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节本味：吴地重阳的反差与欢娱

许多中国人与重阳节的邂逅，源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人登高远眺，遍插茱萸，暮然回首却发现故人难寻。萧瑟秋风挑拨着诗人的心潮，群山连绵，思念难寄。与热闹的上元、中秋相比，重阳在现代生活中仿佛成了被淡忘的角落。然而，历史上的重阳果真如此清冷吗？答案或许正相反。

一、古意重九

“重阳”之名，源于《易经》“以阳爻为九”之说。“九”为阳数之极，九月初九，两九相重，故曰“重阳”，亦称“重九”。重阳节俗萌芽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至唐代已发展出丰富的文化意涵与民俗体系。古人对于重阳这个特殊节日早已瞩目，并做出了阐述。古人赋予重阳双重意蕴：一为吉祥长久，据曹丕《与钟繇书》中记载：

岁月往来，忽逢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百草无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芳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曹丕认为重阳象征着长久之象，故而应当宴会宾客。而重阳在秋日，百花凋零唯菊花盛开，因此菊花“含乾坤之纯和，体芳芳之淑气”，赏菊或以秋菊为食，对延年益寿大有帮助。可以发现，此时人们已将重阳和高寿、菊花联系起来。

《菊花轴》恽寿平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重阳乃是驱邪避祸之日，九虽为阳之极，但“阳极必变”，“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因此古人又认为在重阳必须进行相关的仪式以驱邪。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志》记载：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妇人带茱萸囊是也。

这个故事颇为玄幻，费长房对恒景说其家在九月九日会有灾祸，必须登山、饮酒和插茱萸方能避祸，恒景照做后于次日回家发现家中禽兽皆死，以为应验，后人遂世代遵守其俗。登高、饮菊花酒和插茱萸为何能够驱邪避恶，通俗解释是登高后离天更近，便于吸收阳气，而在登山的过程中亦可强身健体。菊花和茱萸则有药用效果，又恰好在重阳前后出现，故而饮菊花酒和插茱萸亦对身体有利。登高、饮菊花酒和插茱萸等习俗在后来又引发了新的习俗，此待后文再论。总而言之，从文献记载来看，早期的重阳节及其习俗似乎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而是犹如百川归海，终汇成今日我们所见的重阳风貌。

《十二月月令图九月》局部 佚名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所绘众人登高，且席地而坐，似在饮酒吃东西

至唐代，重阳已发展出成熟的节庆形态。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于重阳设宴，并赋诗《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以记其盛：

前年九日馀杭郡，呼宾命宴虚白堂。
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
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
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觉惜重阳。
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
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
可怜假日好天色，公门吏静风景凉。
榜舟鞭马取宾客，扫楼拂席排壶觞。
胡琴铮鏦指拨剌，吴娃美丽眉眼长。
笙歌一曲思凝绝，金钿再拜光低昂。
日脚欲落备灯烛，风头渐高加酒浆。
觥醆艳翻菡萏叶，舞鬟摆落茱萸房。
半酣凭槛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
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
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
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
自问有何才与政，高厅大馆居中央。
铜鱼今乃泽国节，刺史是古吴都王。
郊无戎马郡无事，门有棨戟腰有章。
盛时傥来合惭愧，壮岁忽去还感伤。
从事醒归应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请君停杯听我语，此语真实非虚狂。
五旬已过不为夭，七十为期盖是常。
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

白居易虽非苏州人，但其对苏州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在晚年时频繁回忆苏州。这首诗词所反映出来的重阳习俗也颇为符合苏州人的特质，以下试析其内容。诗词的开头是白居易对三年以来重阳节的回忆，从杭州、洛阳到吴地，菊花与茱萸未变，但白居易日益衰老，因此这让白居易更加重视重阳节，基调似乎是悲伤的。但白居易不耽于此，他怎么能让自己被悲伤所充斥呢。因此，白居易让人召集宾客，设宴于高楼之上，壶觞交错，笙歌燕舞，即便是日头渐落亦要秉烛夜游，大有通宵达旦之势。酒酣耳热之时，他凭栏眺望，俯瞰宁静繁荣的苏州城，更有了醉倒的冲动。更何况，白居易自知此等菊酒登高会，最多不过再有二十余次，自己还有何顾虑呢。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顾闳中 (传) 五代十国 故宫博物院藏

