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拒绝逃生，笑对菜市口铡刀，他为何甘愿殉道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的晨雾里混着血腥味。

当铡刀落下的瞬间，人群中爆发出一阵诡异的骚动——有人忙着捡拾溅落的血污涂在馒头上行“血馒头”之俗，有人举着刚买的油条啧啧称奇，还有个穿短打的汉子突然将手里的布鞋狠狠砸在地上，吼了句：“这砍的哪是脑袋？是咱们的魂！”

没人注意到，人群最前排那个背插大刀的男人，指节已攥得发白。

大刀王五前一晚还在牢房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跟我走，天津卫的船都备好了！”而牢里那个满身泥污的囚犯，却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五哥，你说这天下人，得被溅多少血才能醒？”

谭嗣同

这不是戏文里的慷慨赴死，而是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真实的最后48小时。

一个本可逃生的维新派，为何偏要把脖子凑向铡刀？这背后藏着的，是晚清最撕裂的灵魂对决。

当时的晚清，早已是风雨飘摇。

列强环伺，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这个古老的国度身上，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国人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无能，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夜，刑部大牢的霉味能呛出眼泪。

谭嗣同靠着墙根坐定，囚服上的血渍已凝成黑褐色，却不妨碍他借着油灯看《仁学》手稿——那是他花三年写就的变法纲领，此刻正被老鼠啃咬着边角。

“吱呀”一声，狱吏领着个黑影进来。

王五解下腰间的酒葫芦往桌上一墩，酒液溅出的瞬间，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刚从稻香村买的茯苓饼，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谭嗣同抬眼时，看见对方靴底还沾着城门口的冰碴——从河北固安策马赶来的王五，显然没顾上歇脚。

王五与谭嗣同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敬重谭嗣同的才华与救国之心，将其视为知己。

而谭嗣同的生死，对王五而言，不仅关乎友情，更关乎他心中那份对正义与家国的坚守。

若谭嗣同被处死，王五不仅会失去一位挚友，其内心对救国事业的希望也会遭受沉重打击。

“别绕弯子了。”谭嗣同捏起一块饼，“你那艘英国商船上的水手，怕是已经在塘沽等得焦躁了。”

王五喉结滚了滚，突然抓住他的手腕：“我托英国领事馆的人问过，只要出了大沽口，朝廷就没权抓你。

去日本，去美国，哪怕去南洋当教书先生，总比在这儿等着挨刀强！”

包裹“咚”地落地时，伤药滚到谭嗣同脚边。

那是王五特意从同仁堂抓的金疮药，专治刀伤——他原以为最多是劫狱时免不了厮杀，压根没想过对方会拒绝。

这个在江湖上号称“一刀断喉”的硬汉，此刻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你以为这是写文章？脖子断了可没法续！”

谭嗣同弯腰捡药瓶的动作很慢，指腹摩挲着瓶身上“活血止痛”四个字。

康有为(1858年-1927年)

他想起三天前康有为派来的人，也是这样急吼吼地催：“南海先生在烟台备了船！”可当他看到报上“太后训政，新政尽废”的消息时，突然把收拾好的行囊踢翻了。

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同为维新派核心人物，他们有着共同的变法理想。

但在变法失败后，各人的选择不同。

康有为等人选择逃亡，而谭嗣同的留下，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其中既有理念的差异，也涉及到对变法成败的不同考量。

谭嗣同的死，或许能让康有为等人更加坚定地在海外继续宣传变法思想，但也可能让维新派的力量遭受重创。

“五哥见过戏园子里的醒木吗？”他突然笑了，油灯在他瞳孔里跳得厉害，“敲得越响，糊涂人才醒得越快。

我这颗脑袋，就是要当那醒木。”王五猛地站起身，腰间的大刀“哐当”撞在柱上：“你要醒人？这满街的人只关心今儿的猪肉涨了两文钱！”

这话戳中了最痛的地方。

谭嗣同想起上月在琉璃厂，看到士大夫们对着《时务报》指指点点，说他“离经叛道”；想起去天津水师学堂演讲时，那些留着辫子的学生窃笑他“胳膊拧不过大腿”。

可当他看到甲午战后，威海卫的渔民抱着被炮弹炸烂的渔船哭嚎时，又觉得必须有人站出来。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

