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于阗国（上）：约特干遗址映照的千年丝路枢纽光影

#我的宝藏兴趣#在西域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六国的历史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上个系列的文章，我结合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介绍了疏勒国的故事。从本期文章开始，我们来看看丝路南道上的明珠——于阗国发生的精彩故事。

于阗国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鼎盛时期的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核心地区在和田县一带。于阗因出产美玉闻名于世，自公元前2世纪建国，11世纪被喀喇汗王朝吞并，共存在了约1300年。于阗的起源，主要记载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敦煌藏经洞写本藏文史料《于阗国授记》中。这两部佛教典籍共记载了3种不同的于阗建国传说。

鼎盛时期的于阗国疆域

其中《大唐西域记》的第一种传说记载：“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王于此栖止……天王额上剖出婴孩，是为开国之王。”这个王子因吃大地的乳汁长大，被取名 “地乳”，梵语为 “瞿萨旦那”，瞿萨旦那便是于阗的梵语名字。所谓的“毗沙门天王”即中国佛典中的“多闻天王”，原型为印度教财神俱毗罗，后融入佛教成为守护北方的护法神，司掌财富与军事。这个传说显示于阗王族自认为毗沙门后裔，强化其君权神授统治的合法性，也从侧面反映了佛教在于阗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个传说比较具体且有一定的根据：“无忧王（阿育王）流放呾叉始罗贵族至西域，东土王子因罪徙居东界……两方争战融合，共建都城。”其中“呾叉始罗贵族”指的是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克西拉一带的雅利安族群；“东土王子”可能暗指中原或楼兰移民，与丝路人口流动呼应。这表明于阗是由东迁的印欧语系和西迁的华夏族群以及当地的土著民族共同建立。于阗国的起源有着丰富的传说，而其发展过程中也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代西域人口的迁徙，绿色为塞种人、粟特人迁徙路线；红色为华夏族群迁徙路线

据文字记载，中原汉族移民至和田地区的历史可追溯至商末，《穆天子传》中记载的“赤乌之人”就被认为是当时的汉族移民。赤乌氏始祖为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在陕西岐山周原安顿后，封长子太伯至江浙一带，形成吴国的始祖；同时他将宠臣季绰分封至舂山以西，并嫁长女与其联姻。“舂山”在《山海经》《淮南子》中指的就是昆仑山，“舂山以西”即今和田地区。季绰受封后成为周王室在西域的代理人，掌管当地玉石资源，并执行“玉石之刑”，以玉器象征的礼法治理当地。周穆王西巡至昆仑山时，赤乌氏首领前来膜拜，穆王赏赐其马车、黄金、贝带、珍珠等礼物。

公元前60年，随着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西域三十六国正式纳入华夏版图，于阗成为汉王朝经营丝路南道的重要支点。公元648年大唐又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将其纳入安西都护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从汉武帝时代到唐玄宗时期就有大量汉族的军民在此屯耕戍边，以至于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北史・于阗传》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等人，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

莫高窟第98窟于阗王李圣天画像

此外，《于阗国授记》也认为于阗建国与古印度族群有关。阿育王时期太子拘那罗被迫害，流落至和田一带，后来建立了于阗。他被迫害故事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他出生时，占卜者认为他长大后将会弑父夺位，“拘那罗太子被阿育王抛弃，汉王菩萨收为义子，成年后西征建都。”此说法嫁接中原元素，强化了于阗与汉地的宗教纽带，平衡印度起源论，为于阗存在大量中原移民提供了“血缘依据”。另一个版本是说，拘那罗因长的俊美遭到继母妒忌，“矫诏王命，抉其两目，放之于野”。后来拘那罗带领追随者来到于阗弘扬佛法，成为国王。该版本将于阗王与孔雀王朝牵强地联系起来，其目的是显示统治正统性以及与佛教的联系。

豆包生成的拘那罗太子赴于阗弘扬佛法的场景

季羡林、林梅村等学者从当地曾经使用的于阗语、佉卢文以及考古视角研究后认为，古代于阗人以东伊朗语族的塞种人为主体，融合了汉族、吐蕃、突厥、回鹘、粟特以及当地的羌氐等族群。其中塞种人、粟特人的东迁与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34~前324年）和大月氏人的西迁（约公元前139~前129年）有关。亚历山大和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在后期都向印度河流域扩张，将夏商时期就来到犍陀罗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印度西北部）的塞种人或雅利安人赶走，他们只好向相对贫瘠的昆仑山北部迁徙。这些历史背景与上述两部佛教典籍记载的于阗建国与古印度移民有关的记载相吻合。

