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抗日战争中的中医药守护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英勇作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长期的战乱导致经济条件落后，加之敌人的严密封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医疗卫生工作面临起点低、基础薄弱的问题，军队和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普遍较差，缺医少药、伤病员救治困难成为突出问题。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在保障民族健康、推动民族延续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对中医药高度重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药品资源匮乏、卫生条件恶劣与观念落后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中医药为广大军民治疗伤病，有力地保障了军民的身体健康，更推动了中医药的运用与发展。

建立药厂 解决药品供应难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药品来源主要依靠从敌军缴获、爱国人士捐助和共产党人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后自行采购等方式获得。当时保健药社的李常春医生便经常和战友扮成商人的模样，赶着骆驼，骑着毛驴在敌人统治区冒着生命危险收购草药。然而，即便如此，根据地的药品依然供不应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到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党和军队外面采购的药品难以运入边区，这使得药品供应更加艰难。当时，陕甘宁边区盛产麻黄、甘草、当归、党参、大黄、桔梗、柴胡等30余种用途较广的中药；于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地取材，上山采药，利用土方土法为伤病员治疗。同时，建立药厂成为解决药品供应难题的重要途径。

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开始筹建八路军制药厂，李维祯任厂长，尹桂田、文治安、程文藏等人主管中药生产。为了解决经费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药厂的工作人员带着当地群众上山采药、开荒种地，他们从莨菪草中提取镇痛药阿托品，用小米制造酒精，虽然药厂设备并不先进，但药厂生产的药品质量很高。在医务人员的齐心协力下，1939年八路军制药厂投产后，当年便已生产出胜利茶1.04万包，红白痢症丸4000包，行军散2000包，痧症丸3550包，妇科调经丸3200包，保婴丹3000包等药品。到了1940年，药厂已经能够自主生产超过100种中西药品。其中，生产的强神滋补剂，主要成分是黄芩、当归、人参、白术、远志等十余种药材，有安神、健胃、补血的功效。这些药在保证边区日常需求的同时，还被运送到多个前线，极大缓解了战士们医药短缺的困难。到1945年时，八路军制药厂已具备相当规模。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制药厂主要有八路军制药厂、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光华制药厂和保健药社等。

由于战事持续且频繁，军队伤亡人数持续增多，军民对药品的需求与日俱增。除陕甘宁边区，多个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敌人的严密封锁。当时，我军的经济往来被切断，物资流通严重受阻。鉴于军事斗争的迫切需求，晋察冀军区、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始自建药厂。1943年，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疯狂推行“强化治安”和“三光政策”。面对敌人的反复“扫荡”，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抽调18名医务人员及干部组建了制药组。由于条件艰苦、局势紧张，制药组没有专门的厂房，只能借用老乡的民房作为生产车间，由于缺少专业工具，有时甚至只能使用瓦罐、铁锅、瓢盆等简易工具来完成制药工作。1944年11月，制药组正式更名为新华制药厂。当时，该药厂生产多种医疗药品、卫生材料、土法蒸馏酒精，以及膏、丹、散、酊、露等中药制剂，供伤病员使用。除新华制药厂，鲁南军区建有光华制药厂、鲁中军区有沂蒙制药厂、滨海军区有山东大药房，渤海军区有卫生部制药厂，这些制药厂基本满足了山东部队的用药需求。

抗战时期，我军创建的药厂数量和规模在不断增加，所生产的药品具有良好的疗效，尤其是在西药紧缺的情况下，利用本地药方和中草药研发药物，有效缓解了军队的药品短缺问题。

扩充队伍 解决医务人员短缺困境

随着战事持续推进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我军的专业卫生人员愈发匮乏。新四军方面，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医务人员短缺问题更为严重。当时，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主要由共产党招募或培养的医务工作者、来华工作的外籍医生、投诚的国民党军医组成，为了壮大医疗卫生队伍，中国共产党还广泛招募医务人才以解决卫生技术人员不足的困境。1934年2月18日《经济建设》报道：“我们现在需要大批医生，请各地招募中西医生。只要忠心革命，愿为工农服务，技术高明，特别优待。”当时，在群众中有一些个体中医行医者，据新四军第一师第十八旅卫生部对所在的江苏省江都、高邮、宝应3县的调查，共有中西医约1750人，每个区有20～40人，其中85%为中医。若将这些散布各地的医者有效地组织并动员起来，无疑将为解决军队医务人员匮乏的难题提供助力。

为了招募、团结分散在各地的个体中医，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成立了医疗机构或医务工作者协会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旨在团结中西医，解决广大军民的卫生医疗问题。例如，1940年6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会同卫生处召开边区国医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及边区卫生工作。会议通过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并成立了国医研究会。这是延安医药界的一个中医学术团体，宗旨是“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研究国医国药之改造，推广边区医药事业，有益边区人民健康，使国医科学化，国药能代替西药，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1941年9月，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上许多医家学者献出了治疗夜盲、腹痛等疾病的“家传秘方”。作为中华民族医药事业的传承者，中医在抗战时期肩负了保障军民健康的重要责任。

除了广泛吸纳人才外，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极为注重自主培养和训练医务人才。除创办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晋冀鲁豫卫生学校等医学院校培养专业的医药卫生干部，还有一些部队和药厂创办了多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轮训班，以提升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八路军制药厂为例，该厂一方面积极研制各种药品；另一方面还开办了制药人员训练班，致力于为党培养一批兼具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制药人才，1940年5月，第一批训练班学员毕业。1945年，新四军四师卫生部也举办了中医学习班。这些学习班通常采用在职教育或离职教育等形式，培训周期灵活，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旨在使学员迅速掌握战场救护的核心知识与技能。还有一些部队组织了工余采药小组，采药小组需要学习何季采用、何种药有用等知识。这种自主培养医务人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医疗卫生人员匮乏的问题，同时也为医学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防疫治疫 中医方法成效显著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时环境恶劣、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以及一些民众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加之日军实施细菌战，传染病在我国多地暴发和流行。据统计，抗战期间我国流行的传染病包括天花、伤寒、鼠疫、霍乱、白喉、疟疾、麻风等，这些疾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对广大军民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的统计，在全面抗战中，该部共收治了21.6万名病患，其中疟疾、痢疾和流感等疾病的患者数量最多。

为了有效应对疫病，中国共产党从卫生工作实际出发，高度重视并积极运用中西医结合的疗法进行防疫治疫。

面对肆虐的疫病，中国共产党积极采用中医疗法进行应对，并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在治疗疟疾的过程中，由于治疗疟疾的奎宁供应严重不足，晋察冀军区转而使用当地的中草药进行治疗。经过深入研究与临床试验，医务人员发现常山、柴胡、黄芩等中药对疟疾具有显著的疗效。于是，军队开始采用并集体服用这些中药来治疗或预防疟疾，有的部队还运用针刺疗法来治疗疟疾。在治疗痢疾方面，医务工作者常使用黄连、黄芩、白头翁等中药材，而有些部队则通过集体食用马齿苋、雄黄和大蒜来防治痢疾。在防治传染病的同时，预防工作同样重要。由于战时条件限制，专业灭蚊药物匮乏，部分部队便采用燃烧艾草的土方法进行防蚊驱蚊。实践证明，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具有良好的疗效。

抗日战争时期，党和军队高度重视和运用中医药，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搜集和研究各类中草药及药方，持续改进制药技术，通过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有效缓解了根据地军民的缺医少药难题，并为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