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收藏家张伯驹绑架案始末(周利敏)

抗战中期，上海滩绑架、暗杀之风盛行一时，想不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竟也在上海被人绑票，开价200万赎金，后来经过讨价还价，总算放回，但已吃尽苦头，惊吓过度。张被绑原因何在，经过如何，有关论述都语焉不详，好在知情的孙曜东老先生，目前尚健在，他在报刊披露了其中内幕。笔者近在盐业银行原始档案中，又发现一部分相关资料，可作一些补充。

受吴鼎昌之邀来上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但租界里还是歌舞升平的景象。静安寺路上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既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实力雄厚的四行储蓄会的总部。这天，银行界巨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在他饭店的办公室里，正与从天津赶来的张伯驹长谈。

张伯驹，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四人通指洪宪复辟皇帝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北洋之虎段祺瑞之子段宏业、清末大官僚张镇芳之子张伯驹、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有说张学良、溥伦也是其中的一员，具体认定不甚确定，总之都是名公显宦的弟子，气焰嚣天，真不可一世。而细察之，数人中，又各不相同，卢小嘉、张学良何等威风，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被卢小嘉打得晕头转向，从此一蹶不振，袁克定、张伯驹却一直落入名士圈里，下围棋、赏古玩，哼京戏，乐在其中。张伯驹来见吴鼎昌时，还是穿着一袭长衫，手摇纸扇。

张伯驹对当官和发财都无兴趣，但凭着有钱、有势、有眼光、有机遇，他的收藏在北方首屈一指。著名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国宝，都是他的家中珍藏。张伯驹酷爱收藏，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其父张镇芳，一直追随袁世凯左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盐业一向是国家专营的，垄断利润，全国各地的大小盐官，无不大发横财。张镇芳还创办了盐业银行，任董事长，以辫子军出名的张勋是协理。后来张勋复辟，张镇芳送给他25万元。到张镇芳死后，张伯驹子承父业，仍挂着北四行之首的盐业银行的总稽核之名。

1935年，上海日益成为全国金融重镇，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上海，地址就在北京西路860号。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各银行的关键人物都避往后方，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和上海分行的经理都不在上海坐镇，业务自然一落千丈。总经理吴鼎昌左思右想，要张伯驹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

吴鼎昌说：“现在上海被日本人控制，业务无法开展，但上海地位重要，不能主持无人，可否请老兄出山，到上海屈就做沪行经理？”

张伯驹连忙摆手：“吴兄，你是知道我的，闲散惯了。我这个总稽核的差事，还不是挂挂名，你怎么又要让我去上海受罪呢？”

吴鼎昌言词恳切：“老兄啊，时局不好，行中实在乏人，你不去，又有谁能去呢？”

张伯驹被说动了，点头答应。他要是知道后来会被人绑架，大概打死他也不会答应。

张伯驹人车被绑

张伯驹到了上海后，名义上是银行的经理，实际上兴趣全无，还照旧在文人圈里走动。帮他处理行务的，是会计科长陈鹤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张在上海没有房产，当时形势已吃紧，银行要他住进行中，张嫌不方便，就住进了陕西北路培福里16号一幢洋房内，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同乡借给他的，房子宽敞，闹中取静，张伯驹很满意。

1941年6月初的一天，张伯驹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上海，清早坐船抵达外滩码头，要他接客。张是大少爷派头，每日上班不早去，这天破例，早早起来盥洗后，就坐上他那辆牌号为6010的小车，打算先去接朋友，然后再到银行上班。

车刚出培福里弄口，行人稀少，突然从旁边冲出三人拦车。说是迟那时快，三人忽地拔出枪来，跃登上车，一把拉开车门，将司机老孔拖下车来，其中一匪坐进驾驶室里，二匪在后排，一左一右，将张伯驹挟持在中，车子急驰而去。老孔原是银行的职员，张伯驹到上海后，就被派为他开车，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租界，后来愈演愈烈的暗杀、绑架之风也还没有盛行，因此老孔毫无防备，见状吓得目瞪口呆。等到绑匪远去多时，才缓过神来赶回家中报告经过。

