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命运坎坷的小国，为独立苦战30年

▲阿斯马拉城郊“坦克墓地”里一群追逐嬉戏的小男孩

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想通自己2024年9月之所以会被那位戴着金丝边眼镜、不停问我“去厄立特里亚感受如何、怎么去的以及为什么要去”的美国签证面试官拒签的真正原因，但好几个懂行的朋友都告诉我：这事儿十有七八跟你去了非洲东北角的那个小国有关。

真的会是这样吗？

关于历史轨迹复杂、命运坎坷的厄立特里亚（以下简称“厄特”），大概可以这么介绍：

1869年，意大利殖民者来此拓殖，1947年意大利正式宣布放弃其非洲殖民地，1949年联合国派调查专员到厄特“研究并决定”其命运，1952年厄特在联合国的“安排”下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

1962年，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单方面取消联邦制，将厄特合并为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的一个省。之后厄特成为埃塞的一部分，而埃塞又是美苏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争夺的焦点之一，厄特人一边被裹挟被揉捏，一边为了摆脱埃塞控制抛头颅洒热血。直到1993年，厄特苦战30年，终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全民公决，独立至今。

我不由再一次想起在厄特的那短短的四个星期，像那样一个名字极其拗口、面积小之又小的非洲小国，为什么会被签证面试官问了一遍又一遍呢？

狮子酒店，阿斯马拉

这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跟我第一天在阿斯马拉狮子酒店的大床上醒来时的感受如出一辙，看着那只阵亡在我床单上、早已经干成了薄薄一片的蜱虫，我头昏脑沉地琢磨了好几分钟：这只蜱虫不知是什么时候死在这张床上的？已经干成了这样，周围又没有血迹，一定不是昨夜被我压死的，那么也许是上一个来自中国、索马里或南苏丹的睡客所干？如果是这样，上一个客人走后，难道清洁人员连床单都没换？

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灵魂被完全吸进那只蜱虫的黑洞之前，我决定起床。

在厄特的首都阿斯马拉，狮子酒店在中国人里比较吃香，因为它周围有不少中国公司和企业的办公室，宾馆设施 （以当地标准来说） 比较完善，性价比较高。

前台姑娘希希问我睡得怎么样，我用玩笑搪塞过去，并以“希望采光更好”为由请她帮我换了一间窗户更大的房间。

希希长着一张提格雷人特有的漂亮脸蛋，明目皓齿高颅顶高鼻梁，肤色偏浅，像是不那么白的阿拉伯人。这些外貌特征，让我在之后的很多天里，每逢在阿斯马拉大街小巷闲逛的时候，都会禁不住感叹厄特人男女老少清一色的苗条漂亮。

▲阿斯马拉街头身材高挑、穿着入时的提格雷族少女

希希已经在狮子酒店工作了三年，虽然只有22岁，但因为圆润的身材和成熟的装扮，看来比实际年纪要大些。

希希和妈妈外婆一起住在离狮子酒店步行二十分钟的贫民区里。她特别喜欢她那个用集装箱改建成的家，她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馨的地方。“最喜欢的就是下班一回家，我们三个女人一块儿吃饭聊天煮咖啡看电视再呼呼大睡。所以就算是休息日，我一般也哪都不去，就在家宅着。”希希说这话的时候，大眼睛里的天真亮晶晶地忽闪着，感觉好像比实际年龄又要小些。

希希的爸爸长居比利时，自从12年前找到机会从埃塞偷渡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贫穷的故里。

“连手机也不联系吗？”我问。

“他走后六七年，有一天突然在Facebook上找我，问我过得好不好。我也不是记恨他，但是也不想跟他有过多的来往了。”

尤其是在父亲与国内亲人恢复联系之后，她和母亲被父亲那一边的亲戚划清了界限，因为怕她们要分父亲“在白人那里辛苦打工才赚到的、定期定量寄回老家来的钱”。父亲也许是怕卷入矛盾，对此也从不过问。她还从那些对她们冷言冷语的“亲人”们那里听说，父亲在那边又娶了老婆，有了孩子，“过得很不错呢。”

