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汤玉麟兵败热河携巨款出逃，被东陵大盗孙殿英趁火打劫虐哭

1933年3月初，承德气温还没回暖，残雪藏着泥泞。这天日头刚冒，128个日本骑兵先是小心靠近，然后又一马当先直插承德。这是热河事变的高潮时刻，没人会想到，攻下国民政府省会的，是这样一队不足百五的小分队。

有人或许觉得这是日本人“武士道”作祟，脑门发热了。但他们一路冲进来，不遇半点像样的抵抗，简直太容易了。承德守军听见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城门开着，128骑兵便骑马进了省会城里，成了国民政府丢人的大新闻。这场闹剧和溥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长春称帝，伪满洲国就这么成立了。

名头大得很，领土囊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全省，还有内蒙古东段、河北承德。首都叫新京——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可风光背后，伪满洲国四面楚歌。国民政府公开否认它的合法性，国际联盟也力挺中国。四十票反对日本一票，这数字在历史上留了名，这是公开的孤立。

日本关东军不是省油的灯，司令武藤和溥仪等人一合计，干脆来硬的。他们打响了进攻热河的枪，指望用武力逼国民政府低头。面子上还得过得去，于是暗中使坏，一边安插间谍石本权四郎在热河活动，一边又把消息透露给国民政府。石本被当场就地拿下，日本人倒好，马上翻脸不认人，说石本是军事联络员，人不能扣，得放。

这还没完，日军变本加厉：“我们失踪的有三个人，全部都要。”国民政府哪答应得了？连说只逮了一人，不知什么三人。日本人步步紧逼，“你们不放，我们就自己来找。”到这份上，矛盾彻底激化，退无可退。2月21日，关东军与伪满军计十余万人，分三路直扑热河。

发号施令终归是容易的，蒋介石这会扛不住舆情，“东北军打，狠狠打！”喊起来慷慨激昂。国内群情沸腾，仿佛要雪耻一般，但打起来，结果却一塌糊涂。前线的东北军根本未战先崩，长城喜峰口都守不住，仅二十日全线溃败，丢了热河全境。

外人看热闹，内里其实乱得很。德国军事顾问困惑极了：这支号称十万的军队，打不过人家的三个團？蒋介石和一大票文人也是一脸懵圈。之前闹着要复国，枪响了倒是光速撤退，台上台下两副模样。

东北军是张学良的老底，装备着实不差，和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比起来，还要厉害些。可一说打仗，士气就不行，没多少人真拼命。张学良治军之外的花架子倒不少，花边新闻天天有，可真办事，这人没章法，搞不定部下。热河大局交到了汤玉麟手里。

汤玉麟和张作霖是一路兄弟，早年也是吃尽苦的。力气大，性子刚，沦落到土匪窝子里，从刀口舔血中混了出来。他跟张作霖是结义兄弟，相互救命的老交情。打过腊月三十也救过张作霖女儿，曾经两次死里逃生。两人成了生死之交。

清末到民国，汤玉麟也熬出了头，旅长、省城密探队司令，不是虚衔。问题也随之来了。骁勇有余，治理缺憾。权在手中坐，钱一样没漏过。为了发家设赌开局，纵兵抢掠，欺压良民。他胆大包天，连宪兵都敢杀。他觉得张作霖少不了他，犯错张作霖也只免了职。但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不是没根由。

汤玉麟心生不满，曾在张勋复辟时借机反了张作霖，结果失败逃到外蒙古，混得相当落魄。可张作霖念旧情，后来又把汤玉麟捞了回来，官复原职。一转眼，张学良接了班，他需要平衡人事，也把汤玉麟抬到安国军第12军军长、热河一把手。

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可汤玉麟没学到。他在热河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睡到太阳高挂，下午才会客。这人对内苛政敛财，对外空谈大局。士兵十几个月没军饷，到日本人打进来了才发临时纸币。一块银元换72元纸票，老百姓根本不认账，掉地上都没人捡。

