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不能实行高薪养廉？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用过，但却失败了

提起这四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跟我一样，脑子里立马闪过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ICAC。咱们这代人，不少是看着TVB港剧长大的。小时候，谁没学着剧里阿Sir的样子，从兜里掏出个自己画的“证件”，对小伙伴严肃地说一句：“ICAC，请你喝咖啡！”

后来我们长大了，不再玩这种游戏，但“高薪养廉”这个概念，就像ICAC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大家普遍觉得，香港之所以那么廉洁，就是因为公务员工资高，犯不着去贪。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对吧？给足了钱，谁还愿意冒着丢饭碗、进大牢的风险去捞偏门呢？

这想法很美好，就像一个设计精密的理想模型。但现实世界，往往比模型复杂得多。高薪，真的能“养”出“廉”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看似现代的治理理念，咱们的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进行过一次规模宏大、贯穿整个朝代的实验。

结果呢？这么说吧，2014年，写《康熙大帝》的二月河老先生在一次访谈里直言不讳：“宋代公务员工资很高，但宋代官员却十分腐败。”

一句话，就点破了那个繁华王朝背后，一个延续了三百年的尴尬。

聊到宋朝，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是李清照、苏东坡的千古绝唱，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达到巅峰的时代。但还有一个“巅峰”，就是宋朝官员的薪水。

这事儿得从开国皇帝赵匡胤说起。这位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坐稳江山后，思考的是怎么让这江山长治久安。他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乱政的教训，决定“重文抑武”。怎么让读书人死心塌地地为赵家卖命呢？给钱，给足钱。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年间就定下了一个调子：“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与其养一大堆闲人浪费钱，不如把岗位精简一些，然后把省下的钱给在职的官员涨工资。

他儿子宋太宗赵光义更是把这事儿推向了新高度，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意思是我给你们的待遇要足够优厚，让你们生活富足，然后我才有底气要求你们保持廉洁。你看，这就是“高薪养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从太祖到徽宗，给公务员加薪成了历代皇帝的“保留节目”。连我们熟悉的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也都是“高薪养廉”的坚定支持者。

那么，宋朝官员的工资到底有多高呢？咱们不玩虚的，直接上数据。

根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这个级别的国家领导人，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300贯。300贯是什么概念？宋代一贯钱的购买力波动很大，但综合来看，在太平年景，一贯钱差不多能买一石米。当时一石米大概是今天的120斤。也就是说，宰相一个月的工资，能买300石大米，约36000斤。咱们就算今天大米3块钱一斤，那也是月薪十万打底的水平。

就拿大家最熟悉的包青天包拯来说吧。根据史料，包拯官当到最大的时候，身兼数职，包括龙图阁大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等等。单单一个“龙图阁大学士”的虚衔，每个月就能给他带来138贯的俸禄，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妥妥的月入十几万。这还不算他其他职位的薪水。

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只是“工资”，福利待遇还没算呢。

除了现金，高级官员每个季度还有“绫罗绸缎补贴”，换季了朝廷发衣服料子；每年还有“禄粟”，就是上千石的粮食补贴，自己家吃不完，完全可以卖掉变现。此外，还有茶叶、酒水、柴火、喂马的草料、随从的伙食费……衣食住行，国家几乎全包了。

最绝的是一项叫“公用钱”的福利。这是干嘛的呢？就是朝廷给官员一笔钱，用于公务招待和社交应酬。这笔钱有多少？一个节度使一次就能领两万贯！而且这笔钱的核销相当宽松，基本上就是官员的“第二钱包”。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在宋朝当官，简直是人生巅峰？拿着当时全世界都算顶级的薪水，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福利，这下总该清正廉洁了吧？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宋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朝代之一。

建国初期，赵匡胤管得严，贪腐案还不多。可到了中期，包拯就痛心疾首地向皇帝报告，说官场上十个官员里，起码有六七个都贪赃枉法（“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到了宋徽宗时期，那更是烂到了根子里，蔡京、高俅等“六贼”当道，卖官鬻爵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史书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惨状：“货赂公行，莫之能禁”，意思是贪污受贿已经公开化，根本没人能禁止。

这到底是为什么？捧着金饭碗的宋朝官员，为何偏偏要把自己吃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大贪官”？

咱们坐下来，像朋友一样盘一盘，就能发现宋朝这套“高薪养廉”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埋着几颗大雷。

第一颗雷：薪酬结构极其不合理，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刚才我们说的月薪十几万，那是宰相、包拯这个级别的。可大宋朝的官僚体系，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尖上的人富得流油，但广大的基层官员，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一个万户大县的县令，月薪20贯；小县的县令，12贯。这看起来也不少，但你要知道，宋代是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物价，特别是大城市的物价，非常高。而且基层官员迎来送往，应酬交际，全得自己掏钱。许多低级官员的合法收入，连维持一家人体面的生活都非常困难。

