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果老和阿凡提都喜欢”

驴，司马迁称其为“匈奴奇畜”，几千年来，驴在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戏路很宽。

驴很好骑，吃得少、走得远、能负重、好驾驭、能拉磨。张果老和阿凡提都喜欢倒骑驴；南宋诗人陆游骑驴游历，写出诗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而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都不骑”。

驴很倔，脾气犟的人常被形容为“犟驴”“倔驴”。它的防御机制很特别，擅长尥蹶子，如果你想不经意地从它身后走过，它就会以迅疾之势飞起它的后蹄，你问我怎么知道，疼过的人记得真切。

驴很好吃，“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要长寿，吃驴肉；要健康，喝驴汤”，龙没人吃过，那驴大概是畜中极品了。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时，曾因一碗驴肉汤恢复体力，后赐名“驴肉汤”为“御汤”。

驴乳也是好东西。罗马人认为，驴乳有极好的美容效果，据说罗马人对驴乳的钟爱，源自“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克利奥帕特拉坚信，驴乳是世间最好的护肤品，因此她每天坚持用驴乳沐浴，并为此在后宫庭院养满了母驴。

罗马暴君尼禄（Nero）的第二任皇后波佩亚·萨拜娜（Poppaea Sabina），深得克利奥帕特拉的真传——每天早晨坚持用驴乳洗脸7次。这一习惯源于她的生长环境——庞贝城的一个富豪家庭，据说家中饲养着500头母驴。据罗马史料记载，波佩亚·萨拜娜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一群母驴随行，以便随时能用驴乳洗浴。

那么，驴是什么时候走进人们的生活的呢？

公元前6000年前后，努比亚野驴、索马里野驴开始被当地人群圈养和驯化，逐渐成为现代家驴的祖先。从野驴到家驴的历史过程是缓慢的，经历了选择、捕获、隔离、驯服、行为控制、干预繁殖、分散和适应新环境共8个阶段，最终形成了最早的家驴。

早期家驴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早期国家起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畜力的推广预示着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新的农牧耕作方式和运输体系诞生，实现了人员和货物的陆路流通，促进了运输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增加了商品的流动性。至少在公元前4600年，家驴已出现于埃及的艾尔–奥马里（El-Omari）遗址，成为埃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畜力资源。

从历史经验来看，统治一个庞大国家的先决条件有两个：（1）建立快速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2）依靠家养役畜提供有效的交通运输方式。家驴完全满足上述条件，并成为古埃及“邦国发展的催化剂”。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家驴将尼罗河两岸的绿洲紧密连接起来，成为家马出现之前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它们驮送货物，补给军队，为法老提供乘骑，使古代埃及成为名副其实的“驴背文明”。

在中国，家马传入中原的时间要早于家驴，因此《史记》中将“驴”称为“匈奴奇畜”。通过敦煌马圈湾汉简记载的“驱驴士”可知，汉代内地曾从西域大量引入家驴，说明家驴大规模传入中原的年代较晚。

汉昭帝平陵随葬坑出土的家驴骨骸显示，驴曾作为珍奇动物饲养于皇家园林内。东汉以后，随着家驴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其地位也日渐卑微，最终成为贩夫走卒驮运货物的主力。

唐代，长安城东西二市均有大量赁驴人存在。由此可知：汉代以后，驴一直是中原地区最主要的畜力之一。

家驴在波斯人的扩张中立下汗马功劳。在大流士一世（Darius I）讨伐色雷斯人（Thracian）的战斗中，家驴组成的补给队浩浩荡荡，为波斯军队送去给养与武器。在征讨斯基泰人的战争中，大流士从帝国境内征调大量家驴，用以运输军队和后勤补给。

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斯基泰人的战马恐惧驴鸣，不敢轻易靠近波斯营地，而波斯人也利用驴鸣来警戒斯基泰骑兵的偷袭。大流士甚至借助驴鸣来迷惑斯基泰人，从而使波斯大军在弹尽粮绝后，全身而退。

西汉初期，家驴作为外来物种，因其数量稀少而价值连城。据西汉陆贾《新语》载：“夫驴、骡、骆駞、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表明家驴、骡是与犀角、象牙、珍珠、玉石并列的稀世之物。

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汉昭帝平陵的随葬坑中，发现10具完整的驴骨遗骸。值得注意的是，10头驴颈部均有锁链，而随葬的33匹骆驼、11头黄牛未见此现象。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提到：“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证明汉代皇家园林内饲养驴骡的事实。

中古时期，家驴一直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畜力之一。自东汉北方屯田开始，即以“驴车转运”物资和人员。

魏晋至隋唐时期，大军出征常用家驴负责后勤运输，如《北史·公孙表传》载：“初，太武将北征，发驴以运粮，使轨部调雍州。”《北史·司马楚之传》载：司马楚之率军伐柔然，“蠕蠕乃遣觇楚之军，截驴耳而去”。《北史·高祖神武帝纪》载：高欢破尔朱兆之战，“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隋书·天文志》载：高欢围攻玉璧城，“有星坠于营，众驴皆鸣”。上述史料均提及利用家驴进行后勤补给的情况。

唐军作战，亦以驴作后勤补给的驮畜。据《通典》载，唐代兵制每队配驴6头。在西域，唐军的实际驮畜数量可能会更多。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73TAM509出土《唐西州天山县申西州户曹状为张无瑒请往北庭请兄禄事》：“前安西流外张旡玚，奴胡子年廿五，马壹匹，驳草肆岁，驴贰头，并青黄父各陆岁。”张无瑒之兄张无价任北庭“乾坑戍”戍主，张无瑒带驴、马等“往北庭”投奔其兄，应为编制之外的家畜。

自家驴驯化伊始，它一直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彼此互动的见证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驴不仅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

家驴的传播研究呈现出全球史的特点，尤其与早期丝绸之路高度重合，拓展了传统史学的领域，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本文部分整理自

《单于“六骒”——驴的丝绸之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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