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汉语演化的“涨落”视角

申小龙｜“离开了佛教词语，恐怕连话都说不周全了”——谈汉语演化的“涨落”视角

经济学院14级的小吴同学，在语言与文化课讲到佛教词语的时候，意犹未尽，给我来信：

“谈到佛教文化，很多佛教词语已不知不觉融入日常汉语当中。例如：

“‘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今日之果是当初之因的延续。众生在尝到苦果之后才‘悔不当初’，而菩萨深明‘因果’之理，终无懊悔。故曰‘众生畏果，菩萨畏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比喻做了什么事，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出自《涅盘经》：‘种瓜得瓜，种李得李。’

“‘愁眉苦脸’：‘愁眉’是古代一种化妆术。‘苦脸’源于佛教。佛教认为人生就是个苦海，并称人的脸形天生就是一个‘苦’字：双眉是草字头，两眼与鼻子合成中间的‘十’字，嘴是‘口’，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苦’字。

“‘心猿意马’：指躁动散乱之心如猿猴攀援不定，不能专注一境；意则犹如奔马，追逐外物。心猿意马之心乃是妄心，佛家把心猿意马视为修道的障碍。

“‘痴心妄想’：指愚蠢荒唐、不能实现的心思和想法。痴，佛教又称为‘无明’，是贪、嗔、痴三毒之一，为一切烦恼之源。不明是非善恶的污染之心，叫作‘痴心’。

“‘一尘不染’：色声香味触法，是眼耳鼻舌身意所认识的六种境界。因为它们能够染污人的情识，故称六尘。不被六尘之中的任何一种所染污，就是一尘不染。

“‘一丝不挂’：原是佛教用来比喻人没有一丝牵挂。出自《楞严经》：‘一丝不挂，竿木随身。’现在指人裸体。

“‘一刀两断’：语本《五灯会元》卷十二：‘一刀两断，未称宗师。’意谓虽能干净利落地判断是非邪正，但未能圆融一体，和光同尘，也称不上‘宗师’。现比喻干净利落地断开。

“‘一厢情愿’：源自佛教《百喻经》。说一个愚人到都城里游玩，爱上公主，相思成疾，几至命危。现指单方面的愿望和计划。

“‘味同嚼蜡’：指修行人清心寡欲，淡于世味。语出《楞严经》：‘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同嚼蜡。’”

小吴同学提到的这些词语，都是汉语历史上几次大潮带来的珍贝。它们贝彩纷呈，贝韵悠长，见证了在文化交流中汉语系统发生的巨大“涨落”。

涨落的发生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它是一种受外部影响的局部扰动。当这样的扰动达到某个临界点时，涨落会被放大，推动系统跃迁到新的有序状态。

我们来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一、汉语在文化交流中涨落

历史上，汉语因文化交流而引起大的“涨落”有四次，我们做一个剪影：

剪影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首次涨落

春秋战国时，汉族与周围民族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左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

当时楚国使者出使越国，越族是东南诸民族中与汉族关系最密切的民族，但越人拥楫而歌，楚人需要翻译才能理解。

后来经过各国之间的会盟、战争、吞并，汉族与周围民族日益融合，汉语也在经历了巨大的能量交换后，融化了周围民族的语言。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各民族已可用汉语相互交往，这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处于先进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汉语系统的第一次“涨落”，其特点就是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形成了华夏民族统一的语言。

在语言融合过程中，汉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语汇，如来自东夷语的“珣”，来自匈奴语的“轻吕”等，其中大多数为宝石名。

剪影之二：汉代的汉语涨落

第二次“涨落”是500年后的汉代。当时汉族同我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城后，西方各国使者频繁往来，献礼、进贡、通商越来越多，大量的西域语汇进入了汉语。

这次文化交流作用于汉语的结果，是使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词的比例上升，这些外来词大多是音译的。

如来自匈奴语的借词有“橐他”(即骆驼，《史记》)、“猩猩”(《说文》)、“师比”(《战国策》)，“枇杷”(《释名》)、“焉支”(即“胭脂”，《史记》)。

来自西域民族语的有“苜蓿”(《史记》)、“蒲桃”(《史记》)、“酋长”(《汉书》)、“师子”《后汉书》)、“吹鞭”(《说文》)、“石榴”(《博物志》)、“琉璃”(《汉书》)。

来自印度梵语的有“圣木曼克”(《山海经》)、“膜拜”(《穆天子传》)、“琅玡”(《管子》)。

还有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南洋民族语词，如“槟榔”(《上林赋》)等。可见当时文化交往的规模是空前的。

这一点，从当时对同一个外来词各地译音不一，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外来词在书面上异文多，形成汉语史上独特的历史词汇学面貌，例如：

“胭脂”又作“燕支”“燕脂”“焉支”“捻支”；

“苜蓿”又作“牧蓿”“木粟”“目宿”。

《尔雅·释天》：“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已曰屠维。”《史记·历书》分别作“焉逢”“端蒙”“游兆”“强梧”“徒维”“视犁”。

