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一）

他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在考古学的领域里，他给他的祖国乃至世界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树立了一座高大的丰碑；这座碑的一面，记载着他终生的辉煌劳绩，另一面镌刻着“献身精神”四个大字，揭示了他那水晶般的内心世界。

夏鼐同志，他在今年3月1日我国考古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演；而他自己，正是实践“献身精神” 典范。

我们现在首先看看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献身精神”放出了何等的异彩！

日记突然中断。译稿没有校完。一本书从他手中掉下来

我们来到夏鼐同志的家中。家人从他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他最后的一本日记。我们打开来看，只觉得这位76岁的老人，在向党和人民告别之前的这段日子，日程安排得这样紧，步子迈得这样快：他亲自主持了中国考古学会的年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扩大会议，参加了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两次出国访问，第二次视察偃师商城考古工地，同时亲自撰写、修改和审定了好几万字的稿件。……这哪里像一位“古来稀”的日程安排，分明是筋骨强壮者的活动表。

然而，他的日记在6月17日这一天突然停止下来。他写道：

六月十七日（一）[记者按：指星期一]上午

坪井清足来所讲演，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殊主持，听众约

由青年时代起记了几十年的日记，到这里终结了。

夏鼐的最后一页日记，突发脑溢血前，当天中午所记

6月17日上午，日本考古学家坪井清足作讲演，他去听了，还作了记录。日本客人走了以后，他（名誉所长）还同王仲殊所长、女研究人员曹延尊谈了一会儿话。这位女同志因患乳腺癌做了大手术，夏、王都说她身体恢复得不错，女同志称赞夏先生虽年事已高，气色不错。夏鼐高兴地说，他正准备7月去意大利，接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证书。老人说，这件事还没跟家里人说，说了他们不让去；不久前去美国接受院士证书，事先也没有告诉家里人。王仲殊说，你毕竟年纪大了，出国叫人不放心。但看到老先生满脸兴奋，又说，你在国内够忙的了，可能在国外反而好一点。

1985年6月，夏鼐（左四）陪同日本考古学家坪井清足（左二）参观考古所陈列室，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待外宾

中午回家，老人照例只吃一碗面条，休息半小时，就起来工作，继续修改一份译稿。

大约3点钟的时候，他可能是感到不舒服，站起身来从家中走出去。老伴李秀君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他慢慢地走出院门，一直走到胡同东口，又走了回来，继续坐在那里改稿。

5点钟，老伴到书房问他：晚上在家吃饭吗？他回答说，有宴会，并请老伴给他找一身衣服。

又过一会儿，老伴过来问他什么时间走，发现他嘴巴歪了，流着口水。老伴问他是否不舒服，告诉他嘴歪了；他说没有歪，还走到东屋里去照镜子。

回到书房，他坐在一张旧沙发上，顺手拿起一本外文书，想看几页；但手已经拿不住书，书从他手中掉到地板上了。

老伴跟着过来，就看到他正在伸出左手向下够那本书，够得好吃力，但是拣不起来。

老伴紧走几步到了他跟前，把他的眼镜拿下来，叫他坐在那儿不要动，然后拿起电话机给所里打电话。

十多分钟之后，一辆小轿车从北京东城的干面胡同开出，他不是去赴宴会，而是进了北京医院。

在医院里，夏鼐还说要去出席宴会，等到老伴和儿子告诉他不能去了，他还要他们给所里打个电话说他不能出席宴会了，第二天把他的洗脸和刷牙用具带来。

很快，病情急剧恶化，……6月19日，他离去了。

一篇未订正完的译稿。一部在他领导下完成的二百万字大书。一部正在印刷中的专著

在我面前摆着夏鼐最后审阅的这份译稿。它将近60页，一万八千字。

6月16日，星期日，这份稿件摆在夏鼐的写字台上，它的内容是考古学大事年表，由一本外文书上译出。但这份年表只包括1819～1970年，夏先生补写到1979年，记录下这一阶段国际考古学界所发生的大事。然后，他开始审阅译稿。到下午，他审阅了一半，因为有客人来而中断。第二天下午发病前，还在审阅这份稿件。我轻轻地翻着译稿，似乎看到老人最后流着的心血。他审阅得好认真，订正得好仔细哟。