张太太潘素一听之下，目瞪口呆。众邻一面报警，一面叫潘素赶快设法。潘素一面向银行报告，一面打电话给与张家关系极密的孙曜东，托他全力营救。孙家与张家为世交，孙家在京津等地势力之雄厚，比张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官至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还是他的学生。这时孙曜东已经“落水”，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又兼任周佛海的秘书，故在黑白两道都很兜得转。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了张伯驹的车子，但里面空空如也，张下落不明。

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但不敢明言是汪伪特务所为。

绑匪开价200万

关于张伯驹被绑的原因，主要一说是，日本人想以此要挟，迫他拿出那些珍藏的宝贝，特别是《平复帖》。《平复帖》系西晋时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书，工稳雄健，气度不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20世纪30年代时，这件墨宝传至清王孙、著名画家溥儒手中，日军占领北京后，就千方百计妄想掠去。溥儒感到留在家中不安全，又因急需用钱，即以20万银元让给张伯驹。张得之后，将其缝在棉衣中躲过日军的搜查，以后一直密不示人。

但据知情者回忆，证之有关档案资料，这次绑架是内外合谋的结果。其主要筹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某，后台是汪伪政府76号特务总部。这李某是纨绔子弟，虽在银行工作有年，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一直不高。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彦和升任经理。总经理吴鼎昌却认为肖太平庸，不足以胜任，李虽精明干练，能独当一面，但人靠不住，且与汪伪勾搭，弄不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派张伯驹来上海担任经理，由陈鹤孙和白寿芝辅佐他，使李的如意算盘落空。

上海沦陷后，李与日伪76号特务搭上关系，自己做生意，也帮助特务办公司，自己中饱私囊，发了大笔横财。但他嗜赌如命，哗哗搞来的钱，就在桌面上哗哗流走了。就在前几天，他在与人玩牌时，被一个熟悉的“老千”玩掉了万把块钱，于是想动张伯驹的念头。

经过一番密谋，李某一个电话打给汪伪76号总部的行动队长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兄弟”，将张伯驹绑走，说是可以大发一笔。他告诉吴世宝，张伯驹家随便翻出一件古董，就值一幢洋楼。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伯驹现钱没有，可在天津的房产起码几百万，还有股票20多万。现尚健在的孙曜东说：“这次绑架的实质并不在于钱多少，而是李某为出一口恶气，因为假如张伯驹不来上海，他就可以升副理代理行务了。”不管是日本人为夺宝而出此下策，还是李某为出一口恶气，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反正，张伯驹就这样被汪伪特务绑架了。

第二天，潘素在家接到绑匪的电话，勒索赎金200万，言明一分都不能少，否则的话就撕票。潘素亲自赶到孙曜东家中，无论如何要孙设法帮忙。

银行公私难两全

200万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务们知道，现在的张伯驹，肯定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就希望他能够变卖家产，或用股票、字画之类抵押，如果由银行出面买单，就更好了。对张伯驹本人，倒还客气，不打不骂，给好吃的，生怕张伯驹书生脾气发作，大家没有好处。

绑匪开价200万，张伯驹不会讨价还价。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也不太清楚。大概盘算一下，估计家里可凑上100万，再叫银行垫上100万，付出这笔巨额赎金，自己就可回家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传来的消息说，不仅家中有诸多纠缠，拿不出这么多钱，银行也因各种因素，不愿垫付。他不免又惊又怕，饭也吃不下去了。

得到张被绑的消息后，上海盐业银行震惊万分。最着急的，当然是张伯驹的亲信、会计科长陈鹤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两人急电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今晨伯驹兄人车被绑。”等了数天，他们于1941年6月16日得到任凤苞的指示，除关照“不可牵涉到行”外，又说明张伯驹本应居住行内，不该租住外面，言下之意银行方面没有责任。任凤苞后来说：“张伯驹毕竟是书生，困处闷葫芦之中，急欲脱险，不择手段，叫银行拿钱，也不考虑考虑银行的难处。”他既怕张伯驹万一真的性命不保，难以交代，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即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甚至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法的话，银行岂不完蛋。

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方面，只能暗中帮忙。下面从上海盐业银行档案中，抄录任凤苞致上海总管理处电二件，当可见其态度。

1.1941年6月16日电

鹤笙、寿芝仁兄惠鉴：四奉手示，具悉一一。

伯事突如其来，远道无能为力，焦念而已。两兄（陈鹤孙和白寿芝）与之交谊素敦，自应就近设法，惟应认明此为个人之事，与行无涉。两兄对外发言，尤须注意，不可牵涉到行，否则非徒无益。

