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说马鸿逵抓丁当兵后很怕士兵逃跑，睡觉时都要把士兵裤子收走

马鸿逵的名字，宁夏人很难忘吧？1930年代的银川，楼房刚刚盖起，黄沙未停，市井里已是头顶几重压抑。假如你真的往那年月的南柳树巷一瞧，《大公报》分馆挤满了想寻一点外界消息的男人。当时的赵子明，孤身一人穿过荒凉的石嘴山、平罗来了。他说是谋生，真却是工作受了“损伤”，换个地方继续走。

赵子明没带什么行李。小时候也许就没想象到，长大后自己的东西能随随便便地让人从旅店拖到报馆。刘梦仙倒是仗义。这人好说话，底子里多少有点“江湖帮工”的意思。赵子明在陌生的城里落了脚，不外乎能吃口热饭，得了个安稳觉，没人再管问他。

偏偏他还不只是拉家常那么简单。暗地里，联系上了在北京的王森，写了信。只不过信写得不像信，“生意好做”那几个字，是给组织写的给外人可不是。他不是做买卖的，哪里来的发财机会？

**彼时的宁夏，马鸿逵说是一方土皇帝，也不稀奇。**地方的事，他掌着兵，别说普通老百姓，连南京派下来的特派员，跟他都别有间隙。王含章时不时瞅他一眼，半是提防，半带厌倦。两边能齐心的时候，基本就是抓共产党——剩下的全都各过各的。

马鸿逵让兵变得比谁都多。老百姓只得生生砍断手指头、刺瞎双眼逃丁。你能想象吗？晚上，士兵裤子都被收了，不许随便大小便。排长站在外面，哪里是当人使唤？逃兵被逮回来就杀。真是，谁也不敢乱动。

税赋更别说。烟、大烟都要种，没得挑，摊派一来，谁敢有怨？但说起来，马鸿逵对本地人也未必全是死心眼。他做的这些，是怕下面反了。可人心焉能真控制得住？

赵子明在这样的夹缝下转圈。他拿了宁夏警察局的行医执照，不巧吗？正赶上孙殿英攻宁，马鸿逵军里的伤兵堆了一屋。他赵子明是个外乡人又是医生，被拉去当医院医官。三十块银元又算什么？可进了这环境，还真就不一样。

雷鼎三那会儿是马英才旅的副官，上下每天都得和赵子明说话。这个雷，看着老实，实则不简单。聊着聊着，两人就谈到了局势，局外源源不断地又传递些消息。雷后来突然跑到赵子明家，声称“我是党员，想找组织，你千万别随便说话。”赵子明不接话茬，他只暗自记下。倒也好，从此马鸿逵军的动向，他比谁都清楚。

同样一张脸，尹有年跟雷鼎三完全不一样。这个人原是河北饶阳县人，大学毕业。沾了关系谋得译电员的好差事。可是他偏偏不安分。赵子明和他在分馆认识，几句话下来，这人就说：我得参加革命。赵子明笑了，劝他算了，这好差事不干可惜。结果第二天，人家辞职不干，还换了身便衣来找他。狠下心，这人是真的要做到底。

这种人，有时候反而比多年的同志还可靠。赵子明干脆让他去武威分销《大公报》，掩护下搭起阵地。尹有年干事能力强，很快团结起学生青年，最后真的成了武威地下党的开拓者。这种局外人下场往往比局内人更为激烈。小地方的风云，说变就变。

很快，谷景村带着新队伍到了宁夏。党组织又有了据点。这会儿刚稳，赵子明弃医种菜，在蝗虫庙附近租地。说是种菜，实则开辟农民关系——你见过哪个种菜的从早到晚都结交周边贫农？赵子明还给人当老师，教人子弟。李云清入了省盐务局马继德家里做英语老师。人家燕京大学出身，这活儿干得其实很潇洒，讨马家人的欢心。

