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信仰之旅

不知道是应该说罗尔斯灵性充满，还是生命萎靡？

--题记

1. 神义论困境：对“上帝全善全能”的个人质疑

罗尔斯的信仰崩塌始于对纳粹屠犹的亲历。他在1946年的私人笔记中写道：“当我看到集中营的照片——母亲抱着孩子走向毒气室，而教堂的钟声仍在正常敲响，‘上帝全善且全能’的教义就成了自相矛盾的谎言。”

这种个人创伤让他直面基督教神义论的核心悖论：若上帝全能，便能阻止暴行；若上帝全善，便愿阻止暴行。但暴行真实发生，唯一结论是“这样的上帝不存在，或其属性与人类理解的‘善’无关”。他后来在访谈中坦言：“奥斯威辛之后，任何为‘上帝沉默’辩护的神学，在我看来都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2. 对宗教实践“虚伪性”的个人观察

罗尔斯反感基督教实践中“形式化的虔诚”。他在《我的宗教观》手稿中回忆：“童年时参加礼拜，看到商人在祷告时虔诚合十，散会后却克扣雇工工资；看到牧师在布道时宣讲‘爱人如己’，私下却对黑人邻居避之不及。”

他认为，这种“双重生活”暴露了宗教的空洞：“多数信徒把宗教当作‘道德装饰品’，用礼拜仪式掩盖现实中的自私——他们背诵‘不可奸淫’，却对性别歧视视而不见；高唱‘公义’，却对贫困者冷漠以对。宗教成了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而非践行善的动力。”

3. 对“罪与救赎”教义的个人拒斥

罗尔斯早年接受基督教“原罪—救赎”框架，但成年后逐渐认为这一教义消解了人的道德主动性。他在《简论罪与信的涵义》修订稿中批判：“‘唯有神恩能使人称义’的说法，本质上否定了人通过理性选择践行善的可能——好像人只需祈祷‘被救赎’，无需主动对抗不公。”

他以自身经历举例：“战时我见过士兵因‘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而放弃救助平民，这种‘救赎依赖’让人在苦难面前沦为被动的接受者，而非主动的改变者。基督教把道德责任推给神恩，实则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矮化。”

4. 对宗教道德“独断性”的个人批判

罗尔斯反感基督教道德的“神启独断”——拒绝基于理性的讨论，仅以“圣经如此”作为终极理由。他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提到：“我曾与一位神父争论堕胎问题，他反复说‘圣经禁止杀人’，却不愿回应‘胎儿与母亲的生命权如何平衡’的追问，好像援引经文就能终结一切思考。”

这种封闭性让他确信：“宗教道德常以‘绝对真理’自居，却害怕理性的检验。它要求信徒‘信而不疑’，本质上是对个人理性能力的不信任——仿佛人必须放弃思考，才能成为‘善的人’，这与我理解的‘道德自主’完全相悖。”

5. 对“宗教体验”真实性的个人怀疑

罗尔斯不否认宗教能给人心理安慰，但质疑这种体验的“真实性”。他在晚年访谈中说：“很多基督徒描述‘与上帝同在’的体验，但若追问‘这种体验如何区别于自我暗示’，他们往往无法回答。”

他认为，宗教体验常被个体的欲望与恐惧塑造：“一个人在顺境时说‘上帝赐福于我’，在逆境时说‘上帝在试炼我’，本质上是用宗教语言合理化自己的处境，而非真正认识‘神圣’。这种体验与其说是‘遇见上帝’，不如说是‘遇见自己的倒影’。”

6. 对基督教社群“排他性”的反感

罗尔斯在学生时代曾参与教会活动，却对其中的“小圈子文化”深感不适。他在日记中写道：“信徒们谈论‘弟兄姐妹之爱’，却对非信徒流露出微妙的优越感——他们会热情邀请我参加查经班，却在我提出‘进化论与创世论如何调和’时，冷淡地说‘你还没真正信靠’。”

这种“选民”心态让他厌恶：“基督教总说‘神爱世人’，却在实践中划分‘我们（信徒）’与‘他们（非信徒）’。我见过教会拒绝为离婚者举行婚礼，理由是‘圣经不认可’；见过信徒对同性恋者投去鄙夷的目光，仿佛自己因‘持守教义’就成了道德上的优胜者。这种排他性，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傲慢。”

7. 对宗教权威压制“理性追问”的不满

罗尔斯反感教会对“质疑”的压制。他回忆大学时与神学教授的争论：“我问‘如果上帝允许苦难，那人类为何还要反抗不公’，教授却训斥我‘不要用有限的理性测度无限的神’，仿佛理性追问本身就是对信仰的冒犯。”

他在《正义论》手稿的旁注中写道：“基督教总把‘信’与‘疑’对立，好像怀疑就是罪。但对我而言，真正的思考始于怀疑——怀疑纳粹的暴行是否‘出于神的旨意’，怀疑贫困是否‘是神对罪的惩罚’，而教会却想让我们闭嘴，只做温顺的接受者。这种对理性的恐惧，让信仰成了思想的牢笼。”

