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哥瘫痪后大嫂离家出走，我照顾十年，他康复后第一件事是离婚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摊牌了！我就是那个傻子。 大伯哥瘫痪，我辞工伺候。 整整十年，屎尿半身。 大嫂呢？卷走救命钱，跑了！ 人人都笑我，说我自作自受。 可我没想到，大伯哥康复后，第一件事，竟然是……

我叫尚晓芹，今年58岁。回想起那段日子，就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可梦醒之后，我才发现，老天爷早就给我准备了最好的礼物。

故事，得从2005年那个黑色的夏天说起。

那一年，我41岁，我的丈夫顾卫军43岁。我们在城里一家不好不坏的国营厂上班，拿着不咸不淡的工资，养着一个上初中的儿子顾小盼，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就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平淡，但也能解渴。

可我大伯哥顾卫国，他不一样。他是我丈夫的亲哥哥，比我丈夫大三岁，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也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骄傲。

顾卫国脑子活，手也巧，早早地就从厂里辞职，跟着一个建筑队南下闯荡，后来自己拉起了一支小队伍，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包工头。我们家能从筒子楼搬进三室一厅的单元房，我儿子顾小盼能上市里最好的初中，都多亏了他当年二话不说，塞给我们一沓厚厚的钞票。

他常拍着我丈夫顾卫军的肩膀说：“卫军，咱爸妈走得早，长兄如父，你和晓芹的日子过好了，哥这心里才踏实。”

那时候的大伯哥，在我们眼里，就像一座山，高大、沉稳，能为我们遮挡一切风雨。他的妻子，我的大嫂马秀莲，也因为丈夫的能干，在亲戚邻里面前风光无限，人也变得有些飘飘然，说话都比别人大声。

我至今都记得，搬家那天，顾卫国开着他那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拉着我们一家的行李，累得满头大汗。马秀莲则穿着一身时髦的连衣裙，站在一边，略带嫌弃地指挥着，生怕弄脏了她的新皮鞋。我丈夫顾卫军看不过去，想说两句，被我偷偷拉住了。我小声说：“算了，大哥都不在意，我们别多事。”

是啊，大哥顾卫国就是这样的脾气，对自己人，永远是掏心掏肺，从不计较。他对马秀莲，更是好得没话说，赚的钱，全都交给她保管。

我们都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赶活，厂里的广播突然喊我的名字，说有我的加急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电话是马秀莲打来的，声音尖利得像要划破我的耳膜：“尚晓芹！你快来市医院！你大哥……你大哥他出事了！”

我和顾卫军疯了一样赶到医院，手术室的红灯刺得我眼睛生疼。马秀莲瘫坐在长椅上，妆都哭花了，嘴里反复念叨着：“这可怎么办啊……这可怎么办啊……”

几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摘下口罩，疲惫地对我们摇了摇头：“命是保住了，但高位截瘫，以后……恐怕都得在床上过了。”

“轰”的一声，我感觉天塌了。

我看着被推出手术室的顾卫国，他脸色惨白，眼睛紧闭，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那个曾经像山一样的男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需要人搬动的“肉山”。

我丈夫顾卫军，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当场就哭了，趴在病床边，一声声地喊着“哥”。

而马秀莲，在最初的崩溃之后，眼神里渐渐流露出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那里面有惊恐，有茫然，还有一丝……解脱？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天塌下来了，我们得一起扛。

那时候的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总该一起分担。我万万没想到，有的人，非但不会分担，还会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狠狠地推你一把，让你掉进更深的深渊。

顾卫国的倒下，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我们家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最先面临的，就是钱的问题。

顾卫国虽然前些年赚了点钱，但都投进了新的工程里，剩下的，也全在马秀莲手里。他住院、治疗、康复，每天的花销都像流水一样。

起初，马秀莲还算尽心，每天来医院送饭，哭哭啼啼地缴费。可不到一个月，她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

她开始当着我和顾卫军的面抱怨：“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医生说他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我们还花这个冤枉钱干嘛？”