事情只会越变越乱。李云清身份终于被查出来，北京国民党宪兵发来电报，让马鸿逵逮人。赵子明被抓，连带着老婆、房东、分馆的老友刘梦仙全部搭进去，敌人满屋子找文件，搜出来也只有点《南腔北调集》。没什么物证，只能硬揍。皮鞭抽打算啥，灌煤油，这可是活活要人命。

夜审室里，几个领导轮番变着法儿套话，要赵子明认罪。赵子明怎么说？“种菜比当医生挣钱多。”这理儿放今天都有人认。别人问看什么书，他说通过邮局、政府都查验过的，为什么今天又“禁止”？审讯的人没办法，只能动刑。其实这一招，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烦了。

不少人认为，在马鸿逵的地盘，你要是真没罪也得被安出个罪名来。可这里就有意思了。马鸿逵那天深夜审赵子明，说：“共产党只要别在我地盘活动，我不管。”话是这么说，可抓了人又不敢杀，放了又怕出事，李云清、雷鼎三被扣作“要挟”，进退失据。这是不是也能看出他的俗气一面？

王含章出场，和马鸿逵这种互相看不顺眼的关系，只能在“整治共产党”时装作统一阵线。表面上雷厉风行，实际上私底下都在盘算盘。

有人说，赵子明这样八个月出不了狱，外面日本特务却已开始频繁出现。马鸿逵一边对南京、对日本的来人客气有加，一边安顿着赵子明。谁也不信任谁，保人状多少张写了又写。刘梦仙弄了好几次也没法救赵子明出来。最终，还是靠商号经理董钟川、天宝金店等“有头面”的本地商人，七拼八凑才给赵子明保了出来。

保出来不代表自由，赵子明寸步难行。他老婆拉着孩子上告，马鸿逵推脱给省党部，党部又说“答应”，不过得人留在宁夏。真讽刺。

到这，风向忽然变了。外省新闻记者郭锡山进了银川。他曾留学法国，思想激进。雷鼎三熟悉他，托他救赵子明。郭锡山几句话、不出声色间帮赵子明伪造了记者委任，使其得以跳出宁夏。全家三口骑骆驼穿腾格里沙漠，1936年2月去了兰州。命就是这样留了下来。

其实现在回头再看，马鸿逵是不是恶人？有人骂他独裁；有人说，他镇得住局面。宁夏乱的时候，马鸿逵用铁腕防着南京，也压着地方。他让外人怕、让百姓苦，也让军内外都没安全感。但若是没有这么个人，地方是不是早已溃散？赵子明逃出生天，这一点都不稀奇；真正奇怪的是，为何这么严密的铁笼，还是漏掉了他。

细节里藏着逻辑：赵子明靠什么脱身？靠什么吸引同道？靠朋友、靠小小的暗号，靠对局面的随时判断。地下党并非钢铁的组织，大部分时候就是几个人，骑着骆驼、扛着贫寒，顾着活命和信念间穿梭。

这些人活得并不潇洒，也许琐碎、沉默、甚至妥协。“西医赵子明专治内外花柳等科”，这一行字挂着，实则是抬头缩影。他没法光明正大地讲自己是谁，只能低着头做点小事。谁也难说是对是错。但谁也不能说那年月活得有多体面。每一桩事后，谁还能说信心不动？

就马鸿逵，越琢磨越说不清。有人骂他独夫，世道不济时，“独夫”都不是最可怕的。倒是这种时局下，有一群像赵子明、尹有年这些人，对抗着时间留下来的残酷现实，也许才是中国历史里最耐琢磨的细节。

现在很多人爱说，乱世出英雄，可在马鸿逵治下的宁夏，更像乱世出的都是普通人。这种普通也许没有那么多高歌猛进，却在黄沙中绵延成了一条不得中断的暗线。

至于他们以后能走多远，结局好不好，其实那年代都不管。马鸿逵最终怎么样，也没人真在意。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