8. 对“苦难神圣化”的尖锐批评

罗尔斯尤其反感基督教将现世苦难“神圣化”的倾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母亲去世时，有教徒安慰我‘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了让你更亲近他’，我当时只觉得愤怒——把一个人的痛苦说成‘神的计划’，本质上是对苦难的冷漠，是用宗教语言逃避直面痛苦的责任。”

他认为，这种思维会消解人改变现实的动力：“当农民因饥荒饿死，教会说‘这是神的试炼’；当工人因剥削跳楼，教会说‘要忍耐，来世会得奖赏’——这种‘苦难即神圣’的逻辑，让宗教成了维持不公的帮凶，好像人只需默默承受，无需反抗。这与我理解的‘正义’完全相悖。”

9. 对宗教教育“灌输式”的排斥

罗尔斯童年接受的宗教教育，让他对“填鸭式灌输”深恶痛绝。他回忆：“主日学老师让我们背诵‘十诫’，却从不解释‘为何不可杀人’‘为何不可偷盗’；让我们相信‘亚当夏娃的故事’，却禁止我们问‘世界真的是六天创造的吗’。”

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注释中写道：“这种教育不是培养‘有信仰的人’，而是培养‘会服从的人’。它不鼓励孩子用理性理解道德，只要求他们机械遵守；不引导他们思考‘善是什么’，只告诉他们‘神说什么’。结果是，很多信徒长大后对道德的理解，仍停留在‘怕受惩罚’的水平，而非对‘善本身’的认同。”

10. 对“宗教情感廉价化”的鄙夷

罗尔斯见过太多“表演式虔诚”，这让他对宗教情感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在笔记中描述：“葬礼上，有人痛哭流涕地说‘愿逝者在天国安息’，转头就为遗产分配与亲属争吵；祷告会上，有人声泪俱下地忏悔‘我有罪’，却在生活中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他直言：“基督教的‘认罪’‘感恩’常沦为情绪表演，而非真正的心灵转变。就像有人每周去教堂‘打卡’，不是为了践行善，而是为了获得‘我是好人’的自我安慰。这种廉价的宗教情感，比完全不信更令人失望——它用虚假的虔诚，掩盖了对真实道德生活的逃避。”

11. 对基督教社会活动“形式化”的失望

罗尔斯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曾参与过教会组织的“社区服务”活动，却对其浮于表面的形式感到失望。他在私人信件中提到：“教会组织志愿者给贫民窟送食物，却从不过问他们为何贫困；举办慈善晚宴筹集善款，现场却充斥着炫富的空谈，没人真正关心捐款是否能改变现状。”

他批评这种“仪式化公益”：“基督教把‘做善事’简化为完成任务——牧师统计‘服务时长’，信徒拍照发传单，好像只要摆出‘慈善姿态’，就能证明自己‘爱邻舍’。可真正的正义，需要追问贫困的根源，而不是用一顿饭掩盖系统性的不公。这种形式主义，让宗教的社会关怀成了自欺欺人的表演。”

12. 对基督教在种族议题上的“妥协性”不满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罗尔斯观察到多数白人教会对种族隔离的沉默甚至默许。他在课堂上曾举例：“南方的白人教堂唱着‘众人皆兄弟’，却在礼拜时实行种族隔离；牧师在布道中回避‘种族平等’，只说‘要彼此忍耐’，这种妥协本质是对不义的纵容。”

他在《正义论》的补充手稿中写道：“基督教教义本可成为反对种族歧视的利器——‘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直接否定了‘种族优劣论’，但太多教会选择与现实妥协，害怕失去信众或捐赠。这种对权力与利益的屈从，让信仰在最需要发声的时刻，成了沉默的旁观者。”

13. 对基督教节日“商业化”的鄙夷

罗尔斯对基督教节日的商业化倾向尤为反感。他在日记中描述：“圣诞节成了商家促销的狂欢——教堂门口摆着巨型圣诞老人，信徒们忙着抢购礼物，却少有人提及‘道成肉身’的意义；复活节被简化为彩蛋游戏，‘耶稣复活’的核心教义，反倒成了促销海报上的点缀。”

他认为这种商业化消解了宗教节日的精神内核：“节日本应是反思信仰、践行爱的时刻，却被异化为消费的借口。当基督徒在黑色星期五疯狂购物，而非关心无家可归者的冷暖时，‘纪念耶稣诞生’就成了空洞的口号——这不是信仰的表达，而是信仰被世俗欲望同化的悲哀。”