当时的清廷内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与光绪帝支持的维新派矛盾尖锐。

守旧派视维新派为眼中钉，认为他们的变法举措动摇了自身的权力根基。

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了守旧派的打击目标。

他的生死，直接关系到守旧派能否彻底扼杀变法运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你看这牢房的墙。”谭嗣同抬手敲了敲，石灰簌簌往下掉，“看着结实，其实早被蛀空了。

我若走了，这墙只会塌得更快。”王五突然蹲下身，从靴筒里抽出张纸条——那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手书，承诺能保他平安抵达香港。

可谭嗣同只是把纸条凑到灯上点燃，火苗舔着他的指尖，他却像感觉不到疼。

后半夜，王五坐在角落擦刀。

十年前在肃王府护院时，这把刀劈开过刺客的胸膛；三年前在卢沟桥，用它挑翻过调戏民女的旗人兵痞。

可此刻刀身映出的，却是谭嗣同靠墙打盹的模样——那人居然睡得安稳，嘴角还带着笑，仿佛明天要去的不是刑场，而是礼部的早朝。

很少有人知道，谭嗣同骨子里藏着股狠劲。

这位湖南巡抚的公子，12岁时遭遇瘟疫，一夜之间失去母亲、兄长和姐姐，他自己躺了三天三夜，硬是从棺材里爬了出来，从此得了个“谭复生”的名号。

20岁那年，他带着两把剑游历西北。

在六盘山遇到马匪，别人吓得缩在车底，他却掀开车帘骂：“有种的单挑！”匪首被他唬住，竟约他喝了顿酒。

后来在甘肃布政使署当幕僚时，他骑着骆驼穿越沙漠，怀里揣着的除了《海国图志》，还有本《纪效新书》——那是戚继光写的练兵手册。

这种文武交织的气质，让他在京城官场显得格格不入。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1896年他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时，对方正为《时务报》的销量发愁。

谭嗣同掏出银票拍在桌上：“办报不够，得办学堂，得练新军！”后来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他亲自教学生骑马射箭，说：“光会写文章的是书呆子，能救国的得能文能武。”

变法开始后，他的狠劲更是藏不住。

光绪让他当军机章京时，他在奏折里直戳慈禧痛处：“祖宗之法已烂如败絮，若不变法，十年后国将不国。”

有老臣劝他委婉些，他冷笑：“都快亡国了，还学那些虚礼？”

光绪帝与谭嗣同之间是君臣关系，更是变法道路上的盟友。

光绪帝希望通过变法实现国家富强，摆脱守旧派的控制，而谭嗣同则是他推行变法的重要力量。

谭嗣同的存在，能为光绪帝提供更多的变法思路和支持；而谭嗣同的死，无疑会让光绪帝在与守旧派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

最惊世骇俗的是他对辫子的态度。

在南京候补知府时，他总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盖住，说：“这猪尾巴早该剪了！”有旗人官员参他“大逆不道”，他干脆在府衙门口贴出告示：“欲剪辫者，本官亲自操刀。”结果真有十几个年轻士子来排队，吓得两江总督赶紧把他调回湖南。

可就是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变法失败前夜却异常冷静。

袁世凯(1859年-1916年)

9月20日，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消息传来，康有为等人忙着收拾行李，谭嗣同却坐在浏阳会馆的书桌前，给梁启超写绝笔信。

仆人急得直跺脚：“大人，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只是把书稿捆好，说：“这些比我的命重要。”

谭嗣同曾夜访袁世凯，希望他能支持维新派，保护光绪帝。

袁世凯的告密行为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也将谭嗣同等人推向了绝境。

谭嗣同对袁世凯有着复杂的情感，既有最初的期望，也有被背叛后的痛恨。

而袁世凯的这一行为，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第二天一早，他去拜访王五。

镖局里的伙计以为他是来避难的，却见他从怀里掏出本《仁学》定稿：“五哥，帮我把这个交给日本公使。” 王五这时才明白，这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逃。

