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汉玉的文化精神《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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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从“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到“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三个展览，三年时光......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已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和良渚博物院合作的第三本图录。图录首次高清完整呈现汉代玉器从萌芽到鼎盛的全脉络，以材料、工艺和功用（包括观念和审美）三大单元，600余张科学影像传达汉代玉器料、工、形、纹之美。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特为《宜子孙》撰写长文：《汉玉的文化精神》，今全文分享如下。

汉玉的文化精神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子今

《说文·玉部》收124字。段玉裁注：“文百二十四，重十七。”此外，又有：“珏，二玉相合为一珏。”“班，分瑞玉。”“，车笭间皮箧也，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可知“玉”在汉代社会生活中有相当全面的文化作用。“玉”的生产、加工、消费、流通等发挥经济方面诸作用，同时其供奉、宝用、珍藏、欣赏等又实现文化方面诸功能，这些都是高等级的文明进程中的特殊表现，但是在汉代，玉在社会方面的影响可能非常广泛。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具有作为富贵象征的突出作用，“玉”在思想意识方面作为道德象征的意义也尤为重要。对“玉”的特殊爱重，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特殊表现之一。在汉代，对玉的珍爱尤为突出。可以说，对玉器遗存的关注、研究、理解和说明，有工艺史的意义，也有物质文化史的意义，而制度史、风俗史、生活史的诸多信息，都可以因此得到展现。当时的政治理念、信仰世界和美学追求，也能够通过汉玉的“精光”“美色”“新”“鲜”“英华”有所反映。

01

“瑞玉”“祭玉”：“玉”在天人之间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关于舜与尧的权力接递，说到“璇玑玉衡”的神秘作用：“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后又有“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的礼仪。“瑞”“班瑞”，也与“玉”有关。所谓“璇玑”“班瑞”等，字皆从玉。裴骃《集解》：“郑玄曰：‘璇玑，玉衡，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张守节《正义》：“《说文》云：‘璇，赤玉也。’”“蔡邕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并县玑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而强也。’郑玄云：‘运转者为玑，持正者为衡。’”注家所引汉儒诸说，体现了对“玉”在“天命”与人事之间神异作用的理解。《史记》卷二五《律书》最后写道：“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张守节《正义》说，“十母”即“十干”，就是天干十。“十二子”即“十二支”，就是地支十二。文化秩序的确定和遵循，是通过“旋玑玉衡”即“璇玑玉衡”实现的。天地间规律的认识乃至“七政”之“齐”，都离不开“玉”质“浑天仪”的使用。所谓“钟律”以及“建律运历造日度”，《史记》卷二五《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而“律”本身，按照司马贞《索隐》的说法，“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汉末以铜为之。”作为“物度轨则”“万事根本”的“律”，也曾经“用玉”。

鹰形玉珩

西安大白杨汉墓出土

西安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在上古时代的社会意识中，天象与观测天象的“璇玑玉衡”“旋玑玉衡”有对应关系。《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写道：“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司马贞《索隐》：“案：《春秋运斗枢》云‘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文耀钩》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属杓，魁为璇玑’。”司马贞《索隐》：“案：《尚书》‘旋’作‘璇’。马融云‘璇，美玉也。机，浑天仪，可转旋，故曰机。衡，其中横筒。以璇为机，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郑玄注《大传》云‘浑仪中筒为旋机，外规为玉衡’也。”

“玉”在天人关系中的神秘意义还有其他表现。

汉代礼仪用“玉”称作“礼玉”，按照功能或可析分为“祭玉”“瑞玉”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天子始郊拜太一”，“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言“天子始郊拜泰一”，同样“有司奉瑄玉”的记述，裴骃《集解》：“孟康曰：‘璧大六寸谓之瑄。’”司马贞《索隐》：“音宣，璧大六寸也。”“瑄玉”是形制确定“大六寸”的“璧”。以“珪璧”“恭祀天地”，是“奉承大业”的帝王必须进行的神学表演。有学者分析出土数量颇多的汉代玉璧的功用，指出首先用以祭祀。陕西华阴黄埔峪集灵宫遗址“出土诸多的玉圭和玉璧”，即“汉武帝祭祀华山”所用。