夏鼐逝世时办公桌实景

我看到，关于法国著名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商博良，夏先生就订正了两处：

商博良发表《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纲要——象形、表意和表音字母》的时间，译者用铅笔在稿纸边上提出问题，说1824年可能是错了。夏先生用极小的字批注说：1822年宣布，1824年出版书籍。

1831年的一段内，原译稿商博良被选为“法国公学埃及学首任欧洲教授”。夏先生改译为“法兰西学院在欧洲设立的第一个埃及学讲座的教授。”

他不但校正，而且对费解之处加以简要而明确的注解，例如，1850年在埃及发现“塞拉神庙”，他改作“塞拉皮姆”（埋葬神牛的地下建筑）；1851年，“莱思·福克斯在贝思纳尔·格林建博物馆”，他在斯字后面加了“上校”（即皮特—罗费斯将军）；1860年，赫胥黎和威尔伯福斯“出席英国协会牛津会议”一句，被他改为“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牛津会议[上的争论]”。

我和这份年表译者莫润先作过两次交谈，他说夏先生的逝世使他的工作失去了靠山和支柱。他接到这份年表的翻译任务原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对考古不很熟悉，特别是表中列举的很多书名用的是出版时的文种，约有十种上下，查对起来比较困难，只是夏先生答应审阅之后，他才敢于承担下来。

这是夏先生特意提出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增加的一份材料，由于他的逝世，没有人能够继续审阅这份稿件，只好作罢。

5月14日到19日，他在北京西山的一家招待所内，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扩大会议。作为这部200万字大书的主编，他在那段时间，日夜奋战，审定了30万字的原稿。由他负责撰写的这一卷的总条，由于他手头事情太多，未能按时完成。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两次来催，他都满口答应早日交稿；有人建议他找人帮忙，他不肯，说他从来都是亲自动笔的。离交稿日期很近，他在3月底去英国参加一次学术活动之前，把后半部分的提纲交给了王仲殊所长，由王完成。他自己撰写的前半部分，也请王仲殊进行整理和誊清；他抓紧时间写了两万字，最后的手稿是4月17日访美时由北京机场托人带给王仲殊的。而在这天上午，夏先生来所，见过王仲殊，显然当时他还没有写完；他一定是赴机场途中在车上或在候机室内完成这部分稿件的。这样，他在编委会召开前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卷分编委会扩大会议与会者合影

前排左起：王振铎、苏秉琦、姜椿芳、夏鼐、张友渔、贾兰坡、林志纯、安志敏、宿白；二排右起：刘加乾、石兴邦、石磊、佟柱臣、王世民、吕遵锷、黄展岳、殷玮璋、邵望平；第三排右起：徐苹芳、张广达、张长寿、朱龙华、卢兆荫、杨泓；第四排右起：翟德芳、莫润先、胡人瑞。其余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员。

一部重要的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正在印刷当中，他还没来得及看到就离去了。这是他去年在日本的学术讲演集，日本已经连印了三版。3月下旬，夏先生花好多时间修改由日文译成中文的书稿。这本书中所用的材料，他都反复核对。在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原始社会墓地中，第564号墓出土物最为丰富；夏先生在日本讲演时引用了这座墓的材料。为了准确无误，他在去日本前，几次找在甘青考古的谢端琚，问他墓中到底出土了多少件陶器，其中多少件彩陶，彩陶中罐、壶、碗、盆等等，各有多少。

《中国文明的起源》 的日文和中文版本

第二次来到偃师商城考古工地。他的田野考古工作，五十年前从安阳殷墟开始，五十年后在这里的商城结束

6月8日，河南偃师商城考古工地上，76岁高龄的夏鼐，手里拿着一件脱下的外衣，在骄阳下过细地观察着几千年前的这座遗址。正好是五十年前，二十几岁的夏鼐在河南安阳参加一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发掘，从此开始了在祖国的田野上考古发掘的生涯；而今，五十年后，他最后来到的这个田野考古工地，又是一座商代都城的遗址。

