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的最后一年，圆明园里闯进了一群外国人……

在中西交流史中，我们总记得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那位在乾隆面前拒绝叩头的英国使节，仿佛他代表了“现代化”与“封闭”的碰撞。

然而，两年后，同样是在北京，冬雪之中，另一场历史性的相遇悄然发生。

1795年，由德胜（Titsingh）、范罢览（van Braam）率领的荷兰使团，从广州出发，穿长江、越淮水、过黄河、入京城，历经2000多公里的行程，抵达了紫禁城。

不同于马戛尔尼的失败，荷兰使团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厚待。他们被乾隆皇帝亲自接见，获赐宴、受赏银、观冰嬉、入圆明园，甚至成为史上唯一踏入皇帝寝居区的西方人。“这次使命‘以最值得称道的方式完成，为荷兰带来了巨大荣誉’。”

然而，这段外交故事几乎销声匿迹。

这支被历史遗忘的使团，是鸦片战争前最后一个按照传统中国朝廷觐见礼仪被中国皇帝正式接见的欧洲外交使团。

直到汉学巨擘史景迁的学生、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展开尘封两个多世纪的档案，以小说般的笔触重现这场被遗忘的访问，我们才得以一睹这场相遇中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奇闻异事。

在他笔下，1795年的中国，不是固步自封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尝试与世界对话的国度。

很多人读历史书读不下去，因为它太“干”。但《最后的使团》完全相反——它读起来像一部历史冒险小说，像一场缓缓展开的18世纪奇遇记。

欧阳泰并没有把这场1795年的外交访问写成一串冷冰冰的史实，而是让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都带着情绪与节奏，用几乎电影化的笔法，把档案转化为文学，让18世纪的人们重新发声。

他像导演一样调度场景，也像小说家一样塑造人物。一开篇，他就用一种几乎带着戏谑的方式“报幕”：

传教士之外，西洋人在中国旅行只有一个合法途径：陪同外交使团去京城。可是，自荷兰舰船首次驶入远东以来，两个多世纪里，只有三个荷兰使团在京城受过接见，最近的一次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葡萄牙人派过四个“使团”，俄罗斯人也曾遣来六个“使团”——不过它们是否称得上“使团”，取决于你对这个词的理解。英国人最近派来的那个惨不忍睹。

几句轻描淡写，就让整件事充满戏剧性。

粤海关监督的船经过黄埔岛。原图底部文字为“船过广州黄埔”（Bateau du Hopou à Quanton）。图中为粤海关监督的船，粤海关监督负责向洋船收取通关费。

读者立刻知道：这不是一段干巴巴的外交史，而是一场“前有失败者，后有冒险者”的历史舞台剧。

阅读这本书，就像与荷兰使团共同经历了一场18世纪的壮游。一群异乡人从南洋驶入中华大地，从惊讶到理解，从不认同到欣赏。欧阳泰将德胜严谨的报告、小德经幽默的笔记、范罢览浪漫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叙、互相反驳。

他写下小德经和马较劲的事、范罢览创造“京城流行语”的得意、老太监喝白兰地、皇帝大笑“扑懂”……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让历史“有了体温”。

“史学家的任务，不只是解释过去，更是让读者能看见过去。”这正是欧阳泰写作的魅力：

他没有让历史成为“结论”，而是让它重新成为一种体验，一种感受过去的方式。

这趟旅程不只是政治使命，更像是一场文化探险。使团是对异域的一切都感到新奇的客人。从珠江的暖风，到长江的波涛，再到淮水的雾气与华北的霜雪，荷兰人穿越了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这是一场辽阔又细腻、充满对比的“风物之旅”。

从南方水路到山河关隘

使团走的第一段路，与1655年到访中国的荷兰前辈尼霍夫使团的路几乎相同——沿珠江北上，经南雄、南安，再转向南昌。

不同的是，过了南昌之后，正使德胜和他的使团成员们必须下船走陆路，在冰天雪地中穿越中国北方，一路跋涉到北京。

这是德胜最想避开的“茫茫前路”，但他别无选择。幸运的是，旅程初段的江南，天还不算太冷，他独享一艘挂了龙旗的官船。每过岗哨，士兵必下跪鸣钹。“起初很威风”，但“夜里也不绝于耳”。

更让人难眠的是船夫整夜的号子。“他们必须逆流而上，昼夜不停，配合着不停歇的叫喊，我们很长时间都无法入睡。”这让使团翻译小德经无法忍受。

德胜看着这些夜以继日的劳工，为他们感到难过，同时又不得不佩服这些劳动者。而副使范罢览则认为，中国人拥有独一无二的职业道德：“看着我们的水手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热情工作，不由惊叹……他们工作时充满活力和欢乐，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只有快活的聚会才能带来同样的欢乐。”