“所以我努力赚钱，努力开心，努力照顾妈妈和外婆，也可能就是想证明，就算没有他，我们也可以过得很不错吧。”希希说。

坦克墓园，苏联

希希给我讲她的“家庭史”时，我们正从位于她家那一区的“坦克墓园”旁边经过。坦克墓园其实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式的大废品站，堆满了20世纪厄特在各种年代所经历的各种战争里所用过的废弃武器。绿色吉普车残剩的框架掉了漆长满锈，和几十辆静静趴在半人高杂草丛里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装甲运兵车被随意搅拌，像是蟒蛇和老旱龟被剁碎再泡了药酒，还能看出过去的生猛，却早已没了生气；更多的是各类坦克、吊车、两栖战车、高射机枪、油罐车和追击炮，甚至是老式战机，但最常见的是成百上千的载重卡车残骸，被炸得散了架、再全部被搅混又堆积成高近五米、长几十米的钢铁围城。

坦克墓园里的烂车旧器多数是苏联产品。1970年代到1980年代，苏联非常慷慨，给非洲之角输送了足够打五场战役的装备和武器——索马里攻打埃塞、埃塞进击索马里、埃塞军政权镇压厄特游击队、厄特人偷武器闹解放，以及厄特独立后与埃塞打的两年边境争夺 （保卫） 战。

苏联原本支持的是对手 （美国） 的盟友 （埃塞） 的对手 （索马里） ，但过了一两年之后，苏联突然“顿悟”：埃塞怎么好像更有前途的样子！1974年，海尔·塞拉西下台，埃塞转投苏联。如此一来，美国改向索马里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美国军控裁军署发表的相关年度报告里提到：1982年，埃塞从苏联进口5.75亿美元军火，1983年为9.75亿，1984年增至12亿美元。直到1984-1985年大饥荒席卷埃塞北部。

英国记者米凯拉·容在她的著作《我不是为你打仗——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中如此写道：“……两对冷战探戈舞伴，苏联和索马里，美国和埃塞，中场突然对调搭档。这不仅说明如此伙伴关系毫无道义基础，而且给当事国带来绝大的影响，军备竞赛螺旋上升。”

“现在可以说，我们当时可能给得太多，”1970年代苏联常驻埃塞的外交官谢尔盖·希尼岺在千禧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不得不承认，“但在战时，这也是不得以，因为我们不给，美国就会给……”

苏联送到埃塞的武器，没多久又被埃塞用到了镇压厄特游击队的战场上，不仅仅是那些还能跑能用的，埃塞军政权还将那些被击毁轰烂的援助装备集中到了厄特，期望修理之后再用于打仗。无奈埃塞的技师们并不在行，除了被“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 （以下简称“厄人阵”） 游击队偷去悄悄修好再用于反击的那些，绝大多数都像废铜烂铁似的堆着，一直到成了坟墓。

希希看着我拍摄停在迫击炮尸体上的白色蝴蝶和几个在坦克堆里玩捉迷藏的小男孩，神情若有所思。她问我：这有什么好拍的？

是啊，有什么好拍的呢？我半仰起头来，最后看了一眼看似摇摇欲坠、实则稳如泰山的坦克长城，和希希一起走回狮子酒店。

希希的爸爸过去是游击队队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厄特几乎所有适龄的 （18-45岁） 、身体无残疾的男性 （甚至不少女性） ，没有特殊原因的话，都必须得进厄人阵，成为厄特争取独立的长期武装斗争中的一份子。

“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以前打游击战时的事情，我只知道他当了 （游击队员） 差不多十年，在克伦待了很长的时间，还在那里被炸掉了两根手指，时不时会在噩梦里又哭又喊地惊醒过来，仅此而已。像这一片 （指坦克墓地） ，他过去是绝对绝对绝对不会靠近的。”希希说。

她们决定把家搬来这里，是在父亲逃离厄特、毫无音信两年之后。因为地价便宜。

几天之后，我到了那个希希“打死也不想去”的克伦——厄特第三大、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克伦，意大利