这座遗址，南临洛河，北倚邙山，坐落在一片平展展的田野上。

1984年，考古工作队出发之前，当时已是名誉所长的夏鼐就对这座遗址的发掘工作提出重要的意见，说是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要首先从宫殿开始；要搞完一部分再搞一部分，……当年5月9日，考古工地的春季作业快要结束时，他和所里的几位负责人都来到这里，考察我国最早的三千年前都城的遗迹。

如今，一年之后，老人又来到遗址，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都城的轮廓进一步搞清，它南北长1710米，东西宽1240米：七座城门和主要干道已经找到，城的南部有三座小城，中间的一座最大为宫城。宫城中，去年完成了第4号宫殿的发掘，今年正在发掘第5号宫殿。

1985年6月上旬，夏鼐（左三）在偃师商城发掘工地指导工作。返京后一周，即突发脑溢血症，与世长辞

他一到达考古工地，没有顾上进屋擦把脸，喝口水，就直接走向第5号宫殿工地。所里的考古人员向他汇报，说4号宫殿的遗址发现有台阶，而5号宫殿却没有发现台阶；老人提出意见，让他们如何如何去找。看到5号宫殿前面的7个小狗坑，他解释说在这里埋小狗用意是守卫，并且建议在两坑之间寻找一下台阶。当有人建议在遗址上合影留念的时候，老人说，遗址要保护好，人上去怕踩塌。之后，他又和大家一起登上了考古工作队办公楼二层平台，兴致勃勃地观看这座商代都城全景。他说，他回京后要去找社科院的院长申请一笔经费，把宫城所在的这片土地买下来，以便于保护和研究。

不久，遇上来华访问的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即文物）研究所所长坪井清足等一行也来到工地参观，老人又高兴地亲自向客人们作了现场介绍。离开工地之前，他和工作队长赵芝荃握手告别，赵芝荃希望老所长明年再来，老人高兴地答应了，谁知，十多天后……

10日上午8时，老人返京抵家，放下行装，马上又到了所里。当晚，他忽然咳嗽起来，并且感到尻部（脊骨末端）不舒服。老伴问他为什么突然生病，他说是由洛阳返京途中，同卧铺的乘客将电风扇开了一夜，自己可能受凉了。但他的步伐没有停下来。11日下午，尻部右侧与大腿相连处疼痛得不能工作，他还在那里读《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

12日下午，他到社会科学院院部，与党组书记梅益同志最后商谈了所里的领导班子问题。

15日上午，审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的“中国考古学简史”，交还作者王世民。这是他为考古卷审阅完的最后一篇稿件。……

夏鼐走完了一生的途程，在旅途的终点给我们留下了一块镌刻着“献身精神”四个大字的丰碑。

（张天来）

在考古所花木扶疏的四合院里，北屋那间夏鼐先生的办公室依然保持原貌，和他去世的那天一模一样。桌上放着一摞他尚未阅毕的手稿，那是他答应过几天就要交卷的；靠窗的沙发上堆满了一封封来不及拆开的信函，夏鼐先生有个习惯，来信必复，而且都亲自动手；贴墙的两排书架摆满了他平日要看要翻的参考书，那上面似乎还留着他的手温；案头的一只缺胳膊短腿的瓷杯里，还留有他喝剩下的半杯开水……

原考古所四合院北屋，夏鼐办公室旧影

环顾这位科学巨匠的办公室，谁也无法相信他那旺盛的生命之火竟会熄灭。也许，他不过是临时参加一个会议，或者，他和考古所年轻的科研人员风尘仆仆地奔向田野，又去从事某项重大的考古发掘去了……

他的一生，是在祖国的田野上辛勤耕耘的一生。在他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阳洼湾的第一道曙光

1945年5月间，甘肃宁定魏家嘴村附近一个名叫阳洼湾的山坡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村民。

春天姗姗来迟的陇东山区，满目萧瑟，依然笼罩着寒冬的气息。不过这些日子，山坡的梯田上却热闹极了，铁镐凿开了板结的黄土，那埋藏在地下几千年的一座座古代墓葬，在人们惊奇的目光中，渐渐敞开了它的宝藏。当然，那一个个灰不溜秋的陶罐，一块块破碎的色彩鲜艳的陶片，以及一个个白惨惨的骷髅，只有内行人才能掂量出它们的价值。