素面玉璧

1995年集灵宫遗址出土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京兆尹”条：“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山川祭祀用玉又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所见“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情形，张守节《正义》：“河、湫，黄河及湫泉”，“言二水祭时各加玉璧二枚。”当然也包括“汉水”。汉武帝“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有歌诗言“搴长茭兮沉美玉”，是特殊的以“玉”“祭河”的行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颜师古注：“湛美玉者，以祭河也。”又称作“沉玉礼神”。《说文·玉部》：“珑，祷旱玉也。”看来治水、“祷旱”都必须借助“玉”的功用。

考古人员在汉昭帝平陵与上官皇后陵之间发现一条宽5米的东西向道路。道路两侧曾经分别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间隔2米左右，每组玉器均由1件玉璧和四周环绕的7件或8件玉圭组合而成。圭的上端朝向璧。壁、圭均素面无纹。璧与圭的这种组合，应当与汉代帝陵的祭祀仪式有关。“玚，圭尺二寸，有瓒，以祠宗庙者也。”提示了“祠宗庙”用“玚”的制度。

玉圭、璧组合

1978~1980年咸阳市秦都汉昭帝平陵陵园内出土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玉器在汉代丧葬习俗中有较大的发展，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或称“丧葬用玉”。有的学者总结：“汉代的丧葬用玉主要有玉覆面、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镶玉棺。”

玉猪

西安博物院藏

“玉”在生人与死界、人世与仙境之间的特殊的神秘作用，通过墓葬用“玉”得以体现。《说文·玉部》：“琀，送死口中玉也。”据段玉裁注引多种典籍，可知“琀”的形制有所不同。“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陈列的徐州博物馆藏玉猪，既是丧葬实用器物，亦或有财富象征的寄托之意，同时也是精美的艺术品。

西汉 玉猪

徐州火山刘和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葬玉”体现了“玉”的神异功能与实用价值的结合。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提示我们：“西安岳家寨东汉墓、宝鸡东汉吕仁墓以及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墓均出土了雕刻‘五铢’二字的玉冥钱。”“玉冥钱”标识实用钱币的“五铢”字样，表现出死界与现世的密切关联。而西安理工大学汉墓出土的玉五铢钱“含在墓主人口中，作玉琀使用”，也体现当时认为玉有利于死者尸身保全的理念。

玉五铢冥钱

2004年西安市南郊岳家寨西安理工大学新校区东汉早期墓（M9）出土

《汉书》卷六七《杨王孙传》：“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所谓“归土，就其真宅”的期望，可以说明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02

“玉”与政治权威和财富强势

在有关舜继承尧权位的过程的记述中，司马迁写道：“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关于“五瑞”，裴骃《集解》引马融曰：“揖，敛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尧将禅舜，使群牧敛之，使舜亲往班之。”所谓“五瑞”，是执政权力的象征。张守节《正义》：“揖音集。《周礼·典瑞》云：‘王执镇圭，尺二寸。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五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王、公、侯、伯、子、男，所执“圭”“璧”各有等级规范。张守节《正义》还写道：“孔文祥云：‘宋末，会稽修禹庙，于庙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余枚，形与《周礼》同，皆短小。此即禹会诸侯于会稽，执以礼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犹有在也。’”宋代出土可能和禹的纪念有关的古代玉器“五等圭璧百余枚”，可以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的远古玉器相比较，以增进对“玉”与早期行政权力相结合的认识。