剪影之三：东汉至唐末的汉语涨落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引起汉语史上第三次大的能量交换，是在从东汉到唐末的八百年间。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语。东汉初期，佛教语汇就已见于皇家公文。据《后汉书》记载，汉明帝的一条批复云：

“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其中“浮屠”“桑门”(沙门)“伊蒲塞”等就是佛家用语。

初期的译经多为外国僧人主译，对汉语掌握得并不好。他们或偏于直译，或偏于意译，造成“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以致“咫尺千里，觌面难通”的局面。

魏晋期间，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翻译数量猛增。通常是多人合作，通梵文的作口宣，通汉语的为笔记，再加校定之人。译文迅速汉化，文辞优美。

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不仅翻译制度系统化，而且开始出现大量中国和尚自己注释佛经和阐发佛教学说的著作。佛经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再像前代那样“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言不相喻”，“情无由比”，而是准确易懂。

当时的玄奘译经“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这说明佛教语汇的汉化已到了极高的水平。由此梵语的语言成分大量涌入汉语词汇和语法体系，系统内的局部涨落迭生。

如果说汉语史上第二次大的能量交换，使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词的比例增加，那么这第三次大的能量交换，则以汉语抽象概括能力的增强为特征。

其主要表现，一是直译、意译的表抽象概念的佛教词汇渐渐融入汉语基本词汇的血脉；二是文辞斟于文言、语体之间的佛经翻译正宗文体出现；三是受佛教逻辑思维的影响，汉语句子组织形式复杂化。

在这样的演化中，过去需要重言叠句才能表达的内容，当时已可用极其概括的语句一言以蔽之；过去要由几个似断还连的零星小句才能说清楚的内容，当时已可整化为一个逻辑关系严密的整句。这就形成了唐代历史句法学的独特面貌。

我们从当时因讲唱佛教、传道说法而兴起的大量俗讲文学作品，如敦煌变文所录，就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一些重要的语法范畴在唐代都已产生。如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名量和动量的表示法，形成了一套规范的体系。动词的时态范畴产生并逐步完备，表示情感的语气词发生了更迭，产生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面貌。句法上系词句、被动句、处置式、补语句都完善化。

这一时期汉语的演化反映出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汉民族语言思维形式在逐渐细密，萌生现代汉语言思维的某些特征。

剪影之四：明清时期的汉语涨落

中外文化交流引起汉语系统第四次大涨落是在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

明末清初和清末两次西学东渐，随着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陆续传入中国，大量西方语言成分被汉语吸收，局部扰动乃至“涨落”的逐级放大导致整个体系的更新。

这次大涨落是以汉语的欧化为特征的。源自印欧语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成分，随西学的几次大规模引进，使汉语系统的“熵”急剧增加，经过质变而形成“五四”运动后面貌一新的现代汉语新的有序结构。

从词汇来看，这一时期为了传播西方文化，汉语增加了大量源于英、日、俄、法、德语的名词术语，涵盖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诸学科。这些词以意译为主。汉语词汇面貌为之一变，进入了现代化时期。

王力曾指出：“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经通行的新词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现在一篇政治论文里，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50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汉语史稿》）

从词法上来看，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的词尾增多，缩语、简称频繁出现，复音词数量剧增；

在句法上，主语、判断词、关联词语、代词增加，并列成分、并行结构、插语、补足语频繁运用，由此引起句子结构延长，关系复杂化。

西学的引进对汉语系统是一次很大的扰动。由此形成的巨涨落奠定了现代汉语言系统新的有序的基础。

二、汉语涨落的两个特征

1.中外语言涨落双向互扰

汉语与邻近语言在文化交流中双向互扰，引发“涨落”的作用与反作用。

从七世纪初叶到九世纪末叶，日本14次派遣数以百计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到唐朝，这给汉语带来了一定的扰动。但因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优势，这种外界的扰动不久即消失了。倒是中国的语言文化却随这些使者传入日本，大量的古汉语词连同汉字也都借入日本，使日语原有的体系产生了一次强烈的巨涨落。

然而这次巨涨落在达到新的有序后，于近代中国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和语言成分之际，又以强烈的冲击力反作用于汉语，致使现代汉语通过日语又吸收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语词。

这些日语借词原是利用汉字和古汉语词音译或意译西方语词的，带有唐代汉语言文化输入日本引起古日语体系涨落的深刻“胎迹”。

这种涨落的“回潮”现象，有与周围社会环境相关的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是日本明治维新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早期留学生多数留学日本，习惯使用日语的译名；而且日本使用汉字和古汉语词也给汉语外来词的翻译、理解和通行带来很大的方便。

我们从汉语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词汇借用的复杂情况可以看到，与外域的能量交换是如何对汉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

