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文明重构

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的这座伟大的城市有很多为人所知的名字。对斯拉夫人来说，它叫沙皇格勒(Tsargrad)，意思就是皇帝的城市；对北欧人来说，它就叫米克拉加德(Myklagaard或Micklegarth)，意为伟大的城。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拜占庭，这其实是该遗址上旧定居点的名称；对新罗马来说，它首先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upolis)，即于公元330年在那里建立了新帝国首都的皇帝君士坦丁的城市。对于这个新名字，帝国东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穆斯林则以Kostantiniyya或Kustantiniyya的形式使用。

最常见的是，拜占庭人满足于简单地把他们宏伟的首都称为“城”(hê polis)。这个词可能是另一个名字的基础，即早在10世纪的穆斯林历史和地理著作中就出现了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这个名字的词源颇有争议：最为广泛接受的解释来自短语eis tên polin，意思是进城，穆斯林可能是从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希腊邻居那里听到了这种说法。尽管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广泛使用 “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但奥斯曼帝国官方并未使用。作为Istanbul这个词的颇有想象力的变体，Islambol(意思是满是伊斯兰)这个词曾一度出现在奥斯曼人的硬币和文献中。但对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苏丹而言，从征服君士坦丁堡到帝国垮台的漫长时间里，他们更倾向于保留Kostantiniyya这个名字，并将其与诸如 “君主之家”(Abode of Sovereignty)和 “幸福门”(Threshold of Bliss)之类的诗意名称变换着使用。直到1930年，“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才正式取代了 “君士坦丁堡”。

然而，许多世纪以来，对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使其成为帝国首都和文明中心的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坦布尔”才是他们对这座伟大城市的共同称呼。

1630年，巴尔干出生的宫廷官员考初贝伊向苏丹穆拉德四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为了给他的君主以指导，他在备忘录中检视了奥斯曼国家和社会的弱点，正是这些弱点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自苏莱曼大帝以来就衰落了，考初贝伊就如何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崇高的苏丹国的王朝(愿它一直得到永恒恩典的保护)是由热心的、善意的和称职的乌莱玛，以及服从的、谦逊的和心甘情愿的奴隶来侍奉的。今天，事态已经改变，邪恶、骚乱、煽动和分裂已经泛滥成灾，我努力找机会观察这些变化的原因，并使其上达天听……首先，皇帝陛下须知，王权和共同体良好秩序的起源以及信仰和王朝基础的稳定，靠的是紧紧抓住伊斯兰律法的坚强绳索。此外，让帝国的关注和恩惠给予那些掌握着宗教的人，他们以耐心和知识处理真主委托给皇帝的事务，还要重视的是那些在 “圣战”中牺牲的士兵。愿陛下恩待各阶层称职的人，并藐视那些不配的人。

考初贝伊用华丽的文字描绘了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鼎盛，但他小心翼翼地指出，也正是在苏莱曼的统治下，最初的衰弱迹象出现了，这导致在其继任者统治之下王朝迅速衰败。他将这种衰落归因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个是苏丹放弃了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从而切断了权力来源与被委托行使权力的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亲密关系。第二个是大维齐尔职位的贬值，他不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行政经验和个人功绩的阶梯而上升，而是依据宫廷的偏好来任命和操控。由于没有能力或尊严，大维齐尔随时可能被立即解职，甚至被处死，从而使这个职位声名狼藉。由于苏丹的缺席，以及大维齐尔变成了侍从，后宫干政的路被打开了，妇女、宦官、寄生虫、投机者和各种攀附权势者粉墨登场。就连是皇室和禁卫军团也腐败了：

在帝国的后宫，与律法相对立的情况出现了……那里的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他们是籍籍无名的骗子、酒鬼和城市贱民，土库曼人、吉卜赛人、鞑靼人、库尔德人、外国人、拉孜人、游牧民、赶骡子和赶骆驼的人、搬运工、糖浆供应商、劫匪和小偷，以及各种其他人，所以，秩序和纪律已经被破坏，法律和规矩已经不复存在……

不负责任的宠臣当权，反过来打开了腐败的道路，这种病态如果不加以控制，必将摧毁奥斯曼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当官和升官现在靠的是裙带关系或金钱；官员的任期短暂而不稳定，在其位者既无能，又不称职。

在苏莱曼去世半个多世纪后，考初贝伊写下了这份备忘录，他仍然把先前的这段时期看作是一个邪恶的插曲，希望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能够阻止帝国的衰落，恢复帝国的伟大：

那时，信仰的敌人看到了我们良好的秩序和稳定，就会在无助的恐惧和嫉妒中说：“奥斯曼家族60年来一直沉睡着，但现在他们完全清醒了，并开始弥补过去的不足。”

但是，尽管有一些偶尔的复兴，衰落还在继续，以至于到后来的记录者那里，逐渐出现更为悲观的声音。“因为我知道我的建议很难被实施，”卡提布·切莱比在谈到他自己于1653年写的改革备忘录时提道，“我没有再为此烦恼。但未来的某个苏丹会意识到这一点，并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这将给他带来最好的结果。”

17和18世纪的奥斯曼政治家与作家仍然在回顾逝去的黄金岁月，并认为拯救帝国的唯一希望是恢复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律法，恢复奥斯曼家族纯粹、古老的传统。1792年，当苏丹塞利姆三世向许多著名的奥斯曼人询问如何拯救帝国的建议时，许多人仍然给出了相同的答案。然而，有一些人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改革和革新的道路，通过这样的道路，土耳其人民将经历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崩溃，并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