阳洼湾这儿发现的墓葬，是史前时期名叫齐家文化的墓地。从事这次发掘的考古学家便是夏鼐先生。他穿着一件旧皮夹克，成天像土拨鼠一样蹲在掘开的墓坑里。他是那样仔细、认真，用一把小铲子轻轻拨开墓坑里的填土，细心寻找着每一块陶器碎片，仔细观察土层色泽的细微变化，而且把这一切都记录在案。

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遗址

夏鼐先生在大西北的雪山大漠已经度过了两个寒暑，这是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也是考古发掘的初创时期。物质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从1944年他和考古学家向达、阎文儒结伴而行，奔赴甘肃河西走廊进行考古发掘以来，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已是家常便饭。荒无人烟的大沙窝里，缺水断粮，他燃起骆驼刺，烤黄羊充饥；大雪封山的祁连山，路绝人稀，他迎着砭骨寒风，艰难跋涉。

夏鼐先生并不怕吃苦，怕的是中国的考古学长期为外国学者所垄断，担心的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古代文明任由他人发掘，任由他人武断下结论。1935年，他抱着一腔爱国热忱，远涉重洋，到西方先进的田野考古学的中心——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他受业于著名考古学家惠勒教授门下，以后还亲赴耶路撒冷，专程求教在那里疗养的英国田野考古学权威彼特利教授。他参加了惠勒教授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发掘，继而又随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他还在开罗博物馆悉心研究，系统地从理论到实践掌握了田野考古学的精髓。当他获得伦敦大学埃及博士学位，回到战火纷飞、多灾多难的祖国后，他决心在祖国大地上播下田野考古学的种子，以考古发掘的资料来阐明祖国古代的文明，一改传统的仅仅局限于古器物、古文字考据的旧学风。

夏鼐在埃及阿曼尔纳遗址

阳洼湾的发掘进行得很顺利，夏鼐先生前后挖掘了两座完整的墓葬，出土的殉葬陶器是齐家文化的标准陶器。在这以前，无论是中外学者都没有发现过史前时期齐家文化的墓葬。不过，更叫夏鼐先生惊讶的是，当他在清理墓葬的填土时——这是需要十分仔细的活儿，田野考古学特别强调地层学的研究——他发现填土里混杂了破碎的彩陶片，这是仰韶文化的彩陶。

一个闪电似的想法掠过夏鼐的脑际，他小心翼翼拣起那些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片，想道：“当齐家期的人们埋葬死人的时候，这些彩陶是已经用过而且打碎了，碎片扔在地上，因此才会混在填土里，这说明，仰韶文化要比齐家文化的年代早……”。

仰韶文化比齐家文化早的科学结论，就是这样由夏鼐先生用科学的发掘第一个证实。他推翻了瑞典人安特生的权威结论，安特生在1924年发现齐家文化居住遗址时曾经宣称，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

不久，夏鼐先生的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志发表，顿时英国和欧洲的学术界轰动了。阳洼湾出现的曙光，不仅标志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1946年，夏鼐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对齐家文化年代的修订

夏鼐先生用他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给战胜了日本法西斯的祖国献了一份厚礼。

风雪车马坑

他们，夏鼐先生的学生，谁也忘不了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纷纷扬扬的大雪，将中原大地严严实实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银毯。气温降到零下，狂风在无遮无拦的田野上咆哮，村旁大道上叶落枝枯的大树瑟瑟发抖。但是，他们和夏鼐先生一道仍然冒着风雪，在田野的深坑里不停地发掘、清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紧张的工作使他们忘却了疲劳和寒冷。

这年冬天，夏鼐先生带着考古所一批考古人员来到河南辉县东郊的固围村，他们在老乡的农舍里安营扎寨，每天步行到几里以外的琉璃阁发掘，那里发现了一个商代文化遗迹，一座战国时代的车马坑。

在这一群考古人员中，夏鼐先生是年纪较大的，他是考古所副所长、发掘队队长，但是他从来是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他每天冒着严寒在现场发掘，手持小铲，一点一点地剔除车马坑的填土。天寒地冻，车马坑的填土冻得像铁板一块，夏鼐先生就用炭火放在上面，用炭火的热力烘烤一点点冻土，然后用小铲子拨开泥土。