从汉语史的事实来看，两种语言接触规模的由低到高，同语言体系开放性的强度、物质与能量交换的量度与频度成正比；民族语言在经济文化上所占地位的先进、优势的程度，同该语言的开放性强度则成反比。

这种耗散作用的正向和反向运动曲线，是有趣的语言涨落双向互扰现象。

2.汉语外来词面貌的历史变异

汉语发展史上的各次涨落，对外来词的吸收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

（1）外来词历史形态的变异

从形式上看，鸦片战争以前的译名多采用音译的形式。例如：

秦汉时期的“葡萄”，来自大宛语（中亚古语）的“budaw”，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入的水果名。

汉代的“狮子”，来自波斯语的 “shīr”（شیر），是西域国家进贡狮子的音译名。

汉代的“苜蓿”，来自大宛语的 “buksuk”，是张骞引入的牧草，用于喂养西域马匹。

汉代的“石榴”，来自波斯语的 “anār”（انار），原译“安石榴”，后简化为“石榴”，是西域水果名。

魏晋南北朝的“袈裟”，来自梵语 “kāṣāya”（काषाय），是佛教僧侣法衣的音译名。

唐代的“刹那”，来自梵语 “kṣaṇa”（क्षण），是佛教的时间单位（约0.013秒），后引申为“瞬间”。

唐代的“塔”，来自梵语 “stūpa”（स्तूप），原音译为“窣堵波”，简化为“塔”，是佛教建筑。

宋代的“茉莉”，来自梵语 “malli”（मल्लिका），是印度传入的香花。

元代的“唢呐”，来自波斯语 “surnāy”（سرنای），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西亚乐器。

但音译所用的汉字不表意只表音，这不符合中国人使用文字“望文生义”的习惯，也不符合汉语思维的具象特点，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外来词翻译多以意译为主。即使有些已经音译的词，也逐渐被意译所替代，例如“德律风”改为“电话”，“水门汀”改为“水泥”，“德漠克拉西”改为“民主”，“赛恩思”改为“科学”，“哀的美顿书”改为“最后通谍”等。

（2）外来词内容的视角变异

从内容上看，以往吸收外来词常加上“胡”“番”“洋”“西”，是典型的“他者视角”。例如：

代表西域的“胡”——“胡琴”（唐代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的弦乐器）、“胡椒”（原产印度，汉代经西域传入）、“胡瓜”（汉代张謇从西域带回，隋代避讳改称为“黄瓜”）。带“胡”的外来词多来自陆上丝绸之路，语言的扰动集中发生在汉唐。

代表美洲的“番”——“番茄”“番薯”“番椒”，它们都原产美洲，明代经菲律宾传入。带“番”的外来词多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语言的扰动集中发生在宋元明清。

代表西方的“洋”——“洋火”（19世纪从欧洲进口的摩擦火柴，区别于传统的火镰、火石）、“洋油”（清末民初对进口煤油的称呼）、“洋车”（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力黄包车，日本称“東洋車”），它们大多是鸦片战争后经海路传入的西方工业品。

代表西方的“西”——“西装”（19世纪末随西方文化传入的服饰，初称“洋装”，后统称“西装”）、“西餐”（清末对欧美饮食的统称，与“中餐”相对）、“西医”（近代对西方医学的称呼）。带“洋”和“西”外来词，其语言扰动多发生在晚清至民国。

汉语外来词的“他者视角”，与我国历史上以华夏为中心，视周围民族为“夷”“蛮”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蔑视或侮辱性的词头不再出现。已经带有这种词头的词除了极少部分通行已久的“胡椒”“番茄”“西瓜”等以外，大部分都淘汰了，如“黄瓜”淘汰了“胡瓜”，“火柴”淘汰了“洋火”，“布”淘汰了“洋布”。

三、语言演化的“涨落”新概念

语言演化中因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扰动，在开始的时候仅具有微观性和随机性。它的“物理量”是对稳定的系统平均值（固有的词汇体系、语音体系、语法体系）的短暂偏离。

当这种扰动量达到某种“临界点”时，它的“噪声”会被扰动的非线性机制放大，形成系统自身的平衡态难以抑制的“涨落”，由此推动系统演进到新的有序状态。

整个语言演化过程，是一个开放系统在异文化影响下远离平衡态时，通过能量和物质（即新的语言成分）的交换，形成并维持新的有序结构的过程。这是我们接受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对语言演化的观察。

语言“涨落”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语言演化“沿流”的决定论。它更强调随机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语言系统的宏观演化的路径，既受确定性的支配，也依赖涨落（随机性）的触发。由此形成汉语史研究作为一门复杂性科学的新范式。

我们从汉语演化中的四次“涨落”，尤其是离我们较近的两次涨落，可以看出，涨落不仅是噪声，更是系统创新的源泉。它体现了“无序孕育有序”的深层规律，为理解语言复杂系统的演化提供了重要视角。就像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的感慨之言：

“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词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都说不周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