克伦平均海拔不高，只有1390米，城内地形开阔，四面被岩石、小山环绕，像是一个巨大的角斗场。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直接给这座东西仅三公里长的小城提供了“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无论是二战期间还是后来由“厄人阵”发起的抗埃之役，克伦都是那个决定胜败生死的转折点。

不过在二战开始前，意大利人其实更倾向于把克伦当成一个“退休职工移民好去处”。在战前的鼎盛时期，这里的意大利人曾多达1200人。为了让人们生活舒适，意政府在自然条件恶劣且毫无基础设施的山区里建了通往首都阿斯马拉的穿山铁路、环山公路、医院学校、聋哑人培训中心、塔尖入云的天主教教堂、盛产黄油芝士酸奶的乳制品加工厂、每天能宰400头牛并完成冷藏处理出口中东的屠宰场，以及成品直接经红海港出口意大利并被缝上高订西服和军队制服的硬木纽扣工厂 （产量为每月170万粒） ，还培育了11英亩以甜美多汁闻名而同样广销中东的蔬果…… （数据出自厄特国立博物馆的印刷材料）

▲阿斯马拉至克伦的穿山隧道和铁路，由意大利殖民者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现已因多年维护不当而被弃用

后来意德开始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落被联军围剿，节节败退，克伦也顺势成了一个被讨伐的中心。1941年2月，英联邦军队进攻克伦。当时带领英军给了克伦最后一击的皇家燧火枪约翰·希莱特少校二战后写信回忆：“克伦之役的恐怖，从二战全非洲战场来看，毫无疑问是绝无仅有的。我在西北欧9个月当连长的经历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A.J.Barker:《厄立特里亚的1941年》）

当年墨索里尼急于扩军，但为了省钱，只给在非洲的意军配备次品轻武器，导致战事技术含量很低，近乎中世纪的肉搏厮杀。英联邦军队损失也不比意军小，英国和印度年轻的士兵们一边在战壕里给父母写遗书，一边用仅存的斗志麻醉自己，手忙脚乱了一个月，拉锯撕扯三十多天下来，双方都伤亡惨重。一手策划了克伦之战的驻苏丹英军司令威廉·普莱特将军见状，只能咬牙四处征集马车、卡车、骡子和骆驼，建起经苏丹港的物资供给线，直到筹集够了足够两个师14天连续作战所需的一切，才下令发动总攻。

1941年3月15日至27日，意军终于举了白旗。后来普莱特将军承认，打到最后三天，只剩下了三架坦克，几近弹尽粮绝，自己差点喊了停火撤军，胜负实在是得于毫发之间。

在克伦之战中，意大利官方宣布阵亡3120人，不包括被意军征来的数千名同样在战场倒下的厄特和埃塞士兵。英军虽然险胜，但也有四千左右的人员伤亡。双方伤亡保守合计约2-3万人。

克伦失守后的短短几天，4月1日，意军自知大势已去，又心疼自己辛苦打造的美丽笔直的林荫大道及大道两旁那些天马行空的实用主义混搭未来主义风格的建筑，怕其被弹炮毁坏，未作抵抗便朝英军打开了阿斯马拉的城门。一周后，拥有天然深水良港的红海沿岸城市马萨瓦也失守了。意大利人在占据厄特半个世纪之后，丢掉了这个他们用心良苦在非洲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包括有“小罗马”之称的阿斯马拉。

战争中，几乎所有欧洲标准的设施以及几十年的发展和技术都被炮轰弹打得灰飞烟灭，除了分别坐落在城市两头的英国人墓地和意大利人墓地、城中心少数的意式建筑，以及空气中流动着的“洋葱番茄加罗勒”所烹煮出的意粉酱标准香气，什么都没有剩下，克伦人不得不回到他们的茅屋石屋里，学习如何不被统治地“独立”生活。

