双千层底布鞋，就会想起婆婆说的话：“路再远，走着走着就近了。”这大概就是婚姻最朴素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