很显然，与王维相比，白居易的吴地重阳节感受是复杂的，既有登高设宴的慷慨畅快，又有不似少年游的唏嘘哀叹，更带有几分对江南温柔乡的留恋赞叹。总而言之，白居易笔下的重阳节是复杂的，并且白居易的诗中流露出一种世俗娱人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明清时期愈发发展，让真实的重阳节与我们印象中的重阳节显得有些反差。

二、吴中宴饮

白居易笔下的重阳宴乐，恰与苏州人乐享生活的地域性情相契。尽管诗中偶露岁月之思，但通篇洋溢的仍是酒暖人欢的节庆氛围。重阳设宴之俗，古已有之，前引曹丕《与钟繇书》便载有重阳要举办宴会，但彼时似乎是为了祈求长寿之意，在《荆楚岁时记》中也有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可以发现，《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还是略显克制的，宴会饮酒的目的貌似也是为了令人长寿。但唐以后吴地的重阳宴饮逐渐褪去祈寿的仪式色彩，转向更加纯粹的娱情遣兴。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

近代皆设宴于台榭，载酒具、茶炉、食榼，或赁园亭，或闯坊曲以为娱乐。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亦曰女儿节。

在重阳节这天，设宴饮酒是苏人的常态。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日亦是“女儿节”，出嫁女子归宁省亲，娘家必备“重阳糕”，以寓“登高”之吉：“吴俗九日制米粉五色糕，名重阳糕，一名骆驼蹄，亦名菊花糕。以糖麦杂和为之，面种枣梨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旗糕……或用麦和酒曲，发成丰糕，参百果于上，或以麦裹肉炊之，或用麦和脂蒸之。”

《春夜宴桃李园图》局部 仇英(传)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回到重阳的宴会上，与白居易所举办的宴会相似，苏州人喜择亭台水榭设宴，酒馔纷陈，丝竹不绝。但无论是白居易还是袁景澜仿佛都不再提及宴会的原始内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娱乐形式。宴饮之乐，在晚清文人潘钟瑞的日记中尤为生动。光绪十年重阳，他记道：

天色晴朗，重九例应散塾。出邀铁翁、肤雨，至观东逍遥楼登高，茗谈良久，余先行。至郑庵弟处，多时不见，闲话久之，出。时晌午，赴淇泉之招，过心兰家，人见，方作画招以同行。至沈处，茶磨、茶村已到，与伊、淇泉晤谈，即设席留有馀斋，俯凭水槛。席未半，藻卿归，亦入座，为三主四宾，斗酒移时，席将阑，仓石偕子中来。沈氏昆季招仓石而不知其踪迹，今不速而来，亦随便促坐，知子中又自扬州来，将返安吉。少时，子中仍与仓石辞去，茶村醉而卧，馀人益复肆谈。候其醒，同辞出，各分路散。余返馆，适锡侯来谈，少时去，天瞑矣。《篠园饮酒图》局部 罗聘 清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不难知晓，在晚清时期重阳节还是比较重要的节日，以至于私塾都要给学生放假，当然也便于先生们去宴会饮酒。光绪十年的重阳节，刚过晌午，潘钟瑞欣然赴邀。据日记可知宴会地点是在留有馀斋，此斋俯凭水槛，环境颇为优美。宴会进行时，友人来去自如，来时随便就坐，去时大家亦不怪罪，即便匆忙亦要来讨一杯菊花酒。若有人不胜酒力，也可随时醉卧，大家并不取笑只顾谈天，只待醉酒之人缓缓醒来再各自离去。若以今日一句颇为时髦的话来形容他们的状态，可谓他们是极具松弛感的。潘钟瑞光绪十年重阳节的记载并非孤例，次年重阳节潘钟瑞同样耽于宴会之中：

