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秦始皇采药队伍三月到达高原腹地，从时间上看可能吗？

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和论争中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态。

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提倡学术争鸣，是光明日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明日报曾进行过多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学术争鸣，如《兰亭序》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古人“胡子”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吸引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学术普及的作用。

6月8日，本报11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引发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学人广泛关注，在公众中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热烈，持论各异。本报特就此话题继续征集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哪怕观点迥异，均十分欢迎。

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勉旃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

围绕“昆仑石刻”的探讨，维度丰富。本期学术争鸣，刘瑞撰文《新见秦五大夫翳刻石初探》综合分析了“昆仑石刻”的性质、命名方法，解读了相关文辞及字形，认为石刻时代为秦的认识当可成立；侯光良撰文《从青藏高原古先旅行之例看采药昆仑时间之可能性》，介绍了冬季前往黄河源头的古代先例，证明秦代采药队伍可能在三月到达高原腹地；姜生撰文《“昆仑石刻”中“大夫”合文辨正》，进一步订正了石刻文字的释文。

真理愈辩愈明。本报提倡争鸣，对各种观点均提供充分阐发的平台。

来稿邮箱：gmklzm@163.com

新见秦五大夫翳刻石初探

作者：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仝涛先生《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公布了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开展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文章甫一公布，迅速引起各界关注。不少学者纷纷就石刻文字释读和时代等问题提出意见，也有学者对石刻真伪加以讨论。

从仝涛先生披露的石刻照片、摹本和释读看，其所作出的石刻时代为秦的判断当可成立。因缘际会，我想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就刻石中的一些问题略加铺陈续貂，求正于方家。

●石刻性质

仝涛先生判断，此次新发现的石刻“为摩崖之属”。

赵超先生在《中国古代石刻概率》中指出：“最早的摩崖一般是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在上面直接刻铭。到了东汉，就已经出现了对天然石壁加以修整后雕刻铭文的做法。甚至有在石壁上雕刻出一个仿照碑形的平面刻写铭文的情况，等于是把一个平面的碑移到了山崖之上。”他同时指出：“有学者认为在秦始皇的诸多刻石中就有摩崖存在。马衡就提出‘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依此，新发现的秦刻石属“摩崖”的判断当可成立，不能以后代摩崖形制规整而反向“穿越”判断其真伪。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文献记载，秦统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峄山、泰山、芝罘、东观、琅琊、碣石、会稽等7处刻石。目前尚存的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均残缺过甚，其中保存略好的琅琊台刻石可能“已经是唐代的复制品了”。赵超先生指出：“秦刻石的众多摹本书体与秦人原刻相差甚远，缺乏秦篆韵味。”因此，不能以后代“失真”的摹刻本，来对新发现石刻进行真伪“鉴定”。

需指出的是，无论最早的峄山刻石，还是最后的会稽刻石，都是秦最正式的官方石刻文书，由丞相李斯等当时最高级的“书法家”书丹，目的是“颂秦德，明得意”。而新发现的石刻，其团队虽由“皇帝”派遣，但负责此事的“领队”只是秦二十等爵中列第九级的“五大夫”，无论出行等级、出行规模，还是人员构成，都不能与峄山等7处秦刻石相比。新发现刻石是五大夫翳让人刻下来记录自己一行“到此一游”式的题记，因此一些文字刻写不尽如传世峄山刻石等“精致”“完美”，但并不能以此为据而否定之。

●刻石之名

仝涛先生论文题目称新发现刻石为“采药昆仑石刻”，正文称其“黄河源石刻”。这两个命名都有不当之处。

无论称“黄河源”或其简称“河源”，既可以被理解为一很大地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精确之点，存在“歧义”。且如刻石所记，此处距河源“星宿海”还有“一百五十里”，说此为“河源”或“黄河源”并不准确。