“刘慎”螭虎钮玉印

徐州黑头山M1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体现政治权威至高无上的“玉”制品，以“玺”最为典型。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嫪毐“作乱”罪行之一，即“矫王御玺”。裴骃《集解》引蔡邕曰：“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左传》曰‘季武子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也。”后来则皇帝专用印称“玺”。秦灭，“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此所谓“封”，可能即张守节《正义》引《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而《封禅书》还写道：“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关于导致汉武帝迅速离开神秘的东海的奉车子侯暴死一事，司马贞《索隐》：“《新论》云：‘武帝出玺印石，财有朕兆，子侯则没印，帝畏恶，故杀之。’《风俗通》亦云然。顾胤按：《武帝集》帝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说是也。”奉车子侯被处死，是因为“武帝出玺印石，财有朕兆，子侯则没印”的意外。

螭虎钮“帝印”玉印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前说“诸侯大夫印称玺”情形，又见于《史记》卷四〇《楚世家》“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及“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而“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后来则专有“皇帝玺”。“玉印”则是地位特殊的权贵官僚的“印信”。《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人们熟知的1968年陕西咸阳发现的西汉“皇后之玺”，以及“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陈列的徐州博物馆藏“刘慎”双面玉印、南京博物院藏羊纽玉印等，都是汉玉玺印的珍贵实物。

皇后之玺

1968年咸阳市北原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羊钮玉印

盱眙东阳3号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汉武帝作建章宫，有“玉堂、璧门”。也是借用“玉”“璧”神化其地位，强化其权威的建筑设计。班固《西都赋》说到“璧门”：“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长乐，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柧棱而栖金雀。”以玉为宫殿建筑装饰，是非常豪华的设计，即所谓“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朗以景彰”。或说“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陈列的茂陵博物馆藏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四灵纹玉铺首以及河北博物院藏镶玉鎏金铜铺首等，都是这种建筑文化现象的文物实证。茂陵四灵纹玉铺首，有的学者称之为“兽面形四神玉铺首”。

四灵纹玉铺首

1975年汉武帝茂陵园内出土

汉文帝时期推行司法改革。当时，最高执政者强调“法者，治之正也”。执法公正的开明理念，又见于张释之所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与司法有关的神兽“獬豸”，出现在社会政治意识中。如《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条说：“法冠，……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对于汉长安城武库第七遗址出土的片状圆形透雕玉佩，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以为“应是西汉晚期的作品”，判定为“迄今所见的汉代唯一的一件獬豸玉佩”，以为“是研究汉代神话动物最珍贵的资料之一”，“也是汉代统治阶级迷信神异瑞兽的又一实物证据”。其实，这一遗存也是研究汉代法律思想史和法制意识史的珍贵资料。编著者的专题论文《武库遗址出土的玉雕怪兽为獬豸考》作为此书附录，使得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方便参考。“长安茅坡汉墓出土的迄今所见汉代唯一的豭豚玉佩”的介绍说明，也为人们理解汉代法制史提供了新的知识。

玉獬豸佩

1976年西安市西北郊汉长安城武库第七遗址内出土

从汉代陵墓随葬玉器的研究成果看，不同身份等级随葬玉器种类及器形存在差异。也有研究者对具体汉墓出土玉器进行个案研究，以了解当时“严格的社会等级”的表现，以及墓主是否“僭越礼制”。对于某一阶层等级墓葬随葬玉器的研究，也是有值得肯定的学术价值的。我们看到，除了政治权威之外，财富强势以及社会影响方面的霸权能力，也在用玉的数量与质量条件方面有优越的显现。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玉”，可以被看作汉代体现社会身份等级的重要标记。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精彩内页

03

“玉版”“玉字”与“玉”之“五德”

“玉”作为精神文化的直接载体，可见于“玉版”“玉字”之说。《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说到秦始皇时代焚书导致的文化断裂：“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关于所谓“玉版”，裴骃《集解》：“如淳曰：‘刻玉版以为文字。’”《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颜师古注：“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画为文字也。’”“玉版”实物，可见“秦骃祷病玉版”。