不风不雨，重九良辰。韵樵赠余画石一幅，有苍莽之趣而极似寿星形状。已刻，茶磨偕胡三桥侄梅生来，邀余同出。余以节日，遂放塾，同同行至仓石寓，留言以约。三人先至支家巷口酒楼，以应登高之意。系新起，装折布置颇好，捡中间一座，额曰“群仙高会”，又曰“坐中佳士”。少时，心兰、仓石、淇泉具至，六人团坐，饮酒持，笑谈不已。

光绪十一年重阳节，潘钟瑞又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先给去年一同宴饮的老友们留言邀约，随后选定一家新开张、环境雅致的酒楼，在名为“群仙高会”的厅间虚席以待。不多时，友人陆续而至，众人把盏言欢，谈笑风生，场面自是热烈融洽。笔者曾述及潘钟瑞晚年时的中秋节，指出他彼时已不似早年那般热衷游乐，转而偏爱清静度日。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重阳这样一个素不似中秋喧闹的节日里，他那份好游乐生的性情，反而愈发按捺不住、流露无遗。或许，在当时的苏州人眼中，重阳节本就该是一个尽情欢愉的佳节？

三、登高游趣

若说宴饮是重阳之“内欢”，那么登高游赏，则是苏人赋予重阳的“外娱”。登高原为辟邪禳灾，却被苏州人演绎为一场以“登高”为名的游玩之乐。明代袁宏道曾经感慨：“苏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邱山，重阳有雨治平寺。”这三件奇事实际上都与苏州人好游相关，说的是苏州人分别喜欢在六月、中秋和重阳节外出游玩，并且点出即便是中秋无月，重阳有雨亦无法阻止苏州人的兴致，这其实也暗示了苏州人出游并非是因为中秋等节日，而仅是为自己寻个由头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重阳有雨是古人对重阳节的一般印象，《荆楚岁时记》记载：“重阳日常有疎风冷雨”，“是时亭皋木落，尺刀风催，人以为立秋后第一寒信，亟念授衣，谓之重阳信”。据说如果重阳当天是晴天，那么当年的冬至、元日、上元等日皆晴，反之则不然。潘钟瑞光绪十年九月初十日记：“夜阑大作，及旦尤猛，竟日不止，似特补重阳风景者。”与上述记载可相互印证。

《重阳风雨图》陈淳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话说正题，苏人在重阳节借登高之名外出游玩的现象，极为兴盛，否则袁宏道也不会认为这是苏人三大奇事之一，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

吴中登高旧俗，在吴山治平寺中，牵羊赌彩，为摊钱之戏。今吴山顶机王殿犹有鼓乐酬神，城中织机为业者，具舍业出游于此。喧阗日夕，或借登高之名，遨游虎埠，萧鼓画船，更深乃返。

旧时苏州重阳登高，首推吴山治平寺。治平寺始建于南梁天监年间，此后历代多次兴废，明清时期尤为鼎盛，明代寺后建有石湖草堂，著名文人蔡羽曾作《石湖草堂记》。乾隆六下江南游览石湖时，曾多次以治平寺作为驻跸行宫，可见治平寺在吴地名胜中的地位。在太平天国运动治平寺被毁之前，治平寺每逢重阳便人潮涌动，多做牵羊赌彩之戏。明人申时行有《吴山登高》一诗对治平寺重阳节的热闹景象描绘地绘声绘色：“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登高胜事誇。郡人齐出唱歌曲，满头都插茱萸花。兰桡桂楫千舫集，绮席瑶尊百味赊。横塘迤逦通茶磨，石湖荡漾遶楞伽。玉勒联翩游冶客，翠幰流苏美丽娃。不惜钩衣穿薜荔，招邀着屐寻烟霞。万钱决赌争肥羜，百步超骧逐书车。落帽遗簪拚酩酊，呼庐蹋踘恣喧哗。”不过治平寺在战火中毁坏之后，这种盛况很难再见。在袁景澜的时代，吴山顶机王殿在重阳仍有鼓乐酬神的活动。