释读“采药”中的“药”字残泐，是否为“药”尚存疑，时间“廿六年”也存在其他可能，均不宜用来命名石刻。从峄山到会稽的7处秦刻石均以所在地为称，若依此例，“昆仑刻石”当为首选之名。但现在石刻“昆”字仅残存上部“曰”，是否为“昆”暂可存疑，故“昆仑刻石”之名还需更多资料。在多种命名可能性都被排除的情况下，或可依发现地将其命名为“玛多刻石”或“扎陵湖刻石”，或可依人名将其命名为“五大夫翳刻石”，也可加时代为“秦五大夫翳刻石”。我本人更倾向于以“秦五大夫翳刻石”名之。

●“皇帝”

“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嬴政，后被历代王朝继承为天子专名。在湖南湘西里耶J1出土的8-461号更名木方中，有不少内容反映出秦统一后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对“皇帝”一称的重视。同时，木方还记载了对“皇”字书写的强制规范。秦统一之前“皇”字上从“自”，而统一后由“自”改“白”。

“秦五大夫翳刻石”之首的“皇帝”二字，不仅与传世峄山刻石中的“皇帝”写法相同，且与秦诏版、秦更名木方中的“皇帝”写法相同，均遵从秦统一后“书同文”规定用“白”不用“自”，且在“皇”字下面“王”的书写中，靠上两横明显接近，最下一横则相距较远。当然，“帝”字的写法也高度相似，体现出它们具有共同的时代特点。

若以其与秦“皇帝信玺”封泥、汉初“皇后之玺”玉印、南越国“文帝行玺”金印中的“皇”“帝”写法对比，同样文字的书写依然近同，反映它们时代相近。但若细究而言，“秦五大夫翳刻石”、秦诏版和里耶更名木方中“皇帝”二字均明显细长，与玺印、封泥中的文字追求方正的风格略异，这当然进一步显示出“秦五大夫翳刻石”与秦诏版、秦更名木方的时代相近。因此，从“秦五大夫翳刻石”中“皇帝”二字的书写情况看，该刻石时代为秦的认识当无疑问。

“秦五大夫翳刻石”发表后，其以“皇帝”二字起首的方式引起学者关注。有学者提出秦时的刻石体例应以纪年为始，据之判断刻石与时例不合。但若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上述认识并不全面。虽秦时确实存在以纪年文字为刻石辞首的体例，但与此同时，秦同样有不以纪年为首的辞例。如秦峄山刻石以“皇帝”起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泰山刻石、会稽刻石以“皇帝”起首，均与“秦五大夫翳刻石”的体例一致。

因此，“秦五大夫翳刻石”以“皇帝”为首的辞例不仅不能断其为伪，反而是其时代为秦的当然证据。

●“方囗”

“秦五大夫翳刻石”摹本和释文公布后，很快有学者指出“方士”当为“方技”。

从文字书写看，“秦五大夫翳刻石”中“方”字的写法，与秦峄山刻石中“方”、秦封泥“西方谒者”“方渠除丞”等中的“方”字写法高度一致，释为“方”当无疑义，且是其时代为秦的内在证据。

但从秦封泥“卫士”“卫士丞印”“走士”“狡士之印”等中“士”字的写法看，摹本中“士”的写法与其均有明显不同，释“士”当可存疑。

从“秦五大夫翳刻石”的文字刻写看，“方士”二字相距甚近，“方”字居中，读“士”之字残泐严重。从残字看，尚存笔画偏左而位于左右结构字左上，断其为“支”（通“技”）有一定道理，当然也存在读为其他的可能。

不过无论如何，释“方士”的认识和由此而出的判断应不再考虑。

●“采药”

对“秦五大夫翳刻石”释读中的“采药”一词，有学者认为其不见于文献，故对刻石时代提出疑问。查核文献不难发现，“采药”于秦汉文献中并不罕见，如《汉书》“复谴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入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等。

从秦封泥的已有发现看，秦时设置大量“采”类职官，如“采银”“采珠”“西采金印”“隍采金丞”“采青丞印”“采司空印”等。此外，在传世秦印中亦有“采金府印”。这些职官均不见于传世文献，因此刻石中新出现“采”类职官并不奇怪。