首次成功剥剔的琉璃阁战国车马坑

工作条件的艰苦令人难以想象。为了节省时间，夏鼐先生让炊事员把午饭送到发掘现场，他和大家都在寒风扑面的野地里就餐。夜里，十几个人挤在没有生火的农舍里，寒风袭人，滴水成冰，忙了一天的夏鼐先生还在小油灯下检查每个队员的发掘记录，直到深夜。几个月的室外作业，他的一双手裂了一道道血口，鼻子和嘴唇全都冻肿了，他却毫不在意。每到休息的日子，他常常买来许多花生，和学生们围在一起，又说又笑。这时，有的年轻人唱起京剧《空城计》，有的哼起日本小调，小小的农舍里洋溢着笑语欢声。

但是，夏鼐先生对待工作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他常常告诫年轻的考古人员：“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一次，一个年轻的考古人员看到工人忙着发掘，自己插不上手，便站在一旁看书。夏鼐先生见了立即提醒他“考古发掘不能一心二用，要随时注意观察土层的变化，器物周围的土层往往可以透露许多不易察觉的现象，因此要随时绘画、照相，怎么可以不理不睬呢？”晚上收工回到住地，他又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搞考古的不要有“挖宝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往往超过包含着珍贵随葬品的墓葬。

当1951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时，琉璃阁战国时代车马坑的19辆木车的遗存，重见天日了。它以高超的考古发掘水平，赢得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田野发掘，夏鼐先生培养了一代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一代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的考古方法的科学工作者。

打开地宫之门

潮湿，阴冷，一股令人窒息的霉味使人喘不过气来。

灰蒙蒙的雾气中有几盏电灯闪烁着惨白的光。灯光映着定陵地宫阴森森的拱券，映着地上早已朽烂的万历皇帝的棺木，也映照着在一旁清理的夏鼐先生神色严峻的脸庞。他是全身趴在棺木上的脚手架上工作的，脸朝下，在他的身下是那具躺在棺木中的枯骸。由于年代久远，棺中的衣物叠压难辨，腐朽的器物一触即碎，但是这是我国解放后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举世瞩目，任何一件器物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清理，测量，记录，绘图。

夏鼐亲手清理万历帝棺内文物

夏鼐先生胃部的疼痛一阵阵袭来，长时间地趴着操作使他精疲力尽，但是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仍然聚精会神地从棺木里取出朽烂散落的冠冕、皮弁。这是难度极大的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帝王冠服制度知识，而且需要胜过外科大夫的细心和耐心。四天四夜不知疲倦的工作，夏鼐先生终于把皇帝的冠冕、皮弁清理完毕，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目，记录得清清楚楚。

1956年，发掘定陵地下宫殿的艰巨任务落在夏鼐先生肩上。对于这件事，夏鼐先生始终是持有异议的。他曾经找到吴晗同志，因为吴晗同志是此举的发起人，劝说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他认为，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于承担古代大型帝王陵墓的发掘，出土古物的保存、复原技术还不过关，这一点，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夏鼐先生劝吴晗：“老吴，现下你应该从全国整个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

但是吴晗还是坚持要发掘，而且最初的动议是发掘长陵，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墓。经过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和夏鼐先生的一再陈述利害，国务院同意试掘定陵不掘长陵。作为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担起了指导发掘的重任。

夏鼐先生虽然持有异议，但是一经决定下来，他便全力以赴。1956年9月，他正患有严重的胃病，听说调查人员发现定陵宝城旁边有几块城砖塌落下来，形成一个小缺口，里面的砌砖有再砌的痕迹，便立即赶赴现场。

当时，当务之急是找到通往地下宫殿之门，夏鼐先生一到定陵，立即要爬上宝城缺口亲自观看，附近找不到梯子，缺口离地面很高，几个年轻人说：“夏先生，你就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行不行？”

夏鼐先生看了看他们：“行，这是好办法！”

“不行呀，摔下来怎么办？”他的学生、发掘队队长赵其昌急忙劝阻。

“不碍事”，夏鼐先生笑道：“野外调查不比室内，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上吧！”