于阗人后裔现代和田人

《汉书・西域传》是较早详细记载于阗的历史文献。

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去鄯善千五百三十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这里详细记载了于阗国的都城、人口、兵力、官职设置以及与周边地区的距离、水文等信息。《魏书·西域传》称于阗“所都城方八九里”，城墙周长约合现代的3700~4800米，是目前发现的葱岭以东最大的绿洲城邦之一。于阗都城名为“西城”，可能意味着还存在一座“东城”。中唐名臣杜佑在《通典》中概括西域都城布局：“王居西而市在东，所以安国本而利商途”。按照这一布局特征，于阗的都城应该包括西城和东城，西城是政治与宗教中心，集中了王宫、官署及重要寺院；东城是工商业聚集地，作为丝路贸易枢纽，聚集了商队驿站、手工业作坊区和各国商旅的店铺、住宅。《北史・于阗传》中虽未直接点名东城，但“商胡杂居，珍宝云集”的记载应该是东城的盛况。

莫高窟第126窟甬道顶《于阗太子出家题记》中展示的都城模样

历代的文献资料多关注与于阗西城，对东城的记载稀少。对于于阗都城的布局，散见于南北朝至唐宋的各类文献和敦煌壁画中。《于阗国授记》记载于阗王城有“北门门楼”和“南大门之小门”，另一部藏文文献《于阗教法史》则提到“于阗都城北门”，北门是主要出入口，城内主干道为“北街”，可能与南门的“南街”对称分布。五代十国后晋的官员高居诲曾出使过于阗，在著作《使于阗记》中记载宫殿“皆向东，曰金册殿”。推测宫殿位于主干道西侧，与北街、南街形成左右对称的布局，也从侧面印证了于阗都城为“西宫东市”的布局。

此外，晚唐至北宋初年，于阗国受喀喇汗王朝军事压力，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回鹘、敦煌张议潮创建的归义军结为同盟。在曹议金担任节度使期间，将女儿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做皇后。两地的交流在公元10世纪达到高潮，于阗的神话传说、佛教题材的壁画大量出现在莫高窟壁画中。其中第 126 窟、第454窟甬道顶部的一系列佛教感通画中就有于阗国都城的内容。从壁画可以看出其都城为正方形，位于两河之间，城墙有雉堞、四角有角楼，城门对称分布。城内南北向隔墙将城区分为东西两城，东城街道呈十字形，内城为宫殿区。宫殿为飞角翘檐、雕梁画栋的汉式建筑。而第98窟的李圣天供养像中，于阗国王李圣天头戴冕旒、身着衮服，手持香炉，与中原地区的帝王穿着打扮一模一样，反映出高度的汉化特征。

莫高窟第454窟《于阗国王先祖地乳出生》壁画展示的都城模样

学者邓虎斌临摹的《于阗国王先祖地乳出生》壁画

于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和早期中心之一。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传入的佛教，在于阗高度繁荣，留下了辉煌的艺术遗产和丰富的文献记载，如汉文史籍、于阗语文献、藏文文献、佉卢文文书等，成为后世研究于阗乃至西域民族变迁、文化传承等课题的重要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位西方的探险家以“考察”为名来到和田地区搜寻佛像、壁画以及各类文书等珍贵文物。他们在和田市西10公里处的巴格其乡艾拉曼村发现了一处规模庞大的遗址——约特干遗址，被后世学界公认为于阗的都城。

1892年，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首次踏入这片约特干遗址，搜寻走一大批小型雕像和陶器，并将该遗址公之于众。接着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等人纷至沓来。其中斯坦因从1900年到1916年对该遗址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盗走一大批简牍、佛像、雕塑等文物，这些文物如今大多收藏于大英博物院和印度国家博物馆中。他的工作成果奠定了人们对约特干遗址的基本认识。

约特干遗址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位于喀拉喀什河的河床或冲积扇上，地下水位极高，现为一片低于地表8米的沼泽地。沼泽地中的黑色淤泥平均厚度达到3米，使得大规模的、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建筑遗迹，如大型夯土台基、房址、城墙等遗迹难以保存和被发现。考古学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无法清晰地揭露城市布局和大型建筑结构。这种饱水的水文地质特征虽然使考古发掘面临重重困难，可也使得大量有机质文物，如木构件、丝绸碎片、竹木简牍等文物得以保存。由于地下水位的季节性波动，导致大量陶塑、钱币、饰品、简牍等文物每隔一段时间就漂移到淤泥地表或浅层。