汉玉也曾经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汉书》卷一九《晁错传》：“若高皇帝之建功业，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皆有司之所览，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说“刻于玉版”者，可以存之长久，“历之春秋，纪之后世”。《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及其策合道从，克乱弭冲，乃将镂玄珪，册显功，铭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钟。”关于“镂玄珪，册显功”，李贤注：“珪，玉也。《诗含神雾》曰：‘刻之玉版，臧之金匮。’”《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李贤注：“言宋景历纪推知水灾，非洞视玉版所见也。”大概“玉版”文书确实存在。“玉版”文字的形成，称“刻”“画”“镂”。据介绍，“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出土了王莽拟封禅泰山的‘是考古发现的西汉至新莽时期帝王使用的唯一玉牒。这样的“玉牒”，也是“刻玉版以为文字”。

玉牒

2001年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出土

“玉版”文字在政治时局转变的重要关键点被赋予神秘意义，并为掌权者利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记载“汉帝”“禅位”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曰，说到“左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辞。”裴松之注还写道：“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所言“谶纬”，或见于“玉版”：“《易传》曰：‘……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又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又曰：‘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所谓“孔子《玉版》”“《春秋玉版谶》”为宣传谶纬者所利用。

“玉”又被赋予道德寄托，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

《礼记·聘义》记述孔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说“君子贵玉”，“君子比徳于玉焉”，因为“玉”具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十一种品性。《说文·玉部》：“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初学记》卷二七引《五经通义》曰：“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这里说到“玉”的另一种“五德”：智、仁、义、信、礼。这种“五德”组合，与《说文》中的“仁”“义”“智”“勇”“絜”不同。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收录的汉代组玉佩

《留青日札》卷二三“玉五德七德”条，引《五经通义》，言“是曰智仁义信礼者，玉之五德也”；引《礼记》，言“是曰仁智义礼乐忠信者，玉之七德也”，然而不言孔子所说“仁智义礼乐忠信”之后的“天”“地”“德”“道”。于是说“故君子比德于玉也”。可见玉有五德、七德甚至十一种象征意义，诸说不同，但是“君子比德于玉”的意识，是有持续影响的。

《说文·玉部》所谓“玉，石之美有五德者”，可以看作比较明确的汉代社会意识的体现。而同篇还有其他体现“玉”与“德”的关系的信息。如：“瑞，以玉为信也。”“珩，佩上玉也。从王行，所以节行止也。”一说“以玉为信”，一说“所以节行止”。“玉”与佩用主人行为表现的特殊关联，还有一个例子。鸿门宴上，范增反复示意项羽尽快下决心除掉刘邦：“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司马迁对于这一细节的精彩记述，有评论赞美“此数句白描得神”。连带后续项庄舞剑情节，有咏史诗：“一剑飞扬四座惊，三提玉玦不闻声。”范增“举所佩玉玦以示之”，是规劝，是提醒，是警告。但是为什么要举“玦”“以示之”呢？有学者解释，“玦”有决断之意：“案《国语·晋语一》：‘佩之以金玦。’韦昭注：‘玦如环而缺。’《庄子·田子方篇》：‘绶佩玦者，事至而断。’”《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记述鸿门宴场景，胡三省注：“玦如环而有缺。增举以示羽，盖欲其决意杀沛公也。’”有《史记》注家引《资治通鉴》胡注解释司马迁笔下范增“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动作的涵义。李贺诗“腰下三看宝玦光”，辛弃疾词“掷地刘郎玉斗”，李昱诗“玉玦不灵玉斗裂，楚汉雌雄从此决”，说明了鸿门宴“玉玦”“玉斗”故事的久远影响。

龙形玉佩

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

巢湖市博物馆藏

04

“玉山”“玉门”：“玉”与文明交流

《山海经·西山经》说“玉山”为“西王母所居”。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盐泽）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有学者解释，“玉门，古关名”，“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玉山”是中原“采来”玉器的主要方向。“玉门”则“厄”其输入通道。这也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论“汉代玉器材质来源”即玉材产地，指出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多用昆仑山玉材、青海一带的玉材和西安附近的蓝田玉。而值得重视的是，“帝王用玉均是来自新疆和田玉”，“还有少量的玉并不是来自新疆，而是与青海白玉极为相似”。