就这样，夏鼐先生蹬着大家的肩膀爬了上去，观看的结果，他认为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帝后入葬的通道。接着，又在宝城内侧发现“隧道门”、“金墙前皮”等字样。夏鼐先生据此判断，这里就是通向地宫之门。

地宫之门一步一步打开了。在紧张的发掘阶段，夏鼐先生抱病住进简陋的工棚里，白天和青年人一道在潮湿、阴暗的地宫里工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他通宵达旦地阅读每天的发掘记录。第二天这些记录交还给每个发掘队员时，上面尽是夏鼐先生批改过的字迹，密密麻麻的小字，有时还夹着几张纸条。他牺牲了睡眠时间，光是每天阅读的原始记录就不下万言。

他不止一次地说：“原始记录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必须准确、详尽，否则是无法弥补的。”

埋藏在地下的定陵，不久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地下博物馆，但是夏鼐先生更加感到发掘帝王陵墓的时机还不成熟。定陵的许多朽烂的随葬品难以保存的事实，证明了他不赞成发掘帝陵的意见是有先见之明的。

夏鼐先生一生在祖国的田野上辛勤耕耘，为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鞠躬尽瘁。临终前两个月，他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说：“总之，如果我们想把我国考古学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便需要我们要有献身的精神，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不羡慕别人能够得到舒服的享受，也不怕有人骂我们这种不怕吃苦的传统是旧思想、旧框框。我们搞考古工作的，脑中有些‘古旧’思想也是自然的嘛！”他用自己的足迹，在祖国的大地写下了光辉的历程。

（金涛）

他是无私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优良习惯，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要看完一百页书。五十年中，他读过的书不知有多少。他的头脑，就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库。他没有把经过辛勤劳动得来的知识作为私有财产，而是无私的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奉献给考古学研究，奉献给了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工作。

以他的学识和精力，他可以留下很多大部头的著作；然而，他甘愿为他人的大部头著作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同王世民做了长谈。他是五十年代中期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考古研究所工作近三十年。他的多少文章，都由夏鼐审阅过、修改过。他说，有两件往事他无法忘记，因为印象太深刻了。

那一年搞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报告，几十万字，先由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执笔写出初稿，再由王世民和黄展岳修改定稿。改写一段，夏鼐审阅修改一段，然后陆续送出版社编排。

夏鼐为马王堆汉墓古尸解剖开列的古病理学外文著作书目

这是一次节奏极快的接力长跑，夏先生仍是保持着冷静而敏锐的洞察力。

“那次我写错了一个字”，王世民满怀深情地说，“就是那个‘碰’字，我把石字边写成足字边。夏先生审稿时，给我改正过来，还在稿子上注明这个字见于《新华字典》的第几页。”

在另一页稿纸上，夏先生对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器物进行统计。他把分类的器物数字加在一起的总数，比稿子上的总数相差几件；于是他问：为什么会差几件？

说到这里，王世民由书架上取下一部砖头那样厚的大书，它是考古学专刊《洛阳烧沟汉墓》，37万字。这部大书，是关于汉墓编年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它对几百座汉墓内的器物进行排队，排出了这些墓葬的发展序列。

“这几十万字的稿件，夏先生是在病床上审阅的”，王世民忆起二十八年前的事情，就像这件事发生在昨天一样，“这部稿子，有文字，有照片，有表格，夏先生审稿当中，注意从这几方面材料的对比中发现和纠正错误。”

他翻开这部大书，打开全书末尾的一张内容非常详细的表格说，这里记载的一切，夏先生都同文章的有关内容做了核对，发现其中一座汉墓的文字叙述，有与墓葬登记表不一致的失误。

这一发现，使此书作者蒋若是对夏先生的治学精神佩服到了极点。他遇到问题，经常向夏先生求教。夏先生逝世后，他代表洛阳市人民专程来京吊唁。

王世民还从书架上又取下一部70万字的专刊《殷墟卜辞综述》，它的作者陈梦家先生已经去世；陈先生在这个大书的前言中，感谢夏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以夏先生的学识和精力，这样大部头的书他至少可以写几本。”王世民说到此处很动感情，“但他只留下二百多篇文章；他把学识和精力都用在审阅和修改他人的稿件上”。