▲克伦城尽头英国联军牺牲的将士的公墓

二战结束了，还有美苏冷战、抗埃战、边境保卫战，“克伦之战”好像永无止尽。克伦人躲进山洞里又出来，出来了没过多久又得回去，城里的居民楼虽然基本都在，但都因为被一再弃置而年久失修，尤其是下水管道，很多早已无法使用。在阿斯马拉和克伦的大街小巷，我一边咧着嘴感叹建筑之美，一边皱着眉忍受墙根楼边若隐若现的尿骚味。

我在赫赫有名的“克伦酒店”那没有自来水、冲厕所洗漱都需要从大蓄水桶里用塑料瓢舀的“顶楼行政套房”住了两个晚上，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是天花板上斑驳的墙灰、扭过头来是粗渔网般的蓝色蚊帐，感觉好像要被床垫中心那曲线优美的凹陷处给吸进棉絮里。酒店在21世纪到来之前，作为克伦当时设施装潢还算不错却又不至于被称为奢靡的唯一的高层酒店 （4层） ，为各国政治家、技术专家、记者、为数不多的游客所青睐；也曾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数“抗埃”的爱国斗士当成据点。现在，酒店的客房早已显出疲态，除了厄特本地的商人和那些过路歇脚的索马里人苏丹人，即便价格低得跟普通招待所有得一拼，也很少有人光顾。

晚上，我坐在套房外的公共大露台，看着不远处半山腰上的瞭望塔喝姜茶。这个大露台白天是晾晒衣服的阳台，晚上塑料桌椅一摆，就成了清吧。我想，希希的父亲会不会也曾经和他的盟友们站在这个露台上，望着那个时明时暗的塔尖，满怀希望地计划过他们自由和平的未来。

▲阿斯马拉四处可见意大利殖民者为了将其打造成“非洲小罗马”而栽种的棕榈树

马萨瓦，欧美

后来我在阿斯马拉受邀陆陆续续去过11个家庭，算上希希的父亲，有6个家庭的“父亲”都在欧美务工，其中有我租车公司出纳员的丈夫、我吃午饭那家意式餐厅经理的老公、我本地向导的姐夫、我咖啡馆意外结识的邻桌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另外两个家庭的“父亲”在偷渡时被索马里的人贩子抓去当人质，家里给不出赎金，从此便没了下文，估计是被撕票了；还有两个家庭的“父亲”尚在家中，但有意愿出国。

这似乎可以回答为什么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阿斯马拉的小飞机上，八九十位乘客里有九成以上都是中年女性，以及阿斯马拉30岁至50岁这个年龄层的男性为什么会比女性少了几倍。

▲阿斯马拉的一间很受本地人欢迎的咖啡馆，光顾的男性基本都是老年人

11个家庭里有8个“消失的父亲”，客厅里连合照都没有看见一张；两个正在为“消失”作打算，而剩下的一个叫做莫撒，是我的司机加向导。作为官方游客咨询中心所提供的唯一一家租车公司里最有资历的司机，莫撒轻描淡写却又斩钉截铁地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想出国。

“为什么要出国给人端盘子和扫厕所呢？我在阿斯马拉不是过得挺好的吗？”莫撒说，他的弟弟、姐夫、叔伯和已经去世的爸爸几乎全部都在欧美，自己可以理解，因为那边收入比阿斯马拉人均月收入 （两千至三千纳克法，约合人民币1400元） 至少高8到10倍。

对于厄特人来说，出国之难，难于上青天，特别是普通老百姓 （男性） ，除了偷渡和极少数公派人员，办个护照几乎都算得上是天方夜谭。为了防止人才及劳动力外流和逃兵役，针对偷渡所制定的刑罚极其严苛，被逮到会遭判几年到十几年的重刑。

而对于外国人呢，进厄特和游厄特，也是关卡重重。我在厄特除了五个外派过来工作的华人和一个专门过来山地骑行的瑞典人，没有碰见一个游客。根据厄特外办的规定，除首都阿斯马拉之外，外国人能够前往的只有三座城市——克伦、马萨瓦、Qohaito （古城遗址） ，出阿斯马拉必须提前办通行许可证，而且除马萨瓦可以自己搭大巴去之外，前往另外两座城市克伦和Qohaito都必须租车且聘用厄特本地司机，莫撒算是陪我走了半个厄特。