14. 对牧师“言行分裂”的鄙夷

罗尔斯在青年时期曾近距离观察过几位牧师，对他们“布道时的崇高与生活中的平庸”感到刺眼。他在笔记中写道：“有位牧师每周日宣讲‘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转身就接受商人的豪华轿车捐赠；在布道中痛斥‘贪婪之罪’，却为了教会的扩建工程，频繁向权贵献媚，甚至为其不当行为开脱。”

他直言这种分裂暴露了牧师角色的异化：“他们本应是‘正义的见证者’，却成了‘现状的维护者’。当牧师用华丽的辞藻包装空洞的道德说教，却在实际生活中与不义妥协时，布道坛就成了掩盖虚伪的舞台——这种言行不一，比完全的冷漠更伤人，因为它盗用了‘神圣’的名义。”

15. 对牧师“回避尖锐问题”的不满

罗尔斯反感牧师在布道中对尖锐社会问题的刻意回避。他回忆：“大萧条时期，有位牧师面对饥肠辘辘的教众，从不提及‘资本家囤积粮食’的不公，只反复讲‘要信靠上帝，忍耐等候’；民权运动时，另一位牧师绝口不谈‘种族隔离的罪恶’，只说‘要彼此相爱，放下分歧’，仿佛沉默就能消解压迫。”

他在与神学家的通信中批判：“牧师的使命本应包括‘为受压迫者发声’，正如先知阿摩司怒斥‘不公义的天平’。可太多牧师选择‘心灵鸡汤式’的布道，回避制度性的恶，只谈个人的‘灵修体验’。这种对尖锐问题的闪躲，不是‘温柔’，而是对信仰责任的背叛。”

16. 对牧师“滥用权威”的警惕

罗尔斯对部分牧师利用宗教权威压制信众的行为尤为警惕。他曾听闻一则案例：“有位年轻信徒质疑教会对女性担任神职的禁令，牧师不仅不回应其理由，反而斥责‘女人应当沉默’，甚至威胁‘质疑教会就是质疑上帝’，迫使信徒放弃追问。”

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草稿中写道：“牧师的权威本应源于‘践行教义的见证’，而非‘对神启的垄断解释’。当他们用‘宗教权威’压制不同意见，把自己的偏见包装成‘神的旨意’时，就成了‘信仰的暴君’——这与基督教‘仆人式领导’的教义完全相悖，更与‘理性对话’的现代精神冲突。”

17. 早年的虔诚浸淫（1921-1940年代初）

罗尔斯出生于巴尔的摩的圣公会家庭，童年完全浸泡在宗教氛围中。他在日记中回忆：“每周日清晨，母亲会为我系好领结，父亲带着全家去教堂——唱诗班的歌声、牧师的祷文、圣餐时的庄严，是我对‘神圣’最初的认知。”

青少年时期，他曾认真研读圣经，甚至在高中论文中写道：“耶稣的‘登山宝训’是最完美的道德准则，‘爱人如己’应是所有社会的基石。”此时的他坚信，基督教教义不仅是个人信仰，更是构建公正社会的蓝图，这种虔诚持续到二战爆发前。

18. 战争阴影下的信仰裂痕（1943-1945）

1943年，罗尔斯应征入伍，参与太平洋战场的战斗。战场上的见闻成了信仰的第一道裂痕——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我见过战友在轰炸中粉身碎骨，见过平民在战火中哀嚎，随军牧师却只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种解释让我第一次感到陌生。”

1945年，纳粹集中营的影像传入军营，彻底击碎了他的信仰。他在1946年的笔记中写道：“当我看到堆积如山的犹太人尸体，旁边是写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教堂，所有神学辩解都显得苍白——如果这也是‘上帝的旨意’，那这样的‘善’我无法理解。”战争让他从“接受神的安排”转向“质疑神的沉默”。

19. 学术探索中的信仰剥离（1946-1971）

战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哲学，罗尔斯开始系统接触康德、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逐渐取代宗教成为他的思想基石。他在1951年的论文《简论罪与信的涵义》中，已显露出对基督教教义的疏离——虽仍提及“原罪”，却更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可独立辨别善恶”。

60年代撰写《正义论》期间，他彻底完成了信仰的剥离。在草稿中，他删掉了所有宗教相关的表述，转而用“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理性框架构建正义理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我不再需要‘上帝’作为道德的根基——人作为理性存在，本身就有构建公平秩序的能力，这比任何神启都更可靠。”

20. 晚年的世俗化立场（1971-2002）

《正义论》出版后，罗尔斯明确站在世俗化立场，但并未完全否定宗教的社会功能。他在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中承认：“宗教可作为个人道德的源泉，但公共领域的正义原则必须独立于任何信仰。”

晚年接受访谈时，他回顾信仰历程：“我从一个圣公会信徒，变成一个相信理性的世俗主义者，不是因为否定‘爱’的价值，而是发现‘爱’不必依赖神的命令——人对公平的渴望、对他人的关切，本身就足够支撑正义的追求。”这种转变，是从“神赐的善”到“人创的正义”的彻底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