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顾一位老干部6年，每月8千工资，却建议他的儿女不要找保姆

我叫李娟，今年四十八，在陈家做了六年保姆。

更准确地说，是护工。

专门照顾陈老。

陈老以前是个干部，具体多大官我没打听过，也没兴趣。

反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家住的那个老干部院，门口有卫兵站岗，绿化搞得跟公园似的，清净，气派。

我每个月工资八千，包吃住，单休。

在保姆市场里，这绝对是高薪。

很多人挤破头想进来，觉得是伺候一个清闲的有钱老头，福气。

福气？

我每次听到这两个字，都想冷笑。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

我站在陈老空荡荡的卧室里，手里捏着一张银行卡。

卡里是陈家兄妹俩刚给我结的最后一个月工资，外加一个厚厚的红包，说是“辛苦费”。

“李姐，这六年，真是多亏了你。”

说话的是陈老的儿子，陈卫东，一个西装永远笔挺的生意人。

他眼圈有点红，但表情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

“我爸这后事，您也多帮忙上心。”

他妹妹陈卫红站在一边，拿着手绢，象征性地擦了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她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审视，还有一丝我说不出的……嫌弃。

好像我身上沾着什么他们避之不及的东西。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知道她嫌弃的是什么。

是死亡的气息，是衰败的气-息，是屎尿屁的-气息。

这些东西，在陈老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浸透了我每一个毛孔。

而他们，作为亲生儿女，巧妙地、体面地，全都避开了。

陈卫东看我没接话，又开口了，语气带着点商量。

“李姐，我们兄妹俩商量了一下，我妈走得早，我们总不能把这房子空着。”

“我爸生前那些东西，我们也不懂，您最清楚。”

“您能不能再多留几天，帮我们整理整理？”

他顿了顿，补充道：“工钱照付，按天算，一天五百。”

一天五百。

真是大方。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问：“整理什么？”

陈卫东愣了一下，“就……我爸那些书啊，衣服啊，还有他那些瓶瓶罐罐……”

“那些是药。”我平静地打断他，“高血压的，心脏病的，通血管的，还有止疼的。早上吃几颗，晚上吃几颗，什么时候吃，饭前还是饭后，你分得清吗？”

陈卫东的脸瞬间涨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那些书，你知道哪几本是他垫在枕头下面，夜里疼得睡不着时，拿出来摸了又摸的吗？”

“他那些衣服，你知道哪件是他最喜欢的，因为领口最高，能遮住他脖子上那块难看的老年斑吗？”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寂静的空气里。

陈卫红拉了拉她哥的袖子，对我挤出一个勉强的笑。

“李姐，你别误会，我们就是……太忙了，也不懂这些。我们知道您对我爸好，跟亲人一样。”

亲人？

我心里又是一阵冷笑。

六年来，你们叫我“李姐”“阿姨”，客气，疏离。

现在，老头儿没了，倒想起“亲人”这两个字了。

我把手里的银行卡塞回给陈卫东。

“工资和红包我收下了，这是我应得的。”

“整理遗物这活儿，我不干。”

“为什么？”陈卫红脱口而出，带着一丝被冒犯的恼怒，“钱给少了？”

我摇摇头，看着这对打扮体面的兄妹。

“这不是钱的事。”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这房子，你们自己回来住上一段时间。或者，哪怕每天过来坐一个小时。”

“把他用过的东西，一件一件，自己亲手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

“然后，再决定是扔掉，还是留下。”

“至于以后……”

我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们的母亲也需要人照顾了，我建议你们，不要再找保姆了。”

陈卫东和陈卫红脸上的表情，从惊愕，到不解，最后变成了愠怒。

“李姐，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卫东的声音冷了下来，“我们亏待你了？”

“没有。”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不找保姆，难道让我们辞职回来伺候？我们一家老小吃什么？公司怎么办？”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被指责的委屈和愤怒。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跟他们，是说不通的。

有些路，没亲身走过，你告诉他前面是悬崖，他只会觉得你挡了他的道。

我没再解释，转身走出了这间我待了六年的卧室。

身后，是陈卫红尖锐的抱怨。

“哥，你看她什么态度！拿着咱们的钱，还教训起咱们来了！真是不知好歹！”