“秦五大夫翳刻石”中的“采”字，与秦封泥“采银”“采珠”“西采金印”“隍采金印”等的“采”字高度相似，时代相仿。

刻石释为“药”字的上部残泐，仅存“乐”，摹本仅摹“乐”。按传世秦印有“药府”，秦封泥有“御药”，里耶古城J1出土简牍中亦有“药”字，均为上下结构。由于刻石“乐”字之上残泐且无残存笔画，故此字释“乐”亦有可能。

在传世和出土秦文献中，都有不少“乐”类职官。秦封泥中有“乐府”“乐府丞印”“外乐”等大量“乐”类封泥，其“乐”字写法，“栎阳”“栎阳丞印”等封泥“栎”字右半“乐”字的写法，均与刻石“乐”字相同。因此若不考虑其他问题，从摹本出发，释其为“乐”字当可成立。释“采药”是一可能，读“采乐”同样应是又一可能。无论读“采药”还是读“采乐”，这个词最可能是“职官”，其次才是职官从事的采药或采乐行为。当然，基于同样原因，“采药”或“采乐”前的“方囗”，同样存在是“职官”的可能。

●秦之西方

在“秦五大夫翳刻石”发现之前，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所揭示的秦人西行所达之地都相当有限。以往学界一般认为，秦疆域西至临洮。发现“秦五大夫翳刻石”的扎陵湖，与临洮的直线距离约600公里，与秦咸阳城遗址的直线距离约1050公里，可谓秦向西极远之地。

在已发现数量和种类都甚为惊人的秦封泥中，既有“谒者之印”“谒者丞印”“中谒者”“中谒者府”，也有“西方谒者”“西方中谒”“西中谒府”等三职官。从封泥简称的情况看，“西方中谒”应是“西方中谒者”简称，“西中谒府”为“西方中谒者府”简称，均与“西方”有关。虽学者对秦封泥“西方”内涵的分析因文献无载而久难定论，但从其以“西方”名“谒者”官的情况看，该谒者所负责的可能是来自秦统治范围以西区域“宾客”的各项事务。秦设有司负责“西方”宾客，表明了秦与其统治区域以西之间的交往有相当规模。

从“西方谒者”等封泥的形制看，其印面均未采用秦统一之前已基本高度一致的十字界格，显示其时代明显偏早。因此相关职官的设置也应明显偏早。秦对统治范围以西地域的了解和探索，应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石刻研究中，传世和考古发现都体现出秦人有着领先于其他诸侯国的悠久石刻传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秦“与其所处地区与西北游牧部落紧邻，并且容易接触到西方传来的一些风俗与技术有关”（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也就是说，秦人的刻石传统来自西方——是秦很早与广阔遥远西部区域互动的明证。虽然今天扎陵湖畔仍甚为偏远，但我们对于两千多年前那里出现一支来自咸阳的队伍，其实不用有过多的惊奇。

《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载，“黑水、西河惟雍州……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是为序”。虽学界对此处的“昆仑”所指一直有不同意见，但可以看出“昆仑”与秦人所居雍州间存在密切关系。随着“秦五大夫翳刻石”的发现，一系列有关昆仑的认识当有新的突破。

●余论

从发表的“秦五大夫翳刻石”照片和摹本、释读看，其原有规格当与今天所见不会相差多少，刻石整体保存甚为完整，这是一非常难得的事情。

当然，从刻石的照片和摹本不难看出，刻石上部很多字的字口因石头崩裂而有不全，刻石右下部有一块曾刻字的石块已然不存。这些残缺可能主要出于自然力量的破坏，期待能尽快在石刻周围开展一次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将历史上一次次破碎散落的残破石块“尽数”找回，逐步“拼缀”以求成完璧。