现在已有消息否？弟意总可解决，其解决之法，不特兄等不必顾虑，弟亦不必过问，应由其津寓主持，已通知张府矣。

其居沪乃本人之意，兄等当知之。春间来津，曾问其住何处，答住行内，当托其就近照料总处之事，亦尤去岁董事会时之意，则无其他使命。假使其本无住沪之说，弟亦不能托之也，其在沪租屋乃绝大污点，倘仍居行，当不至有此事。既往不说，惟盼早日出险耳。

因小有不适，顷甫稍好，总总布复。顺颂

均祺

弟苞顿首

六月十六日

2.1941年6月30日电

寿芝、鹤笙、肃然仁兄均鉴：两奉手示，具悉。伯事在私交上十分悬念，两旬以来毫无眉目，令人急煞，若必牵涉到行，只有敬谢不敏。

三兄尚忆从前倪远甫之事否？彼明明沪行经理也，行中未尚过问，以彼例此，可恍然矣。

复颂

台祺

苞顿首

六月三十日

多年前，也在上海，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倪远甫被歹徒绑架，但银行未曾出面交涉，结果绑匪勒索了一笔不大的赎金后，也只得放人。既有先例，董事长任凤苞更坚持张家自行应付。银行方面并要张家对绑匪说明，现在的张家，根本拿不出如此巨款，“而行方亦不能帮忙”，如此这般，对方或许能减低赎金，“庶可降低欲望，或能早日解决”。

把兄弟出力救人

话分两头，就在银行方面打太极拳左推右挡，张伯驹已心灰意懒的时候，孙曜东的营救行动却颇有成效。孙曜东已经了解清楚，绑架案确是李某主使，汪伪76号特务所为。

孙曜东打电话给绑架者说：“张伯驹是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赞助。”

李以威胁的口气道：“你给我少管闲事，不用你插手。”

孙毫不买账道：“张伯驹的事，我管定了。”孙的口气这么大，因为他的靠山是周佛海，待他见了周佛海，把什么如此一来，各银行都视上海为畏途，自断财路的话，一五一十汇报后，周佛海果然大怒：“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马上给76号头子李士群打电话，质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孙曜东有了周佛海这把“上方宝剑”，便直接与李士群联系，要他放人。孙答应，不会让“兄弟们”太吃亏的，愿出20根大条了结。李士群已经接到过周佛海的电话，便答应一定帮忙。

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张伯驹已经被转移到浦东伪军林之江部，关在一户农民的家里，原来绑匪已先行一步，知道由孙曜东插手，周佛海出面干预，恐怕拿不到什么钱了，干脆作人情送给林之江。林有飞来横财，乐得接受。这样又旁生枝节，孙曜东再与林之江部联系释放张伯驹的事，孙愿践前约，照样送20根大条，林一口答应。

这一切，张伯驹都蒙在鼓里，不知结果如何，只得听天由命。好在看管的人尚和气，平时称他“张先生”，吃的也不差。他过日子一向随意，吃也很不讲究。这样关了一段时间，人倒比先前还胖了些，就是心里不踏实，度日如年。

有一天，张伯驹吃完早饭，闷坐了一会儿，倒头在床上小睡，居然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已过了晌午时分。张很奇怪，怎么午饭还没送来，外间静悄悄的，一丝声音都没有，他大叫几声，也不见回声。摸出去一看，人踪全无，他也不敢多想，一口气跑了出去，自己解放了自己。

张伯驹回家后，因惊吓过度，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出院后不久，张伯驹回到天津，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愿来上海，此后果然，一直到1982年张伯驹病逝，他再未来过上海。

后 记

解放后，张伯驹在北京，精神振奋，生机焕发。李济深发起成立棋艺研究所，张伯驹有“棋坛圣手”之誉，当选理事，陈毅等将帅都是社员。叶恭绰发起设立中国书法研究社，他任副主席。齐白石发起组织中国画研究会，他是理事。北京古琴会，他也是理事。至于唱京戏，他是京津无人不晓的大红角。1956年，他和夫人潘素一起，将珍藏多年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22件国宝级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1978年后平反。1982年张伯驹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画家黄永玉有言：“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尝尽世上酸甜苦辣，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