江水千回百转，流经竹林掩映的砖窑与村庄。坐上新船的第三天，他们终于抵达赣州，一个水光潋滟的山城。码头鼓声震天，百姓蜂拥而至，范罢览一度以为“他们是要来袭击我们的船”。

十八滩。横延滩是赣州附近惊险的十八滩之一。

要到达下一个大城镇万安，他们必须先闯过十八滩。“怪石如精铁，突兀廉隅，错峙波面。”这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方舆汇编》对极度凶险的十八滩的描写。船行如履薄冰。祭龙王、焚纸钱、敲锣鸣鼓，祈祷平安成为每日的仪式。

沿途风景“壮丽而怪异”，从水中陡然而起的群山渐渐没入绿色的田野，山丘之下透过树木间的缝隙，可以瞥见村庄、宝塔和营汛；江水清冽，可以直接饮用；山上偶有老虎出没。船夫划桨唱号，竹筏上鱼鹰振翅。

他们在江上漂流、饮酒、闲谈。范罢览写道：“目光所及，四面八方，没有一处景致不令人愉悦。”德胜从没见过这样的风景，甚至连暴躁的小德经也喜欢上这片山脉，被山川气象折服。

冬日行旅，穿越内陆

南昌以瓷器、古塔和镇蛟井闻名。若非一定要赶在春节前到达京城，他们原可停留一段时间，坐船去看看清朝最富庶美丽的江南——杭州的湖山、扬州的码头、苏州的园林。但此刻，他们必须向北，踏上“折磨人的路线”：穿越长江、淮河、黄河三条大川，行过五省的乡村——那是一条为驿传而非旅人准备的路。

冷冽的深冬，他们在破败的亭屋中避风，车轮深陷于泥泞的土中。“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见过如此荒凉的不毛之地。”

但午后，阳光穿透云层，他们又看见一片金光闪闪的平原。“自然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内创造了最强烈的反差，让这片风景更显动人……星罗棋布的村庄点缀着广阔的土地，越发美不胜收。”

一路上，他们的旅行交织着疲惫与惊奇。德胜并没有期待这是一趟轻松的旅程，但他也没想到接下来的路是如此艰辛。

扛扁担的脚夫。这些脚夫有男有女。如此艰难的路况，他们搬运这么重的东西，还能走得这么快，令使团的旅行者叹为观止。他们仔细观察脚夫使用的各式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减轻搬运途中的负担，比如，脚夫在短暂停歇时使用支撑杆撑住扁担，这样就不用再次费力将货物举起。

他们通过五十条木排扎成的浮桥渡过淮河。使团成员并不是总能分到坐骑，所以有时候要“自力更生”。山路陡峭湿滑，火把不断被吹灭。他们只好紧靠在一起，让马匹齐头并进，沿着山路，蹚过山涧，起起伏伏。有时道路收窄，山势越发险峻，他们听见水流落入黑暗深渊的巨大声响。有时他们下马，牵着马走；有时他们不辨方向，任由马儿在前引路。途中小德经看到一些白色的东西，下马查看，才知是一座没有栏杆的桥。想到自己差点儿从桥边掉下去，他心中不住发慌。

他们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到达住处，却往往发现这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睡觉的地方。在宿州，他们被安排进“看起来只配当猪圈”的房舍，愤然抗议。而在徐州，他们终于见到雄伟的城墙与七层奎山塔。“房屋飞檐上装饰着雕刻图案，店铺整洁热闹。倒不能说这里多富庶，但基本物资都能买到……走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越过黄河，望见皇城

他们终于来到黄河岸。这条大河在两岸冲出肥沃的平原，但也带来过致命的洪水。河中激流翻滚，冰块沉浮。马儿害怕，陪从们费了好大功夫才将它们拉上船。横渡又长又险，为躲避碎冰，艄公须前后摇晃着船身前进。当抵达对岸，众人如释重负。

此刻，他们进入了华北平原。这片肥沃广袤的冲积平原养活了稠密的人口。使团被告知之后不会再走山路了，将换乘舒适的马车，不必再为马匹你争我夺。

然而，他们看到“马车”时，大吃一惊——没有弹簧、没有窗，只铺稻草。小德经愤怒地说：“这种马车对中国人或许方便，对欧洲人而言是不折不扣的煎熬。”

马车。这幅版画可能是根据小德经的一张速写画制版而成的。他极讨厌乘坐这种车。

一路尘土飞扬，他们凌晨两点出发，奔波终日，到夜里才抵宿。有人发烧，有人摔伤，有人被抛在路上。范罢览在颠簸中感叹：“我从未如此渴望过一张柔软的床。”他们看见白沟河上的雪橇、驼队、帆车，甚至有人想起荷兰的风帆车实验。范罢览写道：“看到一辆又一辆扬起风帆的推车摇摆着行进，我乐在其中。”