顾卫军气得浑身发抖：“马秀莲！那是我哥，是你丈夫！你说的是人话吗？”

马秀莲立刻撒起泼来：“我说的不是人话？那你们说的是人话？钱都是我家的，你们动动嘴皮子，当然不心疼！我告诉你们，家里的存款，就快见底了！”

我和顾卫军把我们家仅有的三万块积蓄拿了出来，交给了马秀莲

那段时间，医院的空气里，除了消毒水的味道，就剩下无休止的争吵和叹息。

顾卫国虽然不能动，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常常睁着眼睛，默默地看着天花板，眼角挂着泪。每当马秀莲来送饭，他都会把头扭到一边，紧紧地闭上眼睛。

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心如刀割。我只能一遍遍地给他擦脸，喂他喝水，小声地安慰他：“大哥，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放心，有我和卫军在呢。”

他听着，眼里的泪，流得更凶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顾卫国突发高烧，情况危急，需要立刻抢救，医生让我们马上去缴一万块的押金。我跟顾卫军身上都没带那么多现金，急忙给马秀莲打电话。

电话打了十几遍，才接通。

“又干嘛？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马秀莲的声音里满是不耐烦。

“大嫂！大哥发高烧，要抢救，你快带钱来医院！” 我急得快哭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我没钱。家里的钱，早就花光了。”

“不可能！大哥给你的钱，加上我们的，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花光了？” 顾卫军抢过电话，大吼道。

“花光了就是花光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他现在就是个无底洞，我填不起了！” 说完，马秀莲“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再打过去，就是关机。

那一刻，我和顾卫军如坠冰窟。我们没办法，只能半夜三更去敲亲戚朋友的门，东拼西凑，总算凑够了手术费，保住了顾卫国的命。

第二天，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想找马秀莲问个清楚。

可她家，人去楼空。

衣柜里的衣服少了大半，床头柜上，只留下一张纸条和一本摊开的存折。

纸条上的字迹潦草而决绝：“顾卫国，我不伺候了。这十年，我跟你享了福，也算对得起你了。以后，你自己多保重吧。”

而那本存折，上面的余额，是触目惊心的“0”。

她不仅走了，还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包括我们给她的那三万块救命钱。

顾卫军拿着那张纸条，气得浑身发抖，一拳砸在墙上，鲜血顺着指缝流了下来。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这个毒妇！”

而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这个家，不能再指望别人了。大哥的后半生，只能靠我们了。

我扶起颓然坐在地上的顾卫军，对他说：“卫军，别怕。大哥还在，家就还在。从今天起，我来照顾大哥。”

顾卫军抬起通红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我替他擦干眼泪，一字一句地说：“你放心上班，你得挣钱，家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大哥，交给我。”

就这样，在我41岁那年，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辞掉工作，把瘫痪在床的大伯哥顾卫国，接回了我们家。

这个决定，像一颗炸弹，在我的亲戚朋友圈里炸开了锅。

我的父母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妈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哭喊：“尚晓芹，你是不是疯了？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去伺候一个瘫子？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是你丈夫的哥哥，又不是你亲哥！你这么做，对得起卫军吗？对得起你儿子小盼吗？”

街坊邻居更是议论纷纷。以前见了面热情打招呼的邻居王大嘴，现在看到我就像看到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还跟别人窃窃私语：“看见没，就是她，圣母心泛滥，把个瘫子接回家，看她家以后怎么过！”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我心上。但每次看到躺在床上，眼神空洞的大哥顾卫国，我就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

人，不能没有良心。

当年，要不是大哥，我和卫军现在可能还挤在十几平米的筒子楼里。做人，得知恩图报。

我把家里最大的那间朝南的卧室腾了出来，给大哥住。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给他擦身、换尿布、按摩、做饭。

伺候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有多难，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他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一开始我没有经验，常常弄得满身都是污物。有一次，我给他接尿，不小心洒了一床，一股骚臭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我当时就崩溃了，扔下便盆，冲到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吐了个昏天黑地。

