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陈碧莲执意与郑洞国离婚，晚年悔恨：那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

1952年，北京。 “碧莲，你再想想，咱们风风雨雨二十年，真的要走到这一步？”郑洞国望着眼前的妻子，声音里满是掩不住的疲惫。陈碧莲没有看他，只是轻声回了一句：“洞国，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是我实在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

一句“适应不了”，道尽了这对患难夫妻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无奈与辛酸。当时的陈碧莲，或许并没有完全想清楚，她这个决定，将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多么漫长而深刻的遗憾。而要理解她当时的选择，就必须回到四年前那座冰封的孤城——长春。

1948年的长春，对于守城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而言，无异于一座巨大的坟墓。蒋介石一纸电令，将他死死地钉在了这个战略要地上。其实，在解放军完成合围之前，深感大势已去的郑洞国本想借着胃病复发的机会，溜到北平“养病”，就此脱身。可他终究没能走成，在卫立煌乃至蒋介石本人的严令下，他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注定有去无回的差事。

随后的日子，简直是煎熬。解放军的策略十分明确：长围久困。城外的炮火并非最可怕的，真正摧垮人心的，是城内日益严重的饥饿。郑洞国眼睁睁看着自己手下的官兵和满城百姓，从最初的士气高昂，到后来的面有菜色，再到最后的奄奄一息。他曾数次发电报给南京，请求空投粮食，得到的却总是“长期固守”的冰冷命令。蒋介石让他把城内粮食收归公有，按人头分配，却不知城中粮价早已飞涨到钞票都买不到的地步。

十月，长春彻底断粮。城内一片死寂，昔日的繁华都市，此刻比任何荒野都更令人绝望。突围？谈何容易。士兵们饿得连抬枪的力气都没有，如何冲破解放军钢铁般的包围圈？这条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是条死路。而另一条生路——放下武器，却谁也不敢先说出口。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将领，郑洞国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想而知。

就在这绝望的时刻，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远在沈阳督战的蒋介石，亲自空投了一封手令，承诺只要他们能突出重围，他自有办法接应。这封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郑洞国心一横，下令全军突围。然而，命令下达后，最先行动的不是他的部队，而是曾泽生的第六十军——他们选择了起义。

这个消息对郑洞国的打击是巨大的。紧接着，他最倚重的嫡系部队新七军也停止了行动，城门大开，解放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就进驻了长春。转瞬之间，郑洞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意识到，自己为党国“成仁”的时刻到了。他整理好军装，伸手去摸枕头下的手枪，准备履行一个军人最后的“职责”，却发现手枪早已不翼而飞。

一群部下冲了进来，哭着劝他不要自戕。被众人半推半架地拥到楼下大厅时，郑洞国看到满屋子都是解放军官兵，他瞬间什么都明白了。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西柏坡的周恩来曾以黄埔师长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可惜由于城内混乱，这封足以改变他命运的信，最终没能送到他的手上。历史的阴差阳错，往往就在一瞬间。

长春的硝烟散尽，郑洞国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1950年，他受邀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席间，周总理关切地问他今后的打算，心灰意冷的郑洞国坦言想回乡种地。周总理却温和地开导他，说他还不到五十岁，正可以为人民做些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郑洞国先到上海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胃病，并于1952年举家迁往北京，出任水利部参事。从手握重兵的将军到新中国的一名建设者，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大。然而，他个人的新生，却伴随着家庭的解体。也正是在这一年，与他相伴二十载的妻子陈碧莲，以水土不服、无法适应北京气候为由，坚决地提出了离婚。

陈碧莲是郑洞国的第二任妻子。他的原配夫人覃腊娥，是一位传统的旧式女性，在郑洞国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因病早逝。之后，郑洞国经人介绍认识了年仅十七岁的陈碧莲。二十年的婚姻里，两人感情甚笃，无论战火如何纷飞，只要郑洞国驻扎下来，陈碧莲总会想方设法赶去团聚。可谁能想到，当一切终于安定下来，可以安稳度日时，她却选择了离开。

或许，对于陈碧莲而言，从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到一个“起义将领”的家属，身份的巨大落差和对未来政治气候的不确定性，让她感到了深深的不安。这种“水土不服”，恐怕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郑洞国几番挽留，终究没能改变妻子的决心，两人最终协议分手。

离婚后的郑洞国，在组织的关心下，生活逐渐走上正轨。1954年，毛主席甚至在家中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并嘱咐他：“你把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不久，经人介绍，郑洞国与顾贤娟组建了新的家庭，生活安定而幸福。

时光流转，到了七十年代，郑洞国的第三任妻子顾贤娟因病去世，而远在上海的陈碧莲，其再婚的丈夫也已亡故。听闻郑洞国恢复单身，陈碧莲动了破镜重圆的念头。她曾数次托人传话，家中的儿孙们也极力撮合，希望两位老人能重归于好。但每一次，都被性格倔强的郑洞国断然拒绝了。那道因抉择而产生的裂痕，终究是没能弥合。

晚年的陈碧莲，时常在与儿孙的相聚中，谈起与郑洞国的那段往事。她不止一次地对孙辈们悔恨地表示，与郑洞国共同生活的二十年，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而当年在百废待兴的北京，轻率地选择离婚，是她一生中所犯下的、最无法挽回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