生活所迫，怎么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俸禄不够，陋规来凑。各种巧立名目的“辛苦费”、“过节费”，就成了基层官员心照不宣的灰色收入。他们不敢去惹那些朝中的大官，只能把手伸向自己管辖下的老百姓。这就像一个高压锅，顶层压力层层传导，最后全压在了最底层的百姓身上。

第二颗雷：一个善意的改革，引发了系统性的崩溃。

宋朝的官僚体系里，除了有编制的“官”，还有一大批没有编制的“吏”。他们是官府里的具体办事员，干着最繁重的活，却没有国家发的工资，收入全靠地方长官从“办公经费”里分一点，或者直接从老百姓身上盘剥。这帮人是腐败的重灾区。

我们的改革家王安石上台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想，这不行啊，得让“吏”也吃上皇粮，断了他们敲诈百姓的念头。于是，他推行了“吏禄法”，把这些“临时工”全部转正，由国家来发工资。

这个初衷是好的，对吧？但结果呢？“吏”能吃皇粮的消息一出，全国各地想当“吏”的人挤破了头。有关系的、会送礼的，纷纷涌入体制内。宋太宗时期，全国吃皇粮的“吏”才一万多人，到了神宗变法后，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不止，达到了惊人的十几万。

这一下子，就把国家财政给吃垮了。到了宋代后期，朝廷收上来的钱粮，连给官吏发工资都不够了，只能动用历代积攒下来的“老本”。到了大观年间，连“老本”都吃光了，朝廷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你想想，工资都发不出来，这“廉”还怎么“养”？官吏们为了生存，只能变本加厉地去贪、去抢，腐败彻底失控。王安石一个善意的改革，最后成了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

第三颗雷，也是最致命的一颗：监督与惩罚的“利剑”成了摆设。

聊回香港的ICAC。它之所以有威慑力，靠的不是请客喝咖啡，而是背后那套严密、独立且拥有极大权力的调查、检控体系。也就是说，廉洁，更多是严格“管”出来的，而不是优厚“养”出来的。

宋朝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非常糟糕。

《宋刑统》里对贪腐的惩罚写得明明白白，非常严苛。赵匡胤甚至亲自下令，贪官就算遇到大赦天下，也不能被赦免。法律的威慑力是有的。

但问题出在执行上。宋朝的皇帝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的“仁义”。一个官员贪了，抓起来了，按律当斩。但往往皇帝大笔一挥，就给免死了，改为流放。流放没几年，又因为某个大赦给放回来了，官复原职，甚至官升一级。史书上说，这些人“责罚未几，遇赦复叙，故态复作”，被处理没多久，遇到大赦官复原职，然后接着贪，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皇帝都如此，下面的官员在执法时更是“高抬贵手”。官官相护，人情关系网盘根错节。今天你办了我的人，明天我的门生可能就办了你。所以，即便出了包拯这样铁面无私的清官，也无法扭转整个官场的风气。他一个人再厉害，也顶不住整个系统性的塌方。

当惩罚不再具有确定性，当贪腐的风险远远小于其收益时，再高的薪水，也无法填满人性的欲望沟壑。

好了，宋朝的故事讲完了。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今天。

宋朝那场轰轰烈烈的“高薪养廉”实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理念背后深刻的悖论。它告诉我们，试图用单一的经济手段去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它让我们警惕“平均数”的陷阱。 谈薪酬不能只看塔尖，更要看基座。一个健康的薪酬体系，追求的应该是公平和透明，而不是单纯的“高”。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再高的平均薪酬也只会加剧内部的矛盾和不公感，催生腐败的温床。

其次，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复杂。 王安石的“吏禄法”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好的初衷需要周密的制度设计来配套，否则就可能南辕北辙。永远不要低估人们“钻空子”的能力，也永远不要高估金钱对道德的约束力。对于贪婪者而言，再高的薪水，也只是他下一次索取更多财富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权力的运行，必须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这句话我们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但它就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宋朝的失败，根子就在于监督和惩罚体系的失灵。没有强有力的、独立的监督机构，没有“发现必查、查实必究”的决心和执行力，一切“养廉”措施都是空谈。

今天，我们国家的反腐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不是简单地给公务员涨工资，而是“打虎”、“拍蝇”、“猎狐”的雷霆手段，是巡视制度的利剑高悬，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中国为何不能实行“高薪养廉”？

因为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用一场持续三百年的、代价沉重的失败告诉了我们：“廉”从来不是用钱“养”出来的，而是用严密的制度、透明的监督、公正的法治和深入人心的信仰“管”出来的。

这是一个穿越了千年的答案，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