治平寺 图源：《江南省行宫座落并各名胜图》

但治平寺的颓毁，怎能阻却苏人的游兴呢？于他们而言，“登高”不过是一个名目，恣意畅游才是真意。只要胸有丘壑，纵然身处平芜，亦可意会登临之趣。因此，袁景澜说彼时苏人多在重阳出游虎邱山所言非虚，并据笔者观察，无论是何种节日，苏人都好出游虎邱。据《潘钟瑞日记》记载，光绪十一年重阳节潘钟瑞在酒楼宴会结束后，便和同行人员赴怡园游览：“移时下楼，又至怡园一游，登小沧浪亭，即下。”此处的“登小沧浪亭”即是登高，貌似很随意，但却是常态。

《怡园图之小沧浪》 顾沄 清 南京博物院藏

再如光绪十二年：

归家省问筱兄，坐移时，赴君秀合东之约于阊门仓桥浜车姓船上。时已及午，候齐君秀所约唐茗甫及伊弟镜人、景甫，皆下船。开行至留园，木花事方浓，游船大集。方舟中吃午点时雪桴始到。吃罢，乃同入园，即上闻犀香之山亭，以应登高佳节，啜茗于还读书斋，憩片时，又登两处之楼，游历务遍。又复憩息，乃出园。返舟，开至三摆渡，是处有羊王庙，向时重九必有胜会，近年寥落久矣。兹因画船所集，又成热闹。各船皆向庙而泊，故于雁行之中，又分前后。移时上灯，庙中亦上灯。有神船一座，灯火环之，远望尤耀眼。舟中设席，六人围坐，拇战迭兴，良久渐阑，放舟进城。

潘钟瑞先是与友人相约共逛留园，其中登上犀香山亭，以应登高，随后又登两处之楼。可知对于苏人而言，出游与登高已结合在一起，以登高之名邀朋出游，而在出游时随意登高，登的不仅仅是山，是高楼，更可能是平芜处的稍高处，完全是视出游地而定的。稍晚，潘钟瑞与友人乘舟至羊王庙，羊王庙位于苏州城带城桥下，以前此处重阳皆会有类似治平寺一样的盛会（苏州重阳一般都是寺庙有这种聚会，因为寺庙本身就有庙会的传统，本质上亦是娱人），近年虽冷落了不少，但不少画船云集于此，鳞次栉比，灯火交辉。重阳节终究还是离不开宴会，当日潘钟瑞等人直接在舟上设席，饮酒拇战至深夜方罢。

《月令图》局部 吴彬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后面的两处高山上有很多人物，三五成群，正在行重阳登高之俗。画面下方别墅中众人正围坐谈天，外面还有人不断赶来。

结语

当今人们对重阳节的印象似乎停留在王维的诗中，总是将重阳节与萧瑟清冷、怀远思亲的愁绪紧密相连，然而历史长河里的真实重阳，却呈现出更为丰盈生动的面貌。尤其在苏州，这一节日早已超越了原始内涵，演变成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聚。人们以登高为名，行游赏之乐；借菊酒之雅，成宴饮之欢。画船灯火、酒暖菊香，处处流露着苏州人将寻常日子过出诗意的智慧。这种印象中萧瑟与现实中温热的反差，恰恰揭示了节日文化的深层真相——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符号，而是在地域文化的浸润中，始终与人的情感、需求相共鸣，在时序更迭间，成全着人们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眷恋。

参考文献：

1、陈艳：《重阳节的起源及风俗文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周俐君：《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腊八考》，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夏冰冰：《唐代重阳节俗的文化阐释》，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袁宙飞、李璐佳：《白居易的苏州吟咏与吴中地域文化风物考略》，《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2023年第1期。

5、（清）顾禄：《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6、（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蔡利民：《苏州民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8、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