从青藏高原古先旅行之例看采药昆仑时间之可能性

作者：侯光良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

关于秦五大夫翳携方士采药昆仑，石刻言及“三月己卯车到此”。考虑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为全球海拔最高、自然环境最为严酷的区域之一，高海拔引起的缺氧、寒冷、干燥、大风、强辐射等极端环境，确为人类活动不利因素。采药队伍三月到达高原腹地，那里还是一片冰雪，乘车会不会很难到达扎陵湖畔？这涉及依靠畜力驱动的历史时期，高原长途旅行的季节适应性问题。可以从青藏高原古先旅行之例，提供一些有助于思考判断的旁证。

根据藏客（来往于唐蕃古道的商旅）回忆和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872年在青海的调查，清代从青海丹噶尔（湟源）到拉萨，全程共约1600公里，交通畜力分为骆驼和牦牛，骆驼每天约走30公里，费时约两个多月；牦牛要慢些，大约要走四个月。藏客一般从当年9月中旬从丹噶尔出发，到达拉萨的时间约为11月中旬，次年2月份再踏上返乡的旅程。也就是说，当时的藏客旅行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这是因为高原上湿地溪流遍布，春秋两季气候尚冷，地面上冻，有利于队伍通过被冻结的湿地与溪流地面。至于夏季，气温相对较高，冻土融化，遍布的湿地和溪流成为通行的障碍，反倒不利于旅行。当然，夏季植被茂盛，可为牛马骆驼等牲畜提供便利的草料供给，因此夏季可以在高原旅行，却并不是最适合的季节。

清乾隆四十七年《黄河源图》局部

至于冬季是否可以在高原旅行，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清代乾隆年间，为驱逐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将军福康安1791年12月26日从西宁出发，带领随从约30人，途径黄河源、巴颜喀拉、唐古拉，进入西藏界内，连遇风雪，粪草缺乏，马力更疲，且多倒毙，最终于1792年2月12日到达拉萨，耗时接近50天。事后当地人告诉他，藏客等走这段路，需要120天至130天，与之对比，可谓神速，福康安甚是得意。这也反映出高原冬季旅行的优点，地上完全冻结，利于快速通行，缺点是补给不佳，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急行军，冬季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随后海兰察等带领士兵从西宁出发，沿着这条路，于2月至4月（闰月）中抵达，路上耗时约3个月，也较藏客速度更快。再如普尔热瓦尔斯基1872年12月4日从柴达木盆地南缘都兰宗加出发，翻越昆仑山东支布尔汗布达山，经黄河源，过巴颜喀拉山，于1873年1月22日抵达通天河畔（木鲁乌苏河），原计划目的地为拉萨，但因盘缠不足，被迫于1873年2月中旬返回柴达木。最极端的当属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一行，为开辟新路线，于1889年11月17日从新疆若羌一带出发，带领由6名探险队员、数名雇工共十多人的探险队伍，翻越阿尔金山、祁漫塔格山、可可西里山、唐古拉山，耗时约3个月，1890年2月15日到达纳木错。他的行程不仅选择在平均气温零下20℃至零下30℃严寒的隆冬，而且穿越著名的无人区藏北高原和可可西里，中途缺乏补给。代价是两名驼工在旅途中因高原反应而去世，到达念青唐古拉山时，驮运行李的马匹和骆驼全部死亡。原计划目的地是拉萨，但未得到地方政府允许，改道那曲、类乌齐、昌都，最后于1890年6月24日到达高原东部打箭炉，终于走出青藏高原。

可以看到，对于历史时期高原长途旅行来说，四季皆可，视目的和紧迫程度而定。具体来说，普通旅行春秋较佳，特殊任务或紧迫的急行军适合冬季。从旅行速度来看，大致每日10公里至30公里。至于秦代的五大夫采药昆仑队伍，到达扎陵湖的时间应为公元前210年4月中旬，这既与高原普通旅行季节大体一致，也符合赴昆仑山采药的季节需要。高原腹地生长有许多珍贵的药用植物，春季正是植物即将萌芽的季节，采集药用植物应是采药队的重要目标。假设采药队伍每日行驶20公里、咸阳至扎陵湖1500公里计，则采药队伍从咸阳出发到达扎陵湖，推测需要两个半月。如此，采药队伍从咸阳出发时间应为公元前210年2月初，这时尚在冬季，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秦始皇对于采药昆仑的紧迫性。