我没回头。

走出这栋楼，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眼睛发酸。

我为什么要给他们那个建议？

因为，那不是一份工作。

那是一场酷刑。

是一场用爱和责任做燃料，把自己活活熬干的酷刑。

而这份酷刑的执行者，不应该是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我第一次见陈老，是六年前的春天。

那年我四十二岁，刚从上一家出来，原因是男主人总想对我动手动脚。

我揣着两个月的工资，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了这个老干部大院。

面试我的是陈卫ethong。

她穿着香奈儿的套装，妆容精致，坐在沙发上，像审犯人一样上下打量我。

“李姐，我们家的要求比较高。”

“我爸是离休干部，有文化，爱清静。”

“你手脚要麻利，人要干净，最重要的是，话少，本分。”

我点头，应承着。

“工资方面，试用期六千，转正八千。你做得好，年底有红包。”

她抛出的条件，让我无法拒绝。

我儿子那年刚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爸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太方便，有点高血压。平时就是陪他说说话，给他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

她轻描淡写地总结。

听起来，确实是一份“福气”活。

那天，陈老就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半天没翻一页。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

很清瘦，很沉默。

直到陈卫红问他：“爸，您觉得李姐怎么样？”

他才放下报纸，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淡，像是在看一件家具。

“你看好就行。”

他说完，又拿起了报纸。

就这样，我留下了。

起初的一年，日子确实像陈卫红说的那样“清闲”。

陈老是个极有规律的人。

早上六点起，听一个小时新闻广播。

七点吃早饭，一碗小米粥，一个花卷，一小碟咸菜。

上午看书，练字。

中午十二点吃饭，一荤一素一汤。

下午睡一觉，起来在院子里溜达一圈。

晚上看新闻联播，然后泡脚，九点准时睡觉。

我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给他准备好一日三餐，打扫卫生，在他散步的时候扶着他。

他话很少。

我们之间，一天说不上十句话。

大多是：“开饭了。”“该吃药了。”“水温可以吗？”

他则用“嗯”“好”“行”来回答。

我乐得清静。

话少，意味着麻烦少。

我只需要像一个精准的机器人，把程序设定好的任务完成。

陈卫东和陈卫红大概一两个星期来一次。

每次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和水果。

“李姐，最近我爸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吃饭胃口好吗？”

“挺好的。”

“辛苦你了啊。”

然后他们会走进陈老的书房，待上不到半小时。

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公式化的笑容。

“爸，那我们先走了，公司还有事。”

“下周再来看您。”

陈老每次都只是点点头，说一个“嗯”字。

他们走后，那些昂贵的营养品，大多被陈老塞进储藏室，直到过期，再由我扔掉。

他总说：“华而不实。”

那时的我，觉得这一家人，挺有意思。

儿子女儿孝顺，但不亲近。

老父亲威严，但孤独。

我们三方，像三个互不相交的圆，被“八千块工资”这条线，勉强串在一起。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

直到第二年冬天。

那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雪。

陈老下午非要出去散步，说想看看雪景。

我劝不住，只好给他穿得厚厚的，扶着他出门。

院子里的雪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陈老很高兴，像个孩子。

他说：“瑞雪兆丰年啊。”

就在一棵挂满白雪的松树下，他脚下一滑，直挺挺地摔了下去。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那一声闷响，让我心脏都停跳了半拍。

我把他扶起来，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嘴里却还说着“没事，没事”。

结果，股骨颈骨折。

那是陈老第一次住院。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沉默的老人，露出脆弱和恐惧的表情。

手术前夜，他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说：“小李，千万别告诉卫东他们，他们忙。”

我鼻子一酸，没说话，只是给他掖了掖被子。

但我还是通知了陈卫东。

他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医院，脸色铁青。

他没有先去看他爸，而是把我拉到走廊尽头。

“李姐，你怎么搞的？我一个月给你八千块钱，你就是这么照顾我爸的？”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责备。

“下这么大雪，你让他出去干什么？”

我看着他，心里一股火噌地就上来了。

“陈先生，是陈老自己要出去的，我拦不住。”

“拦不住？你不会想点办法吗？你是干什么吃的？”

那一刻，我真想把手里的暖水瓶直接砸他脸上。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冷静，这是你的雇主。