龙形玉佩

盱眙东阳4号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除了玉器制作的材料来源与丝绸之路文明交流有关而外，汉代玉器的题材图样和文化风格，也受到西北方向的外来影响。可能有些民俗表现，也随玉器的流通广泛传布。

上文说到“含在墓主人口中，作为玉琀使用”的“汉墓出土的玉五铢钱”。对相关现象的考察对于“口含钱”风习的认识，提供了新的信息。斯坦因在对中国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代墓葬区进行考察时，发现了在死者口中放置萨珊王朝银币和拜占庭帝国金币的情形。他在《亚洲腹地》一书中将这一现象与“给死者口中放置一枚钱币，作为支付给摆渡者查朗（charon）的摆渡费”的希腊古俗相联系，然而他又写道：“可是，1916年沙畹热情地告诉我，汉译佛典中也有有关的佛经故事。于是，我翻阅了有关内容，才知道这一习俗并非不为远东所知晓。”夏鼐则指出：“我国在殷商时代便已有了死者口中含贝的习俗，考古学和文献上都有很多证据。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将铜钱和饭及珠玉一起含于死者口中，成了秦汉以后的习俗。广州和辽阳汉墓中都发现过死者口含一至二枚五铢钱。”日本学者小谷仲男似乎更重视死者口中含玉的葬式，并且认为与“葬玉”风习有关联。他认为，“纵观中国葬制的变迁，虽不能排除含玉、握玉有时为钱币代替，但是，被信奉为具有神秘灵力的玉石与作为交易媒介的钱币之机能，还是有区别的”。他说：“至于汉代口中含钱，除发现地点比较易受西方影响的地域之外，还缺乏有力的证据。”罗丰对相关现象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中亚地区的这种习俗显然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关系，但就其深刻含义而言，明显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目前推测为与中亚地区流行的某一宗教或为拜火教信仰有点联系。中国吐鲁番和固原、洛阳、西安等地死者含币习惯与中亚地区是一脉相承的，表现出一种渊源关系。中亚、中国内地的发现表明，虽然古希腊习俗对其有所影响，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不同。”这一见解，值得关心丝绸之路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人们重视。

玉蝉

河北博物院藏

自战国至于汉晋，带有西北异族文化风格的器物在中原多有出土。其中以草原动物纹青铜牌饰最为引人注目。韦正在考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带饰时，以曹墓云驼纹玉带扣为例，指出西汉时期中原工匠对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仿制已见于玉器。1974年发掘的湖南长沙咸家湖西汉中期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内棺中部发现玉牌饰，单面透雕“蜷曲蹲卧的骆驼”，四周透雕卷云纹。陈宗瑞指出，曹墓出土“两件玉牌饰上的骆驼显然并非凡物”，可以与长沙咸家湖西汉墓内棺中部发现的玉牌饰进行关联性考察。此外，“海昏侯墓中发现的动物噬咬纹玉嵌饰主体为双熊猎猪，两只熊与一只野猪纠缠在一起”，这种题材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大量出现，“在两汉时期更为流行”。“这件嵌饰的纹样与狮子山汉墓出土金带扣几乎一致，类似纹饰的器物在北方地区、乃至境外也有发现。”

云驼纹玉带扣

长沙市陡壁山出土

05

汉代的古“玉”：文化继承和文化纪念

中国文化有尚古、尊古、崇古、慕古的传统。对器用的宝爱，有以古为上的普遍心理。因此对于工艺品的收藏，历代都有好古的习尚。

秦汉考古学方面具有总结意义的论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在对“汉代玉器”进行分析时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但由于玉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物品，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有些可能是墓主生前的收藏品，所以墓葬的年代只是所出玉器年代的下限，因而汉墓中也可能出土先秦的玉器。这是对出土玉器进行分期断代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刘云辉曾经分析“陕西汉代墓葬中出土先秦时期的传世品玉器”，指出：“西安北郊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的夏代柄形器，西安北郊新莽墓葬出土了西周晚—春秋早期龙纹玉耳玦、春秋晚期秦式龙纹玉璧、西安市长安区茅坡汉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秦式龙纹玉觽、西安沙坡汉墓出土了战国早期龙纹兽面纹凿形玉饰，这些先秦时期玉器汉代仍在使用，它们对汉代人来讲自然属于传世品。”