吐完之后，我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问自己，尚晓芹，你图什么啊？你真的能坚持下去吗？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听到卧室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呜咽的哭声。

我跑回卧室，看到大哥顾卫国，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正侧着头，肩膀一耸一耸地，无声地痛哭。他的眼睛里，满是绝望和羞愧。

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揪紧了。

我走过去，拿起毛巾，一边帮他擦眼泪，一边哽咽着说：“大哥，你别这样……我不累，真的。你别嫌弃我就好。”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最后，他费尽了全身的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一个沙哑的字：“芹……”

那是我接他回家后，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就这一个字，让我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我笑着对他说：“哎，大哥，我在呢。你放心，我永远都在。”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在他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为了防止他生褥疮，我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他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对于我一个女人来说，每一次翻身，都像是一场战斗。常常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

为了给他增加营养，我变着花样地做饭，把鱼肉、蔬菜打成糊，用吸管一点一点地喂给他。

为了让他不和社会脱节，我每天都坚持给他读报纸，讲新闻，聊厂里的趣事。

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光靠顾卫军一个人的工资，根本撑不住。我白天照顾大哥，晚上就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织毛衣，纳鞋底，糊纸盒，什么能挣钱，我就做什么。常常一干，就到后半夜。

儿子顾小盼，也从最初的不理解和抱怨，变得越来越懂事。

一开始，他很抵触。同学来家里玩，他都觉得没面子，把人堵在门口。他对我吼：“妈！你为什么要把大伯接回家？我们家都快成医院了！你管他，都不管我了！”

我没有骂他，只是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大哥的床前。

我指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顾卫国，正把我年幼的儿子顾小盼高高地举过头顶，笑得一脸灿烂。

我对儿子说：“小盼，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大伯。你想要什么玩具，大伯二话不说就给你买。你上学的钱，也是大伯出的。做人，不能忘本。现在大伯有难了，我们能不管他吗？”

顾小盼看着照片，又看看床上瘦得脱了相的大伯，沉默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抱怨过。放学回家，他会主动帮我干活，给大伯读课文，讲学校里的笑话。有时候，他还会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给大伯买一根香蕉。

看着儿子小小的身影，我感到无比欣慰。我知道，我的坚持，没有错。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从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双手粗糙的“老太婆”。

而大哥顾卫国，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奇迹般地，一点一点地好了起来。

先是他的手指，能动了。然后是手臂，可以轻微地抬起。再后来，他能含糊不清地，说出一些简单的词语。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我们全家欣喜若狂。

我丈夫顾卫军请了最好的康复医生，我们每天都像上班一样，雷打不动地陪着大哥做康复训练。拉伸、站立、行走……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和泪水。

我记得他第一次扶着墙，自己站起来的那天。虽然只站了短短几秒钟，就摔倒在地，但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哭得像个孩子。

那是希望的眼泪。

2015年的秋天，距离顾卫国瘫痪，整整十年。

他终于可以丢掉拐杖，自己走路了。虽然还有些跛，但他说的话，已经很清晰了。

他康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和顾卫军陪着他，去了一趟民政局。

他要和马秀莲离婚。

这十年来，马秀莲音讯全无，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们都以为，这辈子可能都找不到她了。

没想到，顾卫国早就通过以前的朋友，打听到了她的下落。原来，她当年卷走钱后，就跟着一个南方的商人跑了，后来被人骗光了钱，日子过得并不好。

顾卫国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马秀莲听到他能说话走路了，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她立刻表示，要回来，要和他复婚，要“一家人团聚”。

我们都以为，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吵，甚至是一场闹剧。

可顾卫国却异常平静。

我们在民政局门口见到了马秀莲。十年不见，她苍老了许多，一身廉价的衣服，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她一见到顾卫国，就扑上来，想去抓他的手，被顾卫国不着痕迹地躲开了。

“卫国！你好了！你真的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她哭得声泪俱下，“这些年，我……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我是出去给你挣钱治病啊！我一个女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是为了你啊！”

我听得一阵反胃。这个女人的无耻，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丈夫顾卫军气得脸都青了，刚要开口骂人，却被顾卫国用眼神制止了。