早在斯坦因等人到来前，当地就传说这里是一位汗王的家园，每座神圣的建筑物上都包裹着大量的金叶。晚清时期（约1860年），因喀拉喀什河改道经过这里，冲出了长条形的深沟，一些闪光的金器、精美的陶器、陶俑以及汉代至宋代的钱币等古物露出地表。于是当地富户、官吏雇人挖宝，持续半个世纪时间，致使大量遗迹被毁、文物流失或销毁，只在遗址上形成了无数的坑洞。斯坦因利用这些坑洞进行“垂直发掘”，再向下挖掘3~5米，获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现代人仿建的约特干故城

斯坦因发掘的文物有陶器、佛像与佛教艺术品、金属器以及玻璃器、玉器、骨器、木器残片、丝绸碎片以及各类文书的简牍等文物上万件。

其中陶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陶质雕塑，包括：佛像、菩萨、世俗人物，猴子、骆驼、马、鸭等动物，以及当地信仰的神祇像。其中“陶猴”的数量极多，反映了于阗独特的世俗艺术和可能存在的猴神崇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陶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猴神崇拜，在新疆的其他地区也出土过不少与猴有关的文物，如木垒县的 “马上骑猴” 、和田地区的 “猴上骑猴” 等文物。它们多是寓意 “马上封侯”“辈辈封侯” 等，对吉祥美好事物向往的祝福。

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吹奏陶塑猴俑

陶猴的大量出现，可能与汉唐时期的尚武精神有关，尤其是唐代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后，于阗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直接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内地的州县制与儒家思想被引入，《唐律》在于阗等地区得到施行。驻守的大量唐军及其家眷唯一获得晋升的路径只有军功，“马上封侯”是每个人的愿望，也是中原文化尚武精神的体现，因此才会出现如此多的陶猴。

出土的其他当地神祇陶塑也有将人与动物形象合一的兽首人身形象存在，如羊首、鹰首、狮首等兽首的女性神灵，她们均为与小儿相关的瘟神。而人身鼠头的鼠王则与《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一个古老传说有关。相传汉代的某一年，匈奴十万大军入侵，当地民众惶恐不安，国王只好摆设祭品，焚香向沙漠中神鼠求救。当天夜里鼠王带领鼠群从鼠壤坟蜂拥而出，它们咬断、咬破了匈奴骑兵的马鞍、军服、弓弦、甲链和系带，使其失去战斗力，于阗军因此大获全胜，避免了灭国之灾。从此，鼠神就成为于阗供奉的神灵。这种艺术符号的杂糅，成为多元文化共生的物质载体。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于阗陶塑鼠神

佛像与佛教艺术品包括：大量的小型泥塑佛像、菩萨像、浮雕以及制作小佛像或佛塔模具的“擦擦”。早期的佛像高鼻深目，具有鲜明犍陀罗艺术风格；晚期的佛像下颚线条柔和、面庞圆润趋于于阗本土化特征，显示了佛教在于阗中国化的进程。

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佛像

金属器包括：金箔、金饰、金属佛像、铜十字架、印章、钱币等种类。其中金箔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多为建筑物或陶俑身上的装饰物；金饰包括金簪、项链之类的首饰以及小件动物造型的装饰品、金佛像等。以前出土的大多数金器被熔炼为黄金。1959年，当地村民曾挖出一件栩栩如生的小鸭子。铜十字架的出土表明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东汉中期），基督教也传播到了于阗。印章有于阗的各级官印和私人印章两种，官印大多为汉文官印，反映了中原王朝在于阗的统治。可惜公开资料稀少，不能举例说明。

约特干遗址出土的金鸭子

钱币是约特干遗址除了陶塑之外，数量最多的文物。其种类包括：于阗自造的汉怯二体钱、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古阿拉伯铭文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以及少量萨珊王朝和贵霜帝国的金银币。

其中汉怯二体钱圆形无孔，正反两面铸有汉文和佉卢文铭文。佉卢文是西域最早使用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在公元1~2世纪的贵霜帝国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衰落后，佉卢文在犍陀罗地区消失，却一度在于阗、鄯善等国流行起来，南北朝时成为于阗的国语。汉怯二体钱因为部分钱币上面铸有马的图案，又被称为“和田马钱”，是公元1 ~3世纪于阗自行铸造发行的铜币。分大、小两种，大钱直径约为24毫米，重约15克，汉字铭文为“重廿四铢铜钱”，标识其重量，方便与汉五铢钱兑换；小钱直径约16 ~21毫米，重约3 ~ 5克，汉字铭文为“六铢钱”。两种钱币的佉卢文铭文为铸造铜钱的于阗王名字或称号。