“对不起，是我的失职。”

我低下了头。

他看我服软了，语气缓和了一些。

“算了，这次就算了。医药费我们来出，你住院这段时间的工钱，我给你加一千。”

“你给我把人盯紧了，再出一点差错，你立马给我走人。”

他说完，转身进了病房。

我站在原地，走廊的风吹得我脸生疼。

心里，比这天气还冷。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可以用钱来衡量对错的工具。

他父亲的健康，是他支付的薪水所必须保障的“产品质量”。

出了问题，就是我这个“工具”的责任。

那次手术后，陈老的身体大不如前。

他不能再自己走路了，需要坐轮椅。

我的工作，一下子繁重了许多。

每天要抱他上下床，上厕所，给他擦身。

一个一米七几的男人，虽然清瘦，但全身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每次都让我累得直不起腰。

陈老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

他会因为饭菜咸了淡了，而一整天不理我。

会因为我给他翻书页的声音大了，而把书扔在地上。

有时候，他会半夜突然惊醒，大喊大叫。

我冲进他房间，他却又一脸茫然，问我怎么了。

我知道，他是疼的。

也是怕的。

怕自己就这么彻底垮了，成了一个废人。

陈卫东和陈卫红来得更勤了。

但他们待的时间更短了。

每次来，都是站在门口，问几句“情况怎么样”。

病房里那股消毒水和老人身上特有的气味，让他们下意识地皱起眉头。

有一次，我正在给陈老换尿袋。

那东西，气味很冲。

陈卫红刚走到门口，立马捂住了鼻子，转身就出去了。

我听见她在外面给她哥打电话。

“哥，爸这儿味儿太大了，我实在待不下去。李姐在呢，应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我手上动作没停，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他们不是不孝。

他们只是……懦弱。

他们害怕面对衰老，害怕面对病痛，害怕面对这种一点点走向死亡的无力感。

所以他们花钱，雇我来当这个“防火墙”。

把我顶在前面，去承受那些他们不愿也承受不起的琐碎、肮脏和绝望。

而我，为了那八千块钱，心甘情愿地，当了这堵墙。

陈老有时候清醒了，会觉得过意不去。

他会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小李，对不住，又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儿，陈老，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

抛开雇佣关系不谈，看着一个曾经那么体面、威严的人，被病痛折磨成这样，我心里不好受。

我开始试着跟他聊天。

聊我乡下的儿子，聊地里的庄稼，聊城市里那些新鲜事。

他听得很认真。

有时候，他也会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

讲他怎么参军，怎么打仗，怎么在枪林弹雨里活下来。

讲他和他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他的爱人，就是陈家兄妹的母亲，十几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他说，她是个很温柔的江南女子，喜欢唱评弹。

“她要是还在，肯定不舍得我受这个罪。”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递给他一张纸巾。

那段时间，我们俩，反而比他身体好的时候，更像“亲人”。

我们是两个被世界遗忘在角落里的人，相互取暖。

出院后，陈老彻底离不开轮椅了。

陈卫东给我涨了工资，到了一万。

他说：“李姐，辛苦你了。只要你把我爸照顾好，钱不是问题。”

我看着那一万块钱，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这钱里，包含了多少他们想推卸的责任。

日子一天天过去。

陈老的身体，像一个被慢慢抽干水的池塘。

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

有时候，他会指着电视里的新闻主持人，问我：“卫东怎么上电视了？”

有时候，他会对着窗外，喊他爱人的名字。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着，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开始给他读报纸，读他以前喜欢的那些历史书。

他听着听着，就会睡着。

睡着的时候，眉头也是紧锁的。

大概是第四年的时候，陈老开始大小便失禁。

这是所有护工最怕的一关。

也是所有久病老人的家庭，最难的一关。

那天晚上，我闻到房间里有异味。

我推开门，看到陈老坐在轮椅上，裤子湿了一大片。

他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看我。

“小李……”他声音都在发抖，“我……我没憋住。”