莫撒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肤色比绝大多数厄特人要黑那么一点点，礼貌但不客套、谨慎却不谨小慎微、必要时健谈不必要时沉默，各方面都恰到好处。

直到两年前，已经34岁的莫撒才娶到了老婆，在厄特，这算是绝对的晚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家里穷，加上他又在20岁出头的时候大病了一场，耽误了入行的时间，所以没有早早存够结婚的钱。但因为生病，莫撒得以躲过厄特高强度高难度的兵役，也算是因祸得福。

莫撒诚实地说，自己没有出逃，并不是因为有多爱国，而是因为不用当兵。因为漫长的战乱历史，“兵役”至今仍是厄特中青年的噩梦，“因为当了兵就退不了役，而退不了役，就有可能哪一天得突然上战场……”他说。

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我从马萨瓦的潜水员提姆口中也听到过。

在从阿斯马拉去马萨瓦的大巴上，我和售票员都没有零钱，售票员正准备给我免票，后面突然伸过来一只手——提姆两根修长的手指之间夹着车票钱，眼睛像是湖面上星星的倒影。

提姆今年25岁，是土生土长的马萨瓦人。作为厄特第二大城市、红海沿岸重要的深水港口，马萨瓦所具有的便利使之成为当年意政府进入厄特后设立的第一个首府，也为今天的很多当地人提供了与港口、运输和潜水有关的工作岗位。就好比提姆，在正式考潜水员证之前，就已经习惯跟着同样当潜水员的叔叔出海了。

提姆还很小的时候 （具体几岁他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刚上小学） ，爸爸经苏丹离开厄特，在那里逗留了大半年，便找到机会去了瑞士，拿到难民身份后，他成了阿尔卑斯山山脚下一个普通农场的工人，日常工作是挤奶、给牲口添粮和清理牛圈。“他告诉我每当他想家了，一抬起头来看见白雪皑皑的雪山山顶，总会想起京达 （从阿斯马拉到马萨瓦盘山公路所经过的一个小镇） 镇上所能看到的、没有尽头的高山和低谷，就觉得好像自己也没离家多远……”提姆说。

提姆每次出海去达赫拉克群岛的Nakura小岛出任务、深潜到30米以下的时候，大海的沉默和内心的翻腾好似平静无比，又好似随时都会从更深不可测的海水里迸发出一个创世纪。不知为什么，他时常会觉得自己就像爬上了父亲所寄来的明信片上印着的那座马特洪峰 （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座山峰，位于瑞士） 一样。

“也许潜水就是联系我们的那个虫洞吧……而且假如不是因为会潜水，我可能也跟其他人一样，只能是当兵或当逃兵的命。”提姆笑了笑。

厄特，世界

Nakura岛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大力武装埃塞时期其海军在红海上的补给站，1991年之后，因为红海的独特位置和海水条件，它逐渐为人所知，现在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提姆因为专业技术出色，在这片海域从事水下修复和生态保育的工作，属于厄特政府和几个专做海洋生态保护的国际NGO合作的项目。

他和他的几个同事带我去Nakura附近几座“最好看”的珊瑚礁逛了逛，除了看到叹为观止的超过了埃及和西米兰群岛的水下景观和生物群，我们还见到了当年意军被英军驱赶出马萨瓦时、为了不让英军白白得利而仓皇销毁的干船坞和用以卸货的吊车碎片。

整个马萨瓦，无论水上水下，都像是一座伤痕遍体却仍显高贵雅致的废墟，就连曾因设备先进而在整个红海海域称王称霸吞云吐雾的港口，如今也因为投资不足和管理松懈而显得死气沉沉。

