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驾歼6叛逃的王宝玉，想让苏联人送他去美国，结果怎么样？

“同志，你的降落点不在计划内。”1990年8月25日深夜，苏联远东克涅维奇机场的塔台里，值班军官伊万诺夫盯着雷达屏幕上突然闯入的光点。驾驶舱里的王宝玉攥着操纵杆的手心渗出冷汗，他操着生硬的俄语回应：“我是来寻求自由的，请帮我联系美国大使馆。”

这个山东汉子可能永远想不到，他精心策划的叛逃计划从降落苏联领空那刻起就注定失败。当苏联边防部队包围歼-6战机的瞬间，机翼上褪色的八一军徽在探照灯下格外刺眼。彼时的莫斯科正忙着筹备戈尔巴乔夫访华，谁会在意这个自投罗网的中国逃兵？

王宝玉的悲剧早在四年前就埋下种子。1986年的飞行大队晋升考核现场，三十出头的他第三次落选中队长。走廊拐角传来战友的窃窃私语：“老王技术没得说，就是嘴上没把门。”这话不假，有次空中演习结束，他当着全中队的面调侃政委：“咱这歼6飞得再快，也赶不上您思想进步的速度啊！”哄笑声中，政委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家庭生活同样鸡飞狗跳。妻子抱着两岁女儿冲他嚷嚷：“隔壁老张家属都住上师部家属楼了，就你还窝在筒子楼！”转业到地方的发小开着桑塔纳来部队显摆，更刺激得他整宿失眠。有意思的是，组织上并非没有关照，特意安排他们全家去青岛疗养，没成想海滨的欧式建筑和免税商店的进口电器，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得不说他是个“用功”的叛逃者。在航图室里，他偷偷用圆规丈量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线距离；熄灯后打着手电研究《航空知识》里的跨国飞行案例；甚至算准了8月25日这个特殊节点——当天北方战区有六架民航客机执行中苏包机任务，混在民航雷达信号里或许能蒙混过关。

可惜现实比王宝玉想象的残酷百倍。当他把歼-6滑进苏联军用机场时，迎接他的是五辆装甲车和三十支AK-74。更讽刺的是，苏联人根本没打算拿他当筹码。克格勃档案显示，就在他降落后四小时，苏共中央国际部就致电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贵国飞行员在我方机场迷航，建议立即派员接回。”

那个年代的叛逃者往往高估自己的价值。王宝玉在赤塔州边防军的审讯室里还在讨价还价：“给我政治避难，我能提供歼6的全部数据。”殊不知苏联专家早对这款仿制米格-19的战机了如指掌。更戏剧性的是，押解回国的航班上，看守他的中国武官正是当年航校同窗。舷窗外的西伯利亚荒原掠过时，对方淡淡说了句：“你女儿前天学会叫爸爸了。”

1991年春天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只有薄薄三页，但档案柜里封存的审讯笔录足有半尺厚。这个梦想着纽约自由女神像的飞行员，至死都没搞明白：为什么苏联人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战机情报，也要急着把他这个烫手山芋扔回来？他更不会知道，自己叛逃后第23天，中苏外长在哈尔滨签署了《中苏边境地区裁军协定》。

那架历经波折的歼-6倒是见证了历史时刻。当中国试飞员重新启动引擎时，苏联地勤特意在跑道旁摆了张长桌，上面放着伏特加和红星面包。两国机械师用扳手互相敲击致意的场景，被塔斯社记者拍下后登上《真理报》头版——当然，这些照片永远不会出现在王宝玉的案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