玉舞人

西安井上村汉墓（M24）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玉舞人

广州西村凤凰岗M1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收藏前代玉器，对于有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社会上层来说，是比较普遍的文化习惯。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的制作年代存在学术分歧。或以为战国晚期，或以为西汉早期。我们看到这样的意见：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与河南洛阳金村战国晚期大墓出土的双舞人玉佩、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人佩相似，此类玉舞人的形象见于战国末期，应是墓主人收藏的旧玉”。有学者经过综合比较和认真分析，明确指出，“海昏侯墓出土的玉舞人应该是战国时期制作的礼仪用品，作为墓主人喜好的收藏之物随葬，同时兼有偶人化的辟邪功能”。其说未必得到学界普遍信从，但是跨年代比较这一思路也许是值得肯定的。

06

汉玉的艺术美

在汉代多种文物遗存中，玉器的造型设计和工艺技法所表现的艺术品味和美感追求，是特别优异的。

有学者介绍江苏扬州博物馆藏中出土于扬州“妾莫书”汉墓的西汉舞女玉佩，指出其制作采用镂雕手法：“舞女穿着长裙，长袖翩翩起舞，雕刻手法均匀细腻，舞女面部细节生动传神”，“形态自然优美，线条明快，简洁大方。”

玉熊

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

咸阳博物院藏

有些以野生动物为摹作主题的汉代玉器，形象往往鲜明生动。如陕西咸阳出土的玉熊、安徽巢湖出土的朱雀衔环卮等，不仅造型精美，而且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其造型与纹饰“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以特殊的艺术美“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礼制、信仰和价值观”。这种视角的分析，联系了汉玉作为文明结晶的意义，所论客观。关于汉玉的文化价值，还可以列举很多例证。有的学者关注汉玉中人物和动物造型圆雕作品的艺术成就，得出了“汉代的艺术成就斐然，造型艺术空前绝后”的认识，并且指出：“造型艺术中的玉质圆雕作品更占有十分耀眼的地位。”这样的判断，是有充备的学术依据的。也有研究者强调，“汉代玉器具有无以伦比的形式魅力”，“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汉代玉器“以其后世不可企及的审美形式和艺术风格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评价，大致是符合实际的。

朱雀衔环卮

巢湖北山头一号墓出土

巢湖市博物馆藏

《说文·玉部》可见加工“玉”的工艺史信息：“琢，治玉也。”“琱，治玉也。”“理，治玉也。”段玉裁注：“《释器》：玉谓治琢，石谓之摩。《毛传》同。按琢琱字谓镌錾之事。理字谓分析之事。《考工记》刮摩五工。玉人，记玉之用；楖人、雕人，阙。楖人，盖理之，如楖之疏发。雕人，盖啄之，如鸟之啄物。左思赋水鸟曰‘凋啄蔓藻’。是其意。”其说比较全面地说明了玉作工艺的特点。“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所见咸阳博物院藏玉鹰、天长市博物馆藏龙形玉环、咸阳博物院藏玉人奔马以及扬州博物馆藏辟邪形玉壶等，均生动优美，都是汉代以“治玉”为艺术方式的精美作品。

玉鹰

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

咸阳博物院藏

辟邪形玉壶

邗江甘泉老虎墩墓出土

扬州博物馆藏

此外，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嵌玉马蹄金、南京博物院藏鹰座玉琮、徐州博物馆藏漆木芯镶玉枕等，以“玉”和其他材质的巧妙结合，成就了特别名贵典雅的器物，也体现了“治玉”工匠的美学构想和技术巧思。我们观摩、把玩、鉴赏这些汉代艺术珍品时，自然会追忆怀想当时“玉人”们的勤劳和智慧。

