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经济学：一位三十四岁新郎的五年实践报告

一、独身主义的破产

七八年未见的老友来访，谈及婚姻状况时连连摇头。这位三十五岁的"资深光棍"恐怕想不到，坐在对面的我——当年最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如今膝下已有一双儿女。五年前我以三十四岁"高龄"入城结婚，恰如一个谨慎的投资者终于入场，背后是长达十年的风险评估。

独身时期的精算堪称严苛：月薪六十元中要挤出二十元给老母，十五元存进银行，剩余二十五元刚够在北平城里维持体面。经济学家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但独身主义者必须考虑在死亡来临前，积蓄能否跑赢通货膨胀。1935年法币改革时，我那些银元储蓄瞬间贬值三成，这记闷棍打醒了我的经济幻想——个人的风险抵御能力，终究敌不过时代的风浪。

二、婚姻合伙制的盈亏账本

朋友们当年的说辞犹在耳边："两个人的开销不过添双筷子"。如今我要用五年账簿揭穿这个美丽谎言。婚后的开支曲线犹如北平的骆驼队——稳步上升且附带铃铛声响。太太的旗袍料子比我的长衫贵三成，双人电影票价比单人票总和多两角，就连去东来顺吃涮肉，她调的芝麻酱总要额外加个鸡蛋。

生育带来的财务地震更令人瞠目。协和医院的接生费相当于我三个月薪水，奶粉钱比烟酒开支高出五倍，而当虎妞出水痘时，当铺老板已经认得我的怀表。民国二十年的统计显示，北平四口之家年均支出需四百二十元，而我家账簿上的数字正向着这个标杆英勇迈进。所谓"夫妇同心其利断金"，倒不如说是"两人挣钱四面漏风"来得贴切。

三、家庭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难题

婚姻这家特殊合伙企业在管理上充满东方智慧。我们发明了"阴阳董事会"制度——她主管米缸菜篮，我执掌书桌账房；遇到添置家具等重大决策，则需召开临时股东会。老舍在《离婚》中写道"夫妻之间得讲民主"，我们却发展出更精妙的"有限民主制"：小事她做主，大事我拍板，但五年间从未发生过需要界定事态大小的事件。

育儿部门是真正的权力中枢。小儿的啼哭能瞬间重组家庭优先级，女儿的撒娇可轻易突破预算上限。我常想起经济学老师说的"沉没成本"——当你在孩子身上投入了五年的金钱与精力后，即便知道将来可能血本无归，也只能继续追加投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北平城里再精明的商人，在子女面前都会变成慷慨的慈善家。

四、婚姻市场的逆向选择

关于择偶标准，我的实践结论可能要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皱眉。那位在女子师范教书的刘小姐，能背诵《浮士德》却分不清菠菜时价；银行经理的千金谈得起英国议会制，但煮的粥总带着焦糊味。最终我选择了西四牌楼布庄老板的二姑娘，她能在打算盘的同时哄睡哭闹的婴儿——这种复合型人才，才是婚姻市场上的硬通货。

这并非向传统投降。当胡适之先生们高呼"娜拉出走"时，北平胡同里的主妇们正在实践更务实的女性主义：既管理家政财政，又暗中影响丈夫的思想。我的太太用省下的菜钱给我买《新青年》，这种"曲线启蒙"比任何女权宣言都更有穿透力。

五、存在主义的终极结算

如今回望，婚姻像一笔无法用复利公式计算的投资。账簿上的赤字实实在在，但深夜归家时窗棂透出的灯光，孩童绕膝时的嬉闹，这些无法折现的温暖却构成了生命的"隐形资产"。经济学家费雪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而婚姻何尝不是由无数细碎事件串联起的生命之流？

那位仍坚持独身的老友临走时，看了眼正在院里追皮球的虎妞。小丫头冲他咧嘴一笑，露出新换的门牙。我分明看见这位哲学系毕业的硬汉，眼角闪过一丝动摇。或许婚姻经济学最妙的悖论就在于：当你算清所有成本时已深陷其中，而正是这种"不理智的投入"，让生命有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