我走过去，没有说话，只是拿来干净的毛巾和衣物。

我把他抱到卫生间，给他清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

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

我知道，这比打他一顿还难受。

一个曾经那么骄傲、体面的人，现在连最基本的生理功能都无法控制。

那种羞耻和绝望，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所有尊严。

从那天起，我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带他去一次厕所。

晚上也不例外。

我把我的床，搬到了他卧室的外间，方便随时照应。

我开始严重睡眠不足，黑眼圈掉到了下巴。

有一次，陈卫红来看他。

一进门，就闻到了那股若有若无的骚臭味。

那是无论我怎么清洗、通风，都无法彻底根除的气味。

它像是衰败的标志，顽固地附着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李姐，这屋里怎么这么大味儿啊？得经常开窗通风啊。”她捏着鼻子说。

我正在给陈老喂饭，没理她。

陈老突然把碗推开，冲她吼道：“你闻着味儿大，就滚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对子女发这么大火。

陈卫红愣住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关心你……”

“关心我？你除了会说这两句，你还会干什么？我拉了尿了，你知道吗？我身上哪儿疼哪儿痒，你知道吗？你嫌味儿大，你来给我擦啊！”

陈老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的手，都在哆嗦。

陈卫红被他吼得面红耳赤，站在那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最后，还是陈卫东闻讯赶来，把她拉走了。

临走前，陈卫东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一个信封。

“李姐，这是五千块钱，你拿着。我爸这脾气……你也多担待。屋里的味儿，你多用点空气清新剂。”

我捏着那个信封，感觉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

他们永远学不会去解决问题。

他们只会用钱，来掩盖问题。

用钱，来买自己的心安理得。

从那以后，陈老的情况，急转直下。

他开始拒绝进食。

我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他看都不看一眼。

我只能变着花样，把他爱吃的菜，打成糊状，像喂婴儿一样，一勺一勺地哄着他吃。

常常是一碗饭，要喂一个多小时。

他瘦得很快，脸颊凹陷下去，只剩下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

有时候，他会突然抓住我的手，问我：“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能说：“陈老，别瞎想，您身体好着呢。”

这种谎言，连我自己都不信。

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昏睡。

偶尔醒过来，会把我错认成他的爱人，或者他的母亲。

他会拉着我的手，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胡话。

“阿秀，我想吃你做的酒酿圆子了。”

“妈，我不想去参军，我怕死。”

每当这时，我都会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好，明天就给你做。”

“不怕，妈在呢。”

我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也快被掏空了。

身体上的累，还能靠意志撑着。

精神上的折磨，却像无底的黑洞，要把我整个人都吸进去。

我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迅速枯萎的生命。

我看着他一点点失去尊严，失去神智，失去作为“人”的一切特征。

我像一个旁观者，看着一场缓慢而残忍的凌迟。

而我，还是这场凌迟的参与者。

我给他喂饭，给他擦身，给他换尿布，维持着他最低限度的生命体征。

这到底是爱，还是残忍？

我常常在深夜里问自己。

我图什么呢？

为了那一万块钱的工资？

好像是，又好像不全是。

或许，是我在陈老身上，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

我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在病床上躺了三年，最后油尽灯枯。

那三年，是我妈一个人扛过来的。

我那时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去一次。

每次打电话，我妈都说：“家里都好，你爸也好，你安心工作。”

直到我爸走了，我赶回家。

看到我妈那双布满老茧、关节变形的手，我才知道，那句“都好”的背后，藏了多少辛酸和血泪。

我爸临走前，已经不认人了。

但他还认得我妈。

他会像孩子一样，拽着我妈的衣角，一步都不让她离开。

我妈就守着他，给他唱他年轻时爱听的歌。

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爸下葬那天，我妈对我说：“娟儿，以后你有了家，要是你男人病了，你得守着他。人啊，活一辈子，图的就是个走得安心。”

那时候，我不懂。

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

陈老生命的最后半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他成了一个植物人。

每天靠鼻饲管输送营养液维持生命。

医生说，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可以接回家，能维持多久，就看天意了。

陈卫东和陈卫红，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我也被叫去参加了。

“李姐，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陈卫东的表情很沉重。

“我们商量了一下，有两个方案。”

“一是送去专门的临终关怀医院。那里有专业的医生护士，二十四小时看护。”

“二是……接回家。”

陈卫红补充道：“送去医院，一个月费用大概要三万多。而且……说实话，那地方，就是等死。”

