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八成的感染率？看新中国如何妙手回春，拯救这个濒危民族！

1949 年之前的内蒙古草原，藏着一段让人心惊的往事。有位外国探险家曾撂下狠话：“再这么下去，不出五十年，这片草原上就见不到蒙古族人了。”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 —— 从乾隆年间到 1950 年，就拿伊克昭盟（现在的鄂尔多斯）来说，蒙古族人口从四十万掉到不足八万，两百年间少了八成。更吓人的是，17 到 25 岁的蒙古青年里，八成多都得了花柳病，也就是现在说的性病。

这一切的根源，得从清朝的政策说起。那会儿朝廷搞 “宗教计划生育”，蒙古族家庭有三个儿子，就得送两个去当喇嘛；五个儿子，得送三四个。喇嘛不用交税服役，却不能结婚生子。时间一长，草原上寺庙扎堆，三成以上的男性都成了喇嘛，男女比例彻底乱了套。

年轻姑娘找不着同龄小伙，没办法，有的嫁给小孩，有的跟着老头。更荒唐的是，好些姑娘没正经丈夫，就跟临时来的 “丈夫” 搭伙，人家走了就剩自己。

冯玉祥将军在回忆录里写过，草原上甚至有 “一个蒙古女子有好几个内地临时丈夫” 的事，说白了就是性关系混乱。这种情况下，性病跟长了翅膀似的传开，连喇嘛都有过半的人染上了。

旧时候的官府根本不管这事。1933 年，民国一个叫贺扬灵的官员去调查，回来直叹气：“蒙古人还没进入近代社会，富人病了请喇嘛弄点药念念经，穷人就得等死。”

后来日本人占了地方，他们的医疗机构也查出来，蒙古地区性病感染率超七成。冯玉祥看得真切，说 17 到 25 岁的蒙古青年，八成五都得这病，还断言 “五十年后草原无一人”。

转机出在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一直扎根草原的乌兰夫把这事写成报告递给中央。中央一看急了，立马派了医疗队，领头的是马海德博士。

这马海德本是美国人，叫乔治・海德姆，日内瓦大学学医出身，1933 年到上海，后来受宋庆龄、斯诺影响，1937 年去了延安，还入了党，成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他在性病防治上特有经验，这回带着几千个医务人员就扎进了草原。

1952 年开春，马海德带小队到巴彦淖尔草原，一查就吓一跳：2200 多个牧民里，性病感染率竟有 86%，10 个里就有 8 个多。接下来三年，他们扩大范围查了 16000 多人，感染率也有 48%。

治这病可不容易。草原太大，牧民住得稀稀拉拉，路又难走，医务人员只能开吉普、骑骆驼，实在不行就步行，挨家挨户敲门。语言不通就比划，牧民不相信就慢慢解释，干脆住到草原上，在蒙古包里、临时诊所里给人看病，一分钱不收。治梅毒得用青霉素，国家二话不说，想尽办法调药，保证供应。

不光治病，国家还在草原建医院。1951 年，乌兰夫盯着建起第一批公立医院和卫生所，到 1957 年，全区医院有 137 所，保健所 1667 个。还特意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医务人员，要建 “不走的医疗队”。就这，到 1953 年，光牧区就治好 93000 多个性病患者。

就这么干了十多年，1977 年传来好消息：内蒙古的先天性梅毒彻底没了。当年 “五十年后草原无一人” 的预言，成了泡影。性病控制住了，草原上的新生儿多了，婴儿死亡率降了，蒙古族人口噌噌往上涨。牧民们也不信喇嘛念经治病了，知道科学才管用，家庭也慢慢正常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现在回头看，那会儿要是没国家下决心，没马海德这些医务人员豁出去，草原的命运真不好说。新中国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才把一个快凋零的民族拉了回来。这事儿也说明，团结一心，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参考资料：

《内蒙古卫生防疫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马海德传》，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版

《乌兰夫与内蒙古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