9月28日的菜市口，比赶庙会还热闹。

卖糖葫芦的穿梭在人群里，说书先生在临时搭的台子上讲“康党作乱” 的段子，几个穿官服的人正对着断头台指指点点——那是监斩官刚毅带来的幕僚，奉命记录“乱党伏法”的场面。

刚毅作为守旧派的重要人物，与谭嗣同代表的维新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极力反对变法，主张严惩维新派，以维护封建礼教和自身的权力。

监斩谭嗣同，对他而言是镇压变法运动的重要举措，能巩固守旧派的势力。

谭嗣同被押上来时，有人认出他就是那个主张“废科举”的谭大人，顿时嘘声一片。

烂菜叶和石子砸过来，他却突然停下脚步，对着人群拱手：“诸位，可知为何今天要杀我？”

喧哗声戛然而止。

这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囚犯，声音清亮得像敲钟：“因我要变祖宗之法，要让四万万人不再做亡国奴！”有个老秀才颤巍巍地喊：“祖宗之法岂能变？” 谭嗣同笑了：“那诸位可知，去年胶州湾被德国占了，今年旅顺又被俄国租了？再不变法，明天咱们就得给洋人磕头！”

人群开始骚动。

有个穿洋布褂子的年轻人挤到前面，正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谭嗣同看见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十六个字像炸雷滚过，卖豆腐脑的老汉手一抖，勺子“当啷”掉在地上——他儿子去年在甲午海战中死了，至今尸骨无存。

王五

王五站在第一排，手指死死抠着刀柄。

他昨晚想了一夜，终究没敢劫法场——不是怕打不过，是怕坏了谭嗣同的心思。

当铡刀落下的瞬间，他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回头一看，竟是那个刚才喊“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秀才，正用袖子抹眼泪。

更让人意外的是围观的百姓。

按惯例，处决“乱党”时总会有人叫好，可那天直到最后，菜市口都静悄悄的。

有个挑着菜担的农妇，突然把一筐新鲜的萝卜往地上一倒，说：“这先生说的，不就是咱们心里想的吗？”

傍晚时分，王五去收尸。

却发现谭嗣同的遗体已经被人用草席裹好，上面还压着块石头，石头下压着张纸条：“吾辈当继其志”。

后来他才知道，是几个匿名的举子趁官兵不备，偷偷收敛了遗骸。

谭嗣同的血没白流。

行刑后第三天，天津《国闻报》全文刊登了他的绝命诗，报馆老板怕惹祸，只敢用很小的字号，却被读者争相传抄，报纸当天就卖断了货。

有个叫吴樾的年轻人，把 “死得其所”四个字刻在木牌上挂在胸前，五年后为刺杀五大臣献出了生命。

在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们偷偷传阅着谭嗣同的《仁学》。

1911年10月10 日夜里，程定国打响第一枪时，怀里还揣着抄录的“快哉快哉”——那是他当年在时务学堂当杂役时，从学生的笔记里抄来的。

而王五，在谭嗣同死后两年，被八国联军的洋枪打死在顺天府衙门口。

人们在他怀里发现半张纸条，上面是谭嗣同的字迹：“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最讽刺的是那些曾经唾骂他的人。

1905年科举制废除时，当年在菜市口扔烂菜叶的老秀才，特意去浏阳会馆旧址烧了炷香。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老头叹道：“那先生说得对，不变法，咱们连骂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

谭嗣同生前最痛恨的辫子，在他死后13年被强制剪去；他呼吁的君主立宪没能实现，却迎来了共和；那些他想唤醒的“糊涂人”，后来有的成了黄花岗的烈士，有的成了五四运动的先锋。

如今菜市口早已没了刑场，取而代之的是车水马龙的商业街。

偶尔有老人指着某块地砖说：“这里当年溅过谭先生的血。”年轻人大多不信，觉得那是戏文里的故事。

可当他们翻开历史课本，看到“戊戌变法”那一页时，总会被那个拒绝逃生的身影打动——原来真有人为了信念，甘愿做那颗划破黑暗的流星。

如果时光能倒流，你觉得谭嗣同该选择活下去，还是像当初那样慷慨赴死？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参照史料文献：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谭嗣同《仁学》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资料丛刊）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

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清史稿・谭嗣同传》

蔡尚思《谭嗣同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