“接回家，主要是护理太麻烦了。我们俩都要上班，实在没精力。”

陈卫东看着我，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

“李姐，如果你愿意继续照顾我爸，我们愿意把你的工资，加到一万五。”

一万五。

这已经不是保姆的价钱了。

这是在买命。

买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情绪。

买我替他们去尽这最后的“孝道”。

我看着他们俩。

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体面的教师。

在面对亲生父亲的生死问题时，他们首先算计的，是金钱和精力。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问：“如果接回家，我需要做什么？”

“还是跟以前一样。”陈卫ethong抢着说，“喂食，擦身，翻身，处理大小便……”

她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不忍。

“可能……会更麻烦一点。他现在完全不能动了，身上可能会生褥疮。”

“需要每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白天晚上都一样。”

“还有，他可能会经常抽搐，发烧，需要随时观察。”

她说的这些，我都懂。

我护理过我父亲。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我将没有一个完整的睡眠。

意味着，我的生活里，将只有屎尿屁，只有消毒水的味道，只有生命倒计时的滴答声。

我沉默了很久。

久到陈卫东有些不耐烦了。

“李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价钱方面，还可以再商量。”

我抬起头，看着他。

“钱，就按一万五算。”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要你们俩，每周，必须有一个人，回来住一个晚上。”

“什么？”陈卫红尖叫起来。

“这怎么行？我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

陈卫东也皱起了眉头：“李姐，我们请你，就是因为我们没时间。你这个要求，不合理。”

“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掂量。”

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决。

“他现在，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护工。他需要的是亲人。”

“他虽然昏迷了，但说不定，他能感觉得到。”

“你们的母亲走了，现在轮到你们，守着他走完最后一程了。”

“你们一个星期，只用守一个晚上。剩下的六个晚上，十三个白天，都由我来。”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这活儿，我干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我说完，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如此强硬。

出乎我意料的是，陈卫东沉默了半晌，竟然答应了。

“好。我答应你。”

“哥！”陈卫红一脸的不敢置信。

“就这么定了。”陈卫东打断她，“我和卫红轮流，每周五晚上回来。”

就这样，陈老被接回了家。

他躺在他自己的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像一个被遗弃的木偶。

我成了这个木偶的守护者。

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熬。

每两个小时一次的翻身，让我的腰像要断掉一样。

因为长期卧床，他的肺部容易感染，需要不停地给他拍背，吸痰。

吸痰的管子从鼻腔插进去，每一次，他都会本能地抽搐，眼角流下浑浊的泪水。

我看着，心也跟着揪成一团。

而最折磨人的，还是处理排泄物。

他无法自主排便，需要用“开塞露”，甚至需要我用手，一点点把干结的粪便抠出来。

那股恶臭，能熏得人三天吃不下饭。

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跑到卫生间，吐得昏天暗地。

我问自己，李娟啊李娟，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又不是他女儿，你凭什么要受这份罪？

可是，当我看到他因为身体通畅后，舒展开的眉头。

当我给他擦干净身体，换上干净床单后，那份小小的成就感。

我又觉得，这一切，好像也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陈卫ethong和陈卫东，履行了他们的承诺。

每周五，会轮流回来住一晚。

第一个来的是陈卫东。

他提着一个笔记本电脑，似乎准备在这里加班。

晚上九点，我把陈老安顿好，对他说：“陈先生，该你守着了。两个小时后，记得给他翻身。”

他愣了一下，“怎么翻？”

我耐心地教他，怎么把人侧过来，怎么在背部垫上枕头，防止压迫。

他学得很笨拙。

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在面对自己衰弱的父亲时，显得手足无措。

半夜十二点，我被一阵响动惊醒。

我走出去，看到陈卫东正手忙脚乱地换床单。

陈老的肠道不受控制，把床单弄脏了。

那股熟悉的恶臭，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陈卫东的脸，在灯光下，一阵白一阵青。

他想吐，又强忍着。

我走过去，默默地接过他手里的脏床单，帮他一起给陈老擦洗身体。

他没有看我，只是低声说了一句：“谢谢。”

凌晨两点，轮到拍背吸痰。

我把吸痰器递给他：“你来吧。”

他看着那根长长的管子，犹豫了很久，不敢下手。

“我……我怕弄疼他。”