他究竟审阅和修改过多少万字的稿件？谁也无法统计清楚；最保守的统计，也有三四千万字左右

我找到考古所编辑室主任卢兆荫，请他计算一下夏先生在编辑方面的工作量；他第一句话就是没法统计得清楚。

夏先生长期兼任《考古学报》和《考古》的主编，每期稿子都由他审定。

夏先生逝世前，《考古学报》共出版70多期，每期平均15万字，共约1100万字。许多英文提要，也由他亲自定稿。

考古所出版的考古学专刊共有70多种，平均每部至少20万字，共约1500万字。夏先生审阅了绝大部分书稿，有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就得到夏先生的许多指导。

1953-1974年经夏鼐审阅后出版的考古学专著一览表

《考古》月刊，夏先生也看校样。据《考古》月刊的编辑说，月刊每期至少10万字，已出版200期，共约2000万字，他审阅过的稿件至少1000万字。

上述三项相加，共约3500万字，按新中国成立后35年计算，他每年大约要看100万字的文稿。这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数字。而在这个数的后面，更有无法用数字表达的指导和帮助。

卢兆荫忆起往事。他1949年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今年57岁。从五十年代他第一次撰写专刊稿件时起，夏鼐就对他进行了有力的指导。第一部专刊《西安郊区隋唐墓》，是第一份关于隋唐墓的系统性报告，夏先生详细地讲了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之后，我到西安现场开始研究和写作”，卢兆荫说，“由于没有先例，我首先写出一部分寄回北京，请夏先生审阅和修改，等到他来信说可以这样写下去，我还是每写完一部分就寄回来请他审查修改。一部十万字的专刊，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后来，卢兆荫主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这部书长达30万字，却只包括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妻子的两座墓葬。动笔之前，他找夏先生商量怎么写。这两座墓，出土器物较多，铜器、玉器都多，而且各有特点，更有像金缕玉衣这样的稀世之宝；因此，夏先生提出对这两座墓的材料分开整理，保存两墓各自的完整性。全部文稿写成后，又请他审阅修改。

左：《西安郊区隋唐墓》右：《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卢兆荫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部20万字的《殷墟妇好墓》，说这部专刊1980年出版，现在又要重版，在考古学著作中这种重版是很少的。

老卢领我找到著者之一的陈志达，主要著者郑振香是他的爱人。陈志达说，他们这部著作从开始就得到夏先生的指导。

安阳殷墟从1928年开始发掘，从十四座大墓和四五千座小墓中出土了万千的器物，然而人们没办法搞清楚墓中埋的是谁和准确的埋葬时间；唯有这座墓一千多件器物中，108件器物上铸有“妇好”二字的铭文，人们据此确认这里埋葬的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

1976年7月，夏鼐与柯俊（左一）、郑振香（右一）在安阳殷墟妇好墓

陈志达说，这座墓于1976年发掘，夏先生当年就到安阳来看。他对出土器物看得十分仔细，并决定抽调技术力量修复这批器物，同时回答了一些问题。陈志达翻开那本大书，要我看一张照片：那是一只铜制的箕形物。他曾经以为是量器，夏先生说不是；因为如果是量器，那么不会只三面拦起，另一面也该有栏。

陈志达从抽屉里取出一页旧稿（仅正文五行、注释两行），是他特意保存下来的，稿纸上留着夏先生的批改，那密密麻麻的铅笔字，还依稀可辨。这一段文字，讲的是玉料为什么会呈现各种颜色，夏先生首先做了两次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和补充：一处是将“铁化物”改为“铁的氧化物”；一处是在“某些黑色可能是含有铬”之下，加了“但铬的呈色作用更重要的是使呈翠绿色”。之后，他在稿纸左边批了一段话，指出这一段“似乎讲得不够清楚。铁有氧化铁与氧化亚铁。锰与硅化合可呈紫色。铬的呈色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使呈翠绿色。”这段话之后，还注明可参阅1950年出版的一本外文书的第24至25页。

陈志达打开《殷墟玉器》专刊，翻到第11页，让我看修改过的这段文字。他一再说，他的爱人郑振香跟夏先生交往比他多，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可惜她在外地很晚才能返京。