热河的百姓，被他折磨怕了。没有黑帮，偏偏混得比有强盗还乱。他对部队更冷酷，待遇极差。士兵没钱没路，开始公开走私鸦片，军官甚至参股分红。普通士兵抢劫勒索，谁也拉不住谁。于是，部队里有人失踪，其实死在百姓手上，这仇恨，都不知道怎么结下的。

张学良试图换人，胡适也劝过，他拿不出办法，优柔寡断。上头苛政，中层腐烂，底层兵荒马乱，热河军队实际失去了号召力。日本兵还没打进来，大厦早已摇摇欲坠。

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军热河的时候，汤玉麟竟然搞起了豪华宴席，说要誓死守城，和承德共存亡。喊归喊，日军真来到，他转身就跑，连家属都顾不上。倒是四百万大洋没落下，请骆驼驮着跑路。日本人追不上，干脆用飞机轰炸，结果人仰马翻，钱撒一地也没人捡。这节奏，谁信他会死守？

撤到沽源时，数万人手底下就剩几千，倒是钱没丢多少，他自己稍微松了口气。按理说，孙殿英该帮他一把，毕竟孙以前当过他干儿子，还为汤的老婆披麻戴孝。可到了真要借宿那会儿，孙殿英笑眯眯答应，实际上一通伏击，把汤的人和钱都抢了一半多。孙殿英这人，谁都不敢信，慈禧的陵园都敢动手搬，人性的底线对他没用。

汤玉麟灰头土脸躲进教堂，给跟着自己亡命天涯的兵磕头，老泪纵横，说以前对你们好，现在到了死路，帮我最后一程。拿剩下的财物分了，兵们也不是铁石心肠，加上有吃的，就答应继续护送。孙殿英也没下杀手，抢了钱便撤。他下手再狠，也不会真弄死自己的干爹，这面子说出去也不好看。

热河丢失，汤玉麟罪责难逃。他知道回南京凶多吉少，装病拖延，不肯前往。最后当局失去耐性，通缉他。妙的是，溥仪一听乐了，觉得汤玉麟立场有变，想拉拢为己用，给了伪职，但汤玉麟没答应。他虽劣迹斑斑，却始终不肯做汉奸。

到头来，在国内混不下去，为了脱身，投奔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确，他也亲自打仗，配合吉鸿昌收复多伦、沽源，拼了几枪。可是察哈尔起兵，地方小，物资紧张，难养众军，再加国民政府的杯葛，打仗越打越寡淡。

1934年，国民政府和汤玉麟达成妥协，他交出兵权，部队被29军宋哲元收编。此后，他辞去职权，带着家人回到了天津，开起了饭店。七七事变后，日军占平津，软硬兼施，他始终不肯出仕，选择在天津租界养老。

说到底，汤玉麟这样的人物，身上有彻头彻尾的矛盾。早年是救主英雄，后来看起来又像小人得势。有人说他胆小怕事，也有人标榜他对民族到底没做汉奸。但你要说他忠义，也总觉哪里不对头。他晚景清贫，1949年病死，没有再沾半点官场的边。

细看热河事变那些人，张学良、汤玉麟、孙殿英，各有各的算盘。张学良一边号令抗战，一边忧柔寡断；汤玉麟不治之能、自以为是，到头来弄得众叛亲离；孙殿英投机取巧，什么都能骗、啥都能下手。这一群人，国家兴亡、民族存亡，在他们这里似乎都不过是背景板，热河的百姓不过是棋盘上的子。

承德128骑的哗然，是热河事变全部荒诞的注脚。表面上满是大人物纵横捭阖，实则是一地鸡毛。偏偏还得承认，汤玉麟不肯卖国，却也绝不是“忠臣”；东北军装备精良，战力却崩溃得比溃兵还快。最奇怪的是，这样的混乱却成了我们讨论那个时代的全部依据。

到底哪一种选择才算“正道”？这个问题其实没人说得清。现在去回头数落汤玉麟、孙殿英，不如说那一代人本就活得挣扎；乱世英雄和小人，也不是非黑即白能分得明白。多年后再翻那段历史，谁敢说，自己做得比他们好吗？现实的诡谲，有时候只能一把糊涂账遮过去。

热河的雪早化了，有些痕迹，始终冲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