嵌玉马蹄金

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07

关于“宜子孙”玉器

“宜子孙”文字频繁见于汉代金文资料，也是汉代镜铭习用语。汉印文字中也可见“宜子孙”。出土于浙江湖州的东汉永元六年“大吉”砖，可见反文“大吉宜子孙”。四川西昌出土东汉“宜子孙”砖，有文字：“宜子孙长大吉利”。又如“汉宜子孙砖”，文曰：“宜子孙饮百口寿长久”。“[光]和五年二月墓券”有“世世富贵，永宜子孙”字样。新疆拜城“刘平国石刻”有“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文字。“居巢刘君墓石羊题记”中也可以看到“宜子孙”字样： “大吉羊宜子孙传世老寿” （小石羊第一石）； “大吉宜子孙传世老寿”； （小石羊第二石） “大吉宜子孙传世老寿” （小石羊第三石）； “大吉宜子孙传世老寿” （小石羊第四石）。显然，“宜子孙”，是“大吉”“大吉羊”的重要表现，在汉代已经成为寄托美好吉祥心愿的习用语。

居延汉简中可见“李大书门宜子孙”（E.P.T59:147A）。简文也可以说明“宜子孙”在当时是体现非常普遍的民间意识的公开的愿望表述。新疆民丰出土的“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也值得我们注意。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想汉代民间普通人群的愿望。这些人生期望与“宜子孙”结合，共同形成了当时社会意识中与现今人们所谓较高幸福指数有所接近的文化追求。

“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

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出土

汉代人视“子孙充实”“子孙蕃昌”“子孙备具”为宗法秩序的基础。对于家族的责任，称“子子孙孙，卑尔炽昌”，“子子孙孙，永永番昌”。理想的家族关系，即所谓“宜尔子孙，夭夭伸伸”，“子孙既多，又皆和睦”。陈直《关中秦汉陶录》著录“长宜子孙常得男”陶文，则显示了以文物形式表达的当时人求子愿望明朗的性别倾向。

《初学记》卷二九引《杂五行书》：“黑犬白前两足，宜子孙。”一些神秘植物和神秘动物具有“宜子孙”特殊功能的情形，又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和《山海经·南山经》。

汉墓出土玉璧及其他玉质佩饰多有突出文字标示“宜子孙”者。又可见“宜子孙日益昌”文字。入展“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的扬州博物馆藏“宜子孙”玉璧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宜子孙”玉器。

“宜子孙”出廓璧

邗江甘泉老虎墩墓出土

扬州博物馆藏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设计高明，策划优异，布展精心。汉玉以晶莹温润形制所体现的清雅悠远的文化精神、文化气质和文化风格，得到真切的表现和合理的说明。而展览主题以“宜子孙”标识，是有学术深意的。这一思路对于研究和理解汉代与“玉”有关的文化现象，提示了最重要的文明主脉，也为关心汉文化和玉文化的朋友们提供了新鲜资料和新鲜见解。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展对于说明和理解汉代物质文化和汉代精神文化的面貌，贡献是可贵的。汉史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汉代历史文化的人们，都会因此感谢徐天进教授，感谢良渚博物院，感谢为展览成功做出努力的朋友们付出的智慧和辛劳。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泽的帮助

谨此致谢

《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以十大亮点首次呈现！

1. 首次最大规模、覆盖全国馆藏

2. 首次最高品级、最多品类汉玉集结

3. 首次近1000倍放大微痕

4. 首次360°全方位工艺细节解密

5. 首次线稿分区填色

6. 首次180°平面展开重点器物“玉樽王”等

7. 首次同类器型、不同材质并置对比

8. 首次真实还原汉玉原始应用场景

9. 首创多光源对比，同时呈现材质肌理与纹饰细节

10. 首次以最便于叙事阅读分类、专业学术框架系统阐释汉玉学术价值、意义

资料：上海书画出版社

编辑：葛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