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枢臣：蒙元时代畏兀儿精英在敦煌的双轨治世与中原王朝互动考

——基于石窟题铭、政令文书与族谱的实证分析*

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后，精通双语、熟谙文书的畏兀儿精英群体（Uyghur élite）成为元朝经略西域的核心力量。在丝绸之路枢纽敦煌，他们以达鲁花赤、僧官、必闍赤等身份深度参与地方治理，在蒙古宗王分封制与中原郡县制的夹缝中，构建起独特的双轨权力体系。透过敦煌石窟汉-回鹘双语题记、黑水城出土律令文书及《元史》职官记载，可解构其维系西北边疆的特殊政治智慧。

1. 达鲁花赤世袭特权与流官监督
《元史·百官志三》明载：“沙州路，下路。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俱正三品。”莫高窟第61窟甬道至正十三年（1353）题记佐证该制：

“沙州路达鲁花赤咬住、总管燕帖木儿重修此窟……”

“咬住”实为高昌畏兀儿望族廉氏家族成员（《新元史·廉希宪传》附族谱）。其叔祖布鲁海牙曾任燕南诸路廉访使，侄廉恂官至中书平章，显示家族横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网络。而汉人总管“燕帖木儿”的存在，体现元廷以流官制约世袭达鲁花赤的制衡术。

2. 必闍赤：跨越族际的文书中枢
俄藏黑水城文献TK201《至正二十四年沙州路牒》揭示畏兀儿文吏核心作用：

“准甘肃行省札付，委必闍赤阿里火者译写畏兀儿字谕令，晓谕瓜、沙军民人匠遵奉圣旨。”（引自《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注释）

此牒由汉文书写但引用畏兀儿文政令，印证《草木子》所载：“元代官府往来文书，必以回回字（指畏兀儿文）副其本文。” 敦煌P.2998《肃州官员名簿》中“畏兀儿必闍赤小云失”位列汉人教授、蒙古千户之前，凸显文书系统跨族际沟通的政治权重。

1. 帝师制度下的政教纽带
《元史·释老传》载至元十七年（1280）诏令：“置畏兀儿提举司，掌佛经译写。”榆林窟第12窟西壁至顺三年（1332）题铭实证此制：

“僧肃州畏兀儿察儿加律思·都统重修文殊洞……帝师法旨护持寺院。”

该僧职“都统”（tutung）源自辽代佛官体系，而“帝师法旨”体现藏传佛教加持。吐鲁番出土Ch/U 6813回鹘文书揭示敦煌畏兀儿僧侣参与大都法会：“舍兰兰尼师奉旨赴京，献金泥《法华》于皇太后。”（茨默《佛教与回貘社会》）证明僧官充当中央与边疆宗教联结者。

2. 调解道佛产业纠纷
《至元辨伪录》卷三载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令沙州畏兀儿僧官亦都护撒入：

“稽考敦煌三清宫占佛寺田产事，依圣旨断归龙兴寺。”

此案中畏兀儿僧官以第三方身份仲裁汉地道观与佛寺的产业纠纷，其裁定被纳入《通制条格·寺观》法令，彰显元廷利用其宗教中立性整合多信仰社会的策略。

1. 奥屯家族百年包税特权
敦煌莫高窟北区B47窟出土回鹘文账册（B47:25）载：

“丙子年（1336）三月初一，收肃州商贾牙古白骆驼税银二十两，依薛禅皇帝圣旨免抽分。”

“免抽分”特权呼应《元典章》卷二十二“免畏兀儿人商税”敕令。尤为关键的是，榆林窟第29窟西壁至正五年（1345）汉-回鹘双语题记：

“大元敕授宣课提领奥屯·智通礼佛…曾祖讳重阳随太祖征河西赐金符。”

《新元史·奥屯氏世表》证实该家族自窝阔台时期世袭沙州包税官（basaqaci），垄断河西商税征收百年。此种“以回鹘治商胡”的模式，大幅降低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行政成本。

2. 屯田体系中的技术中介
《元史·哈喇亦哈赤北鲁传》记其畏兀儿家族功绩：

“太祖命屯田肃州，导河水溉田万顷，岁得粟麦十万斛。后子月朵失野讷掌沙州屯田，立州县吏民皆安之。”

敦煌S.1053《至元二年沙州劝农牒》载“畏兀儿提领索仁顺督汉民、唐兀人春耕”，其姓名再现于莫高窟第148窟东壁助修题记，佐证畏兀儿精英在农业技术传播与多民族生产组织中的枢纽地位。

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回鹘装束的达鲁花赤咬住，到黑水城文书中译写六语敕令的必闍赤阿里火者，畏兀儿精英在敦煌的治理实践，堪称蒙元帝国“因俗而治”的微观典范。他们既维系蒙古宗王的世袭特权，又推行中原式户籍与税制；既以帝师法旨护持佛寺，又以回鹘语文贯通东西政令。

这种治理模式的深层智慧，在于巧妙平衡“蒙古本位”与“汉法统合”的双重诉求。当我们在《元典章》中看到畏兀儿官员获准“婚娶依本俗”，又在沙州路公文里发现严格遵循的《至元新格》汉律条款时，多元一体的帝国治理哲学已跃然纸上。正如敦煌榆林窟第6窟那方被叠压的畏兀儿文题记——其墨迹虽终湮于历史尘埃，却曾在七百年间牢牢铆接着中华与西域的政治齿轮。

题铭实证：
莫高窟第332窟东壁至正九年（1349）畏兀儿文题刻：
“Ilči Temür Darnuš（亦都护贴木尔答儿兀失）奉阿剌忒纳答剌太子令旨，以统军使修此窟祈福。中书省准礼付沙州路施行。”
—— 一道镌刻于石壁的微型政令，凝固了畏兀儿官僚承转中原王朝与蒙古宗王权力的历史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