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兵败东北，高级将捞到的成百上千两黄金，是怎么带出去的？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用在辽沈、淮海战役中的蒋系高级将领身上，居然也很合适——虽然将军一败再败，但仍有一批军官发了大财。

全国政协文化和文史学习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收录了蒋系长春市师长尚传道（1975年特赦）写的《长春困守纪事》，据这位“尚市长”回忆，当年困守长春的下级军官食不果腹，普通士兵啼饥号寒，但他们的长官却发了大财。

尚传道回忆：“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国民党统治区更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灯红酒绿、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本文黑体字均出自《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

蒋系文管系统就像武官军衔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笔者只知道“简任官位列特任官之后、荐任官之前，属于高等文官序列”，查阅资料才知道“委任官”还在荐任官之后，看起来老蒋的“委任状”还真不怎么值钱，而且“委任状”似乎也用不着老蒋亲自签发——各地科长科员的任命书都由他来颁发的话，他就是千足蜈蚣也忙不过来。

尚传道作为“一市之长”，而且是“大城市”的市长，起码也是个简任官（还有史料说他是考取的高等文官，那级别可能就更高了），所以他自然也是灯红酒绿，至于他往外汇出了多少大额本票、换了多少黄金，他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了二十六年，那些钱也不知道便宜了副官还是姨太太。

尚传道没写自己赚了多少黄金，却写了蒋军在包围圈里的疯狂杀戮：“从四月到十月半年间，长春的特务就通过‘特秘处（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这个机构，逮捕屠杀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无辜人民共约二百余人。处死的手段，有一小部分是用日本战刀砍死或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1948年10月18日清晨，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张国卿的命令下，特务们把督察处看守所残留的‘犯人’四十八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活埋了。”

一面疯狂敛财，一面疯狂杀戮，疯狂杀戮的事情本文就不多聊了，以免有读者会认为一些蒋系将领不应该享受“投诚”待遇，也没有必要送进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抛开蒋军的杀戮罪行不谈，咱们还是来看看蒋系将领在被围乃至被歼的过程中，是如何大发横财、大捞黄金的，笔者把书都翻遍了，也没统计出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

曾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是坐飞机逃离葫芦岛的来到北平的，然后再从北平转机往南京跑，因为要逃命的人太多，他就命令手下“轻装”，但他的“北平办事处”处长李诚毅却死抱着两件行李不放：“李吩咐大家清理行李后对我说，每人各带一件行李，另外他有两件行李非带不可，内有黄金是他的命根子，要我照顾。到南京后我还特派了军车把他们送到一个江西‘老表’家中。”

部下既不舍命也不舍财，杜聿明不但不加怪罪，反而提供了“帮助”，可见当时蒋军已经是烂透了，就连一向比较清廉的杜聿明也不能免俗，这倒应了渔夫对屈原那句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办事处处长”当人是个肥缺，当军长师长也不会少捞，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胡锻夫在文章中揭露：“第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于10月27日上午偷偷离开残部，换上便衣，从小道逃回沈阳。用重金买了几张飞机票，偕同他小老婆和几个亲信，携带大量黄金（据说有一千多两）飞往北平。”

戴海容因为是临阵脱逃，不敢跟杜聿明一起坐军用飞机而只能买机票，他那一千两黄金，也被北平机场执勤的宪兵敲竹杠“分”走了不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戴海容手里有黄金，根本不愁没官做，不久之后在武汉重建第七十一军，戴海容居然弄了个副军长的职位。

“不幸”的是负责重建七十一军的，是已经改任武汉警备司令的陈明仁，陈明仁一看戴海容这个“副军长”的名字，马上下令将其逮捕，结果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又出面说情，陈明仁也不得不放人，于是戴海荣“带着小老婆和大量财物到香港作寓公去了”。

第七十一军老蒋的警卫部队改编的，可以说是嫡系中的嫡系，该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十一师全部美式装备，中将军长向凤武和少将副军长熊新民都是黄埔毕业，他们在关键时刻争先恐后逃跑，对其他逃将自然不会深究，所以熊新民当了军长后，又将戴海容起复委用，幸好陈明仁在东北跌倒又在武汉爬起，这才断了戴海容的“财路”，但戴海容一条路走不通，就另辟蹊径，最后居然避免了被俘，您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

嫡系部队是这样，王牌中的王牌也好不到哪去，那个新一军大家肯定都很熟悉，那可是与新六军、第五军、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八军齐名的“五大主力”之一，但这个军后来也“被黄金压垮”了——将领们一心忙着发战争财，而且也真发了财，打仗自然不肯拼命。

时任新一军第五十师少将副师长、代理军参谋长的陈时杰回忆：“位于辽中地区的新编第一军，按照东北‘剿总’抢粮备战的指示，派武装部队驰赴各地挨村挨户进行搜查和抢购。当时抢购的小麦和高粱总数，估计有一百七十余万斤。军部、师部、团部有关负责人员都从中捞得一大笔油水。如第五十师副师长罗锡畴在抢粮工作中，捞得的油水价值一百多两黄金。”

陈时杰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副师长能捞一百两黄金，那么军长捞多少，李涯不用把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也能算得清，老蒋对此当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辽沈激战正酣，第四兵团司令官兼华北“剿匪”副总司令官李文在北平恣意享乐，老蒋听说后也不以为意：只要他们不背叛，享受一点就随他们去吧。

当时的秦（皇岛）葫（芦岛）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还记得当时在葫芦岛蒋军内部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一夕炮声惊好梦，黄金斗印化尘埃，抢登飞机逃命去，衮衮诸公沈阳来。”

在很多蒋系高级将领眼里，江山是蒋家父子的，黄金没抄才是自己的，那些手握重金的高级将领，在战场上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赚”到的黄金带着逃出去，于是戴海容逃掉了，罗锡畴也逃出去了，戴海容被剥去军装，罗锡畴不但逃掉，而且还一路高升，不久就调任五十四军副军长，1953年又调任“陆军总部”高参，不但有钱，而且“安全”。

杜聿明因为郭汝瑰租房子、坐破沙发而怀疑他是地下党，这说明当时在蒋军高层，不贪不占就是“另类”，而大发不义之财才是“蒋军本色”，您说老蒋在辽沈、淮海、平津之败，岂不是早成定局？这就像在足球场上，二十二个千万富翁，会为没有出场费的球赛冒受伤的风险而拼力踢球吗？

蒋军将领把黄金当成第二生命，甚至有时候干脆舍命不舍财，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讲述他那些“同学”曾经多“富有”：“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

王陵基在《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中承认，老蒋给他的八万两黄金，他藏起了大半：“我离开成都时，叫人送了两箱存在我的亲戚萧公远家中，又叫田粮处长王崇德拿出几箱去托人藏匿，其余的就带在身边。”

王陵基装黄金用的是弹药箱，一箱黄金有多重，读者诸君也能算出个大概，但是我们查阅史料，只知道戴海容和罗锡畴是带着黄金逃掉了，其他高级将领手里更多的黄金哪里去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恐怕也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