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被俘，曾提出一个要求，答应了就投降 但忽必烈还是杀了他

大都狱中潮湿阴冷，文天祥枯坐三年后，突然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

放他回乡做道士，他便归顺元朝。

1278年冬的广东五坡岭，炊烟刚刚升起便被马蹄踏碎。

文天祥与士兵们正欲用餐，元军如天降神兵般突袭而至。

士兵四散奔逃，文天祥从容取出备好的毒药吞下，却因药性未发作而被俘。

当元将张弘范命他跪拜时，这位南宋状元挺直脊梁：“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

张弘范肃然起敬，以宾客之礼相待，却不知这个不跪的囚犯，将成为比十万大军更可怕的存在。

文天祥的囚徒之路，始于崖山海战的惨烈落幕。

1279年正月，张弘范将他押至战场，让他亲眼目睹南宋最后的覆灭。

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的刹那，十万军民相继殉国的悲壮，撕裂着文天祥的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张弘范强迫他写信劝降张世杰时，文天祥挥毫写就的《过零丁洋》，让这位元将竟将诗稿珍藏。

在庆功宴上，面对宰相之位的诱惑，他的回答如金石坠地：“只求速死，不苟且偷生。”

北上大都的路途成了炼狱之旅。文天祥绝食八日求死，却在他人“活着比死更难”的劝诫下复食。

抵达元大都后，他竟被安置在豪华馆驿，侍从殷勤，陈设奢豪。

那一夜，状元丞相彻夜未眠，静待黎明后被投入真正的牢狱。

狱中三年，忽必烈的软硬兼施从未停止。

南宋降臣王积翁奉旨劝降，盛赞“南人无如天祥者”；妻女被掳为奴的书信送到眼前，描述着她们在宫中为奴的悲惨生活。

泪水浸透信纸，文天祥却在回信中写下：“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

潮湿的牢房里镣铐声叮当作响，狱卒的鞭子不时落下。

但比肉体折磨更痛的是精神煎熬——故国已亡，殉节未成，他该何去何从？

忽必烈对文天祥的处置，折射出元初统治的深层困境。

这位蒙古大汗不同于传统征服者，他深知要统治中原，必须赢得汉人之心。

招降文天祥，正是他构建多元帝国的关键。

当王积翁等十余位降臣联名上书，请求释放文天祥为道士时，忽必烈确实动心了。

在《宋史》记载中，元世祖“与宰相议释之”，甚至流露出“然犹不忍”的犹豫。

释放一个忠臣典范，既能彰显宽容，又可安抚江南人心，何乐不为？

然而文天祥提出的条件暗藏玄机：“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既已灭亡，自己本应殉国；但如果元朝统治者宽赦，愿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日后以世俗之外的身份提供建议。

以道士身份“备顾问”的提议，实为缓兵之计。一旦放虎归山，他可能重举抗元大旗，这是忽必烈无法承受的风险。

更关键的是，南宋虽亡，反抗未息。

自1276年临安陷落至1282年，江南抗元力量此起彼伏。

文天祥在狱中的三年，恰是江南反抗最激烈的时期。这位状元丞相的名字，已成为抵抗运动的象征。

忽必烈陷入了两难：杀之恐激民变，留之则遗患无穷。

他选择暂时囚而不杀，既是惜才，更是观望。

忽必烈决心等待文天祥屈服，或江南平定。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文天祥被囚的第四年。

1282年的元大都，一连串事件让忽必烈如坐针毡。

正月，元廷左丞相阿合马，在街头被汉人义士王著诛杀，大都震动。

接着福建传来急报：有僧人宣称“土星犯帝坐星，疑有变乱”。

更惊人的是，江南出现自称“宋主”者，率千余人扬言“欲取文丞相”。

大都城内，匿名书信如雪片飘散：“某日焚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

这些信件虽未署名，却将矛头直指狱中的文天祥。

史书记载“疑丞相者天祥也”，起义的暗流，似乎都汇聚在这位囚徒身上。

忽必烈立即采取行动：将投降的宋恭帝及宗室北迁开平，远离中原。

但更棘手的是文天祥，活着的忠臣已成为一面危险的旗帜。

江南西路的起义军，已打出“救文丞相”的旗号。

留梦炎的警告在忽必烈耳边回响：“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

这位南宋降相，点破了核心恐惧：文天祥的影响力远超个人生死，他代表着江南不灭的抗争精神。

在文天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留梦炎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位南宋前左丞相的背叛，堪称汉奸教科书式的存在。

留梦炎原是宋理宗淳祐四年状元，1275年临危受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

当元军压境时，他却装病不出，谢太后亲临其宅敦请，才勉强出任左丞相。

然而不久他就投降元朝，官至元丞相。

文天祥曾写诗痛斥：“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诗中将其比作南朝叛臣江总，羞耻之心昭然若揭。

当王积翁等十人，联名请求释放文天祥时，留梦炎一语惊醒梦中人：“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

这句话戳中了两个要害：一是文天祥可能继续抗元，二是投降派将颜面扫地。

留梦炎的谏言如此狠毒，连元朝官修《宋史》都拒绝为其立传。

明代更将其视为“两浙之羞”，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

乾隆评价宋末降臣时直言：“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以降元。”

1283年1月9日，大都柴市刑场朔风凛冽。

文天祥问明南方方位，整衣敛容，向故国行最后跪拜礼。

面对刽子手的刀，他平静道：“吾事毕矣。”

刀光闪过，四十七岁的生命陨落。

妻子欧阳氏收敛遗体时，发现他面色如生。

这奇异的现象，仿佛印证着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

忽必烈在最后时刻的表演令人玩味。《宋史》记载他“然犹不忍”，下诏阻止行刑，但“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

文天祥就义后，忽必烈曾问群臣：“南朝宰相谁最贤能？”降臣王积翁回答：“文天祥至死不屈。”

元世祖沉默良久。他除掉了心腹大患，却失去了收服民心的最好机会。

明朝建立后，留梦炎的子孙被禁止参加科举。浙江士人刻骨铭心地记着这个耻辱：“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

而文天祥的绝命诗被绣在锦衣上，成为明代官员朝服的内衬，默默守护着一个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