“他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但是如果不吸痰，他会窒息。”

我把他的手，放在了陈老的背上。

“你摸摸，他浑身滚烫。他在发烧。”

陈卫东的手，颤抖了一下。

那晚，他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眼圈是黑的。

他对我说：“李姐，辛苦你了。”

这次，他的语气里，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敬畏。

第二个星期，轮到陈卫红。

她来的时候，带了一大瓶香薰，把屋子每个角落都喷了一遍。

她显然比她哥，更无法忍受这一切。

晚上，轮到她给陈老翻身。

她戴着两层塑胶手套，一脸嫌恶地，捏着陈老身体的一角，仿佛在碰什么脏东西。

结果，力气太小，根本翻不动。

最后还是我帮的忙。

半夜，陈老又拉了。

陈卫红冲进卫生间，吐得撕心裂肺。

出来的时候，她眼睛红红地对我说：“李姐，我给你加钱，加到两万。以后这晚上的事，还是你来吧。我……我真的不行。”

我看着她，摇了摇头。

“陈小姐，这不是钱的事。”

“当初说好的，一人一夜，谁都不能少。”

“他把你养这么大，给你洗过多少次屎尿布，你算过吗？”

“现在，轮到你了。”

我的话， शायद戳中了她的痛处。

她愣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那晚，她坐在床边，守了一夜。

虽然大部分活儿还是我干的，但她至少，没有逃跑。

就这样，日复一日。

陈老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但他没有生褥疮。

他的身体，永远是干净的。

他的房间，虽然有那股无法根除的气味，但至少是整洁的。

我用我的方式，在维护着他最后的体面。

而陈家兄妹，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他们不再把这里当成一个需要“视察”的工作场所。

他们开始记得，陈老喜欢听什么戏，喜欢用哪个牌子的毛巾。

陈卫东会在周末，买来新鲜的鱼，笨拙地学着熬鱼汤，再打成糊，喂给他父亲。

虽然陈老根本咽不下去，但他还是一勺一勺地喂着。

陈卫红会带来她女儿的画，贴在陈老的床头。

她会拉着陈老枯瘦的手，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讲她的学生。

虽然，回答她的，只有监护仪的滴滴声。

有一次，陈卫ethong问我：“李姐，你说，我爸他……还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我说：“能。你说的每一句，他都听得见。”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但我希望是真的。

我希望他能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儿女，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

不是用钱，而是用时间，用笨拙而真诚的陪伴。

陈老是在一个清晨走的。

很安详。

监护仪上的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那晚，轮到陈卫东守夜。

他发现的时候，陈老的身体，还是温的。

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哽咽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赶到的时候，他正抱着他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陈卫红也来了。

兄妹俩，跪在床前，哭得肝肠寸断。

我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很平静。

我觉得，我这六年的工作，值了。

我不仅赚到了钱，养大了儿子。

我还做了一件，或许比赚钱更有意义的事。

我把一双差点走失的儿女，重新带回了他们父亲的身边。

我让他们明白了，什么叫“孝道”。

孝道，不是用钱买来的心安理得。

不是节日里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

不是那几句客套的问候。

孝道，是亲手触碰衰老和病痛的粗糙。

是亲耳聆听生命流逝的寂静。

是亲身感受那份无法替代的血脉相连。

是哪怕他已经面目全非，你依然愿意，守在他身边，陪他走完这最后一程。

这其中的肮脏、琐碎、疲惫和绝望，是任何一个外人，都无法也无权替代的。

因为，在这份煎熬的背后，藏着的是为人子女，最深沉的爱和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他们，不要再找保姆了。

如果有一天，他们的母亲也需要人照顾。

我希望他们能自己来。

因为，这是一份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工作”。

这是一堂关于爱、关于责任、关于生命尊严的，最后一课。

这堂课，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毕业。

我走出那个大院，回头望了一眼。

阳光下，那栋灰色的小楼，显得格外安静。

我知道，属于我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而属于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这个月就回家。”

“把家里的地收拾收拾，咱们种点菜。”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带着惊喜。

“好啊，好啊！你爸以前最爱吃咱们自己种的西红柿了。”

我笑了。

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爸，我好像，终于读懂了你和妈教给我的，那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