顾卫国看着马秀莲，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彻骨的平静和疏离。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马秀莲的心上。

“马秀莲，你不用演了。你走后的第二年，就跟了福建一个姓林的茶商，对吗？”

马秀莲的哭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顾卫国继续说：“你以为我瘫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那些老伙计，眼睛都亮着呢。你过的什么日子，他们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了。”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马秀莲面前。

“这里面有五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念在我们十年夫妻一场的份上，这钱你拿着。以后，我们两清了。把字签了吧。”

马秀莲看着离婚协议书和那张银行卡，彻底傻了。她大概没想到，顾卫国会这么平静，这么决绝。

她开始撒泼，大骂顾卫国没有良心，骂我是狐 狸 精，勾引了他大哥。

顾卫国没有理她，只是冷冷地说：“你要是不签，也可以。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当年你卷走的那笔钱，咱们正好可以算一算。”

马秀莲一听这话，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乖乖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走出民政局，天很蓝，云很白。

顾卫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十年的晦气，都吐出来。

他对我和顾卫军说：“卫军，晓芹，走，哥带你们去个地方。”

我以为他是要去庆祝一下，没想到，他带着我们，来到了一家房产中介。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

他指着一套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四室两厅的大平层，对中介说：“这套房子，我们要了。全款。”

我和顾卫军都懵了。

“哥，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顾卫军结结巴巴地问。

顾卫国笑了。那是他瘫痪以来，我见过的最轻松、最灿烂的笑容。

他拉着我们坐下，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缓缓地揭开了一个埋藏了十年的秘密。

原来，当年他出事之前，刚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对方的预付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交给马秀莲，而是鬼使神差地，存进了一张以我丈夫顾卫军名字开的卡里。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顾卫国说，“总觉得马秀莲那个人，心不定，手里不能放太多钱。留条后路，总是好的。没想到……竟然救了我们一家。”

他瘫痪后，虽然不能动弹，但脑子是清醒的。他通过眼神和微弱的手势，指挥着顾卫军，用那笔钱，做了一些稳妥的投资。

十年过去，那笔钱，已经翻了好几番。

足以让我们，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

顾卫国拿出购房合同，把笔递给我，说：“晓芹，这房子的名字，写你的。”

我愣住了，连忙摆手：“不行不行！大哥，这怎么行！这钱是你的，房子当然要写你的名字！”

顾卫国却握住我的手，眼神无比认真。

他说：“晓芹，你听我说完。”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我后半生的尊严，也是你给的。这十年，你受的苦，遭的罪，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躺在床上，像个废人一样，每天都在想，如果我能好起来，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我给马秀莲五万块，是断了我们夫妻的情分。而这套房子，给你，不是报答，也不是感谢。”

他顿了顿，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了。

“这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欠你的。马秀莲是我的妻子，但她给了我十年抛弃。你是我弟媳，却给了我十年重生。”

“尚晓芹，从今往后，你不是我弟媳。你是我亲妹妹。这个家，有我一口饭吃，就永远有你一双碗筷。这房子，必须写你的名字。不然，我这辈子，都心不安。”

我丈夫顾卫军，早已在一旁哭成了泪人。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我叫了半辈子“大哥”的男人，再也忍不住，眼泪决堤而下。

那不是委屈的泪，不是心酸的泪，而是感动的泪，是欣慰的泪。

我十年的付出，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那一天，我们在购房合同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大哥顾卫国的身体越来越好，他又重新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儿子顾小盼也大学毕业，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还谈了一个很善良的女朋友。

我们一家人，真正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今，每当夜深人静，我回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十年，心里却充满了感恩。

我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丈夫和大哥，感谢那段艰难的岁月，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亲情，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人性中最宝贵的善良。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弟媳。这十年，我熬过来了，也看透了人心。有的人，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而有的人，却能在你最落魄的时候，为你撑起一片天。

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换作是你们，面对瘫痪的家人和不确定的未来，你们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吗？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守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