和田马钱

和田马钱

五铢钱和开元通宝等货币是内地流通到西域的，也是西域各国的通用货币，在各地均有大量出土，表明中原政治、经济对西域具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喀喇汗王朝的钱币与和田马钱大同小异，早期的钱币为方孔圆形，两面铸有汉字铭文和回鹘文铭文；晚期接受伊斯兰文化后，铭文多为古阿拉伯和回鹘文，但铭文多为“桃花石汗”。“桃花石”在喀喇汗王朝的典籍《突厥语大词典》中特指北宋王朝，因此“桃花石汗”的意思是“中国汗”，表达了喀喇汗王朝对中原王朝的认同，自视为华夏民族的一份子。虽然9世纪后中原王朝不再直接统治西域，但“中国”概念已超越族裔，成为西域政权共享的政治文化符号。

喀喇汗桃花石汗银币

萨珊王朝和贵霜帝国的银币是在两大帝国强盛时期，与于阗经贸往来流通到这里的货币，其形制也与“和田马钱”类似，波斯铭文和古希腊铭文均为君主的名字和称号。如此之多的货币齐聚约特干遗址，表明这里是丝绸之路商贸的枢纽，也从侧面证明该遗址就是于阗国的都城。众多的文明互相借鉴、融合，促成了于阗国都的千年繁华。它们也为后世研究于阗、西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

贵霜金币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中国的考古机构仍持续在约特干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不少重要的新进展。其中陶塑类文物中出土了一大批极具生活气息的世俗人物，如舞者与乐师的陶俑组合，印证了《大唐西域记》中“瞿萨旦那（于阗）‘国尚乐音，人好歌舞’”的描述；大量羊、牛、马、骆驼等动物骨骼，以及小麦、大麦、葡萄籽、丝绸残片、玻璃器、钱币的发现，生动再现了绿洲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达，以及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东西方贸易中的活跃地位。

在如今看来，约特干出土的文物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巨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塔里木盆地都是首屈一指的。它们是研究于阗国社会生活、艺术、宗教、经济、手工业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无价之宝。虽然该遗址尚未发现大型建筑遗迹，但基于其规模、文化层堆积厚度、出土文物的等级和数量，结合文献记载，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约特干遗址就是于阗国鼎盛时期的都城。

约特干遗址出土的陶塑天宫伎乐浮雕

约特干遗址长期面临地下水位变化、盐碱侵蚀、农业活动蚕食、风沙侵蚀以及历史上的盗挖活动遗留破坏的威胁。虽保护难度极大，但考古工作者和当地文旅部门仍然在2019年启动的约特干遗址考古发掘和遗址的保护工作项目。2022 年，西安弘道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有限公司对约特干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勘探，覆盖面积达 550 万平方米，发现灰坑、烧土堆积等古代遗存 55 处，这一成果为遗址的性质、结构布局和年代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目前进一步探明城市布局和重要功能区的考古活动仍然在进行中，相信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会为我们揭开更多于阗都城的秘密。

2019 年，和田县启动 “文化润疆研学基地项目”，在遗址周边打造了占地 156 亩的约特干故城。此城虽为现代建筑，但参考了文献资料和敦煌壁画对于阗都城的描述。并且通过数字化手段和精心布展，向公众展示了包括斯坦因等人早期挖掘出的精品文物。以“现代科技 + 实景还原” 的方式，复现了古于阗建筑风格，并融入和田玉文化、民俗手工艺等元素，形成集文化体验、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兼顾科研、教育展示和文旅功能于一体。

新修的约特干故城全貌

约特干遗址作为古代于阗国核心都城的废墟，虽然因其特殊的地下埋藏环境而显得“低调”，但它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地下文化宝库。它以其惊人的文物出土量和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提供了窥探丝绸之路南道最重要绿洲王国——于阗国近千年的历史。遗址中无处不在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痕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特征的精彩体现。它不仅是新疆历史考古的圣地，更是研究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佛教东传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史的关键遗址。对约特干持续深入的考古工作和保护研究，对于揭示西域史、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交流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约特干故城的佛塔

约特干遗址是于阗千年荣华的沉默见证者，每一枚陶猴、每一片金箔都在诉说：在这片绿洲之下，曾有一座用信仰、泥土与黄金浇筑的丝路明珠，它的光芒穿透黄沙与时光俱进，照亮了从古至今文明交汇的壮阔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