他对人的指导是主动的。在他的指导下，一些研究人员在新的领域中迅速取得成果，出版了价值较高的著作

我在杨泓家中停留了很久。他也是考古所编辑室的工作人员。1958年秋天，他从北大毕业一到考古所，参加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就得到夏先生的指导。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他顺手取出这部二十几年前的大书，翻到第95页，这是“魏晋南北朝考古”的结尾部分，他说：“这里说的是从呼和浩特美岱村古墓中发掘的铜铸羊蹠骨，有人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用于宗教活动，我的初稿也是这样写的；夏先生说不对，这种羊蹠骨是游戏的用具，现在北京小孩玩的‘拐’就是这种东西，希腊和罗马也有这种玩具。”

一两天以后，夏先生手捧两本外文书，来到杨泓的办公桌前，让他看其中关于羊蹠骨的记载，在一张图上两个人在玩羊蹠骨。

“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二十几岁，羊蹠骨又是书中的一个小材料，受到夏先生这样重视”，杨泓说，他当时是很感动的，“夏先生不是对一个人，对所内外向他求教的人都是这种态度。他的指导是具体的，是主动的。越是青年人，他越是关怀和爱护。”

十年浩劫，斯文扫地。杨泓在无稿可编的情况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甲胄来。写好初稿，他送给几位年长的专家看，那时学术和政治搅成一团，谁个敢置可否？！他说给夏先生的时候也没敢抱多大的希望。

“然而，夏先生认真、仔细地修改了这篇初稿，并且写了进一步改写的具体意见”，说到这里，杨泓从抽屉里取出一页稿纸。

我接过来一看，就是夏先生所写的那份修改意见，它在杨泓手中保存了整整十年。一页薄纸片，重似千钧，那上面凝结着老一代人的智慧和心血。

“用力甚勤，收获亦多。”夏先生首先对晚辈的辛勤劳动和成果做了热情的肯定。之后，他马上进入正题，“论文不能写成‘长编’体裁发表，文字及附图过多，……要加紧缩”；“3页所推想的皮甲发展第一阶段是臆想出来的，恐不合事实”；“唐代四种类型，要指各类型的特点，至于各型相同之各点，不必重复叙述”。

以下，又有七条具体内容上的修改和补充建议：①第七节，北朝到隋唐的皮甲，疑即“明光甲”，大型圆护，反射光即发“明光”。汉镜所谓“见日之光，天下大明”。②关于马铠，金属者当起自后汉末，但革制者当较早，似东汉初已有之。《后汉书·鲍永传》：“拔佩刀截马当匈”，注云“当匈以韦为之也”（中华标点本第1018页）。按宋人《武经总要》中之“荡胸”，疑即“当胸”之音误。此“当匈”似为甲片，不是革索。③宋代部分，是否可添入辽、金的材料。金人之“拐子马”及“铁浮图”，都可研究。不能忽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贡献。④113至114

页所引的日人《兵库密》有脱字，已注在文中，不知原书如此，或抄录时漏脱。⑤关于外国尤其是伊朗的甲铠与我国的关系，虽不必强调，甚至不必发表，但可以加以研究。⑥锁子甲的来源及形制，可加研究。唐俑中作，疑为《唐六典》中的“山文甲”，并非“锁子甲”。⑦劳弗尔的《中国泥俑》一书，实为专论泥俑之甲胄者，材料虽陈旧过时，但仍可一读。

杨泓根据夏先生的意见，写了第二稿。在夏先生又看了一遍之后，以《中国古代的甲胄》为题，分两次发表在《考古学报》1976年第1、2两期。

这篇8万字的论文一发表，日本马上译成日文出版。日本著名的兵器考古专家末永雅雄在修订《日本古代的甲胄》一书时，把这篇论文摘要附在书后。日本考古学界邀请杨泓赴日作学术讲演。

杨泓在日本作了考察和研究，写了《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夏先生审阅时又提出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修改意见。

夏鼐是无私的。他把智慧和心血，无私地奉献给3500万字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张天来）

记者：张天来金涛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9月7~9日第1版，后收入《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图片选自《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