▲马萨瓦港口办的入口处，右边是一排已经许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建筑

“大环境不稳定，确实就让人没办法投资啊，你看它 （指厄特） 和挨着的埃塞、苏丹、吉布提、索马里都时不时有边界纷争，谁知道会不会撒一堆钱进来、还没开始运营就又被炸飞了呢，你说是不是？”我在港口货柜区外头闲晃时碰到的中国某船舶公司的经理小谢说。

“其实很多公司都因为看好马萨瓦的潜力而在观望，2002年的那个大冲突被解决之后，大家都以为未来厄特总算和平稳定了，没想到直到今天，还是走三步退两步的状态。”小谢一边说一边掏出手巾来拼命擦汗，来马萨瓦两年多，他还是忍不住对这里“晒化人兽”的酷热吐槽。

那个在2002年被解决的“大冲突”，是指1998年埃厄交界突然爆发的“巴德梅之战”。厄特和埃塞都称这个过去无人问津的小镇为己所有，双方僵持不下，接二连三发生的小冲突便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毁灭性大于广为人知的科索沃战争”，直到2000年9月，联合国蓝盔维和部队介入。两年内，巴德梅之战使埃厄双方动用了50万的兵力，同时60万百姓背井离乡，政府公布，其间厄特阵亡1.9万人。 （人权监督组织：《非洲之角战争：大规模驱逐和民族问题》，1998-2002；《我不是为你打仗——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 2002年，联合国主导的边界委员会裁定巴德梅属于厄立特里亚。

2001年9月，就在“9·11”震惊全球一周后，厄政府取缔了厄特所有的私营媒体；也正是那两天，从1993年就出任厄特总统至今的伊萨亚斯·阿费沃基 （同时也是国民议会议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厄立特里亚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主席） 下令逮捕15位昔日跟他并肩作战的“厄人阵”元老中的11人，只有当时出国在外的4人幸免。

当时全世界都聚焦于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倾塌，这么一个红海沿岸丁点儿又乱又穷的小国，有谁还会真正去关心它是外战了还是内乱了？是又被联盟了还是又遭吞并了？

漂亮聪明又坚韧的厄特人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于是他们只能躲。

回到克伦

离开厄特之前，我又去了克伦一次。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撇去那些被它的过去所刺痛的部分和入境之前世界给我注入的观点 （或是偏见？） ，厄特给了我极其难忘且非凡的体验，在不被手机网络、攻略、商业推销所侵扰的四个星期里，我学着暂别知识和信息对我的摆布，学着单纯却艰难地去感受这个地方。奇怪的是，到了最后，我竟忘记了厄特叫作厄特，忘记了它是如何被世界抛来抛去，忘记了它是大家口中既神秘又可怜的非洲之角。

今天的克伦，跟厄特的其他我曾去过路过的城市小镇和乡村一样，没有任何飞跃式的发展及其副作用，人们淳朴友善，孩子们因为没有见过什么外国人，总是含羞带笑地隔着一段距离悄悄打量。我在这个国家里，语言不通，两眼一抹黑、一问三不知，却没有被欺骗、敲诈、诓哄、坐地起价、调戏或以任何形式骚扰过一次。相反，我每天都在被当作人生地不熟的脆弱的外国女性来包容、保护和帮助。在非洲生活了九年，我过去被各种难以言说的非洲语境或环境所操练出来的精明应变和小心翼翼在厄立特里亚完全失效，这让我感到困惑，也有点手足无措。

一个国家，可以既贫穷又文明吗？这个国家的人们真的可以既不自卑又不负人地生活？它的封闭，究竟是最好最真的保护，还是伪装精美的谎言呢？来到厄特之前，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坚信不疑，但是现在，我好像不太确定了。

那些天，我去了不少克伦城外的农村，期望在与真正的农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摸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我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个农家的草垛子里，主人会让我稍等片刻，因为他们正在煮的黑咖啡或姜茶马上就要开了。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坐在小板凳上，看山看云，直到咖啡溢出香气。

山还是山，云仍是云，只有荒岩野石见证了一切，但它们只会沉默，什么也不能说。

这样的时刻，我总是会忘记自己正在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