“昆仑石刻”中“大夫”合文辨正

作者：姜生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青海果洛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海拔约4308米沉积岩上发现的秦始皇三十七年五大夫翳所作36字采药昆仑刻石，作者根据实地考察及高清照片，曾识其文曰：“皇帝使五大=（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秦昆仑刻石考》，见《文史哲》2025年第3期封2-4）今据原石观察拍摄亿级像素图片资料，就其部分刻字之识别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及释文订正。

石刻观察之要，在于识别区分自然“石纹”与人类以工具用意凿刻之“人文”的痕迹特征。石刻的字口形态，难免受到石面状况、凿刻效果和自然风化剥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较为理想的方法，是在自然光照条件下，利用不同时刻光线移动对字口不同方向构成的阴影变化，观察识别凿刻之字口形态。

刻石所在立面顶部断面边缘，石质脆弱，易于风化、破碎、剥落，究难为治；盖以其粗糙，易为观者忽略。然而，对比自然光下不同时刻所摄多组高清原石照片，仔细辨识，在此前所识“大=”合文“（见图1）”的正上方，立面顶部边缘略微后仰的小块糙石区域，发现作为文字笔画部分的凿刻刻痕：实际上，这里所刻并非无头的“（见图1）”，而是刻出了“夫”字顶部的“＋”部分，且刻痕明显，比较规整，构成秦篆“夫=”合文“（见图2）”的应有形态。

按“夫”字，说文小篆作“（见图3）”（《说文解字》夫部，中华书局，1983年，页216上）；岳麓书院秦简作“（见图4）”〔柒，一.0485，陈松长等《岳麓书院秦简（肆—柒）文字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页501〕；传抄古文字作“（见图5）”或“（见图6）”（汗目、四1.25道，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线装书局，2006年，页1036）。“大夫”合文，秦简所见，作“（见图7）”或“（见图8）”（法156、秦179，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225）；楚简之例，作“（见图9）”（141秦大夫，李守奎等《包山楚墓文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562）；上博藏战国竹书，作“（见图10）”或“（见图11）”（4.8.25、6.9.8，饶宗颐主编《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812）；马王堆汉墓所见，作“（图12）”（春7.1，刘钊主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中华书局，2020年，页1592）。刻石的“夫=”合文写法符合其时代特征。这里顺带说明，秦二十等爵制，“五大夫”居第九等，其爵位高于被汉高祖指称“高爵”的第七等“公大夫”和第八等“公乘”。

刻石采取的直接在粗糙表面凿刻文字的做法，尚见于“采”字的右下部分（其上“（图13）”部首本亦刻于立面顶部粗糙边缘且已剥蚀过半），“药”字的上半部分，“年”字大部，以及“十”字等。此外，通过不同光照下多组高清照片的对比观察，可见“臣”字残存部分笔迹清晰，可以确认。

至此，刻石的三句释文可订正为：“皇帝使五夫=（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

予观其石，人为打磨工夫、规划用心似有不足，甚至将部分笔画延伸凿刻至石质较劣的立面外缘区域。盖五大夫翳等湖边休整给养，临时起意留题而已；且湖畔可用之石难觅，而高原环境恶劣、人员设备工时有限，较之东部几处始皇敕命之作，自不可同日而语。

“昆仑石刻”是可直接观察的摩崖题刻类史料，其性质乃属秦代历史认知问题。刻石文字表明，翳等尚未到达预定目的地，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想象和探索的空间。学人固可发挥主观想象力，然而一切学术的出发点，首先是掌握原始证据，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基本逻辑；同时学术论证自当坚持不可假设的史学基本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