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清晨，他们望见了北京。

道路好极了，由20英尺宽的条石铺成。我们看到的骆驼、马匹、大车多得数不清……这一切宣告着皇城近在咫尺。

当落日的余晖洒在卢沟桥的石狮上，他们终于抵达紫禁城外。

一行人风尘仆仆，在破客栈里分食最后几个馒头。“我们长得像妖怪似的，饿得面黄肌瘦，一脸长胡子，优美的体型藏在大斗篷下。掌柜肯定觉得他接待了一群魔鬼，特别是眼看着我们不付钱就走。”

翌日清晨，北京的城门开启，他们被尘土与喧嚣迎进城。

总算及时赶到。皇帝迫不及待要在一年里最喜庆的时节好好款待他们了。

1795年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德胜与荷兰使团的成员们终于抵达京师，经过2000多公里的旅程，风尘仆仆地站在紫禁城外。他们以为即将迎来一场外交的巅峰时刻——隆重的觐见仪式。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并不那么正式的“游戏”。

令人困惑的冰嬉

清晨，他们被要求换上“具备异域情调”的打扮，随后被裹挟在人群中前行。街上喧嚣、锣鼓齐鸣，人们告诉他们：皇帝正在前往西苑观冰嬉。

这并不是正式的接见典礼，而是一场游乐式的娱乐活动。然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

德胜在日记里记下：“我们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周围的人既欢呼又恐惧。”

乾隆皇帝身披皮袍，登上镶金绘龙的冰床，四周鼓乐齐鸣。官兵穿着锦衣，脚踏冰鞋，准备开赛。

火炮轰鸣，旗帜飘扬。第一项比赛是“抢等”，一队滑手如箭般冲向皇帝御前。首名抵达者被侍臣拽住，两人双双滑倒，随后整个队伍纷纷倒地。范罢览写道：“他们不会刹车，只能靠摔倒停下。”

但这正是节目的精髓。冰面之上，摔倒本身就是竞赛的一部分：秩序、服从与娱乐，在滑行与跌倒之间维系着。冰嬉不只是娱乐和军事训练，也是岁底加恩，以资八旗度岁之计。乾隆兴致盎然，笑着命人发赏。冰上跌倒的将士们高声谢恩。

接着是“抢球”，红衣与黄衣两队混战，仿佛冰上角力。小德经摇头：“意义不大。”但皇帝仍微笑着赐酒赐绸。

最后一个节目“转龙射球”，数百名身着虎皮褂的八旗士兵，三人为组，在冰上高速旋转滑行，一边射向竹门间的“天球”“地球”。范罢览惊叹：“他们姿态优雅，几乎都有欧洲射手的风采。”德胜却批注：“多数并未射中。”

冰嬉。转龙射球，是京城一年一度冰嬉盛典的项目之一。选手们按阵图盘旋曲折滑冰，穿过旌门时，射手回身向旌门上方悬挂的天球射击。

使团看的是技巧，乾隆看的，是使团。“整场比赛期间，皇帝都注视着这些洋人，似乎在估量他们是否喜欢眼前的事物。”

冰上礼毕，洋人们的鞋底早已冻僵，寒风钻进衣缝，德胜正庆幸终于能回府休息，却忽然被告知：要与领班军机大臣和珅会晤。德胜特别提到，此人“掌控着整个朝廷，因此常被人称作‘二皇帝’”。他们这才意识到，这才是外交的真正开始。这场会见的顺利展开也意味着，他们取得了之前鲜有洋人实现的成就——进入紫禁城。

觐见乾隆：备受荣宠的客人

几天后，使团被召入宫，这一次，他们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觐见乾隆”。

正殿之上，灯火辉煌，礼乐肃然。范罢览跪地叩头时，帽子忽然掉了下来。乾隆笑了——那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幽默时刻。

一名大臣俯身去拾，乾隆忽然问：“你懂汉语吗？”

范罢览回答：“扑懂。”

这个笨拙的发音——“扑懂”（“不懂”）——让乾隆哈哈大笑，笑声在殿中传开。

范罢览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喝下那杯酒时，他看着我，似乎觉得我用他的语言说‘我不懂这种语言’简直滑稽。当我起身退出时，皇帝的目光依然在我身上，他一直带着最仁慈的神情看着我。因此，确实可以说我得到了最高荣宠。”

一时间，“扑懂”成了宫廷里新的笑谈，也成了整个北京的“流行语”。范罢览颇为得意：“许多人都在谈论此事，我似乎成了这场访问的主角。”

中和殿。“Vue du [sic] salle Pau-au-tien, 20 janvier.”此图或为一名中国画师在广东所作，描绘了位于太和殿和保和殿之间的中和殿。德胜和范罢览在保和殿出席了正式宴会。

前所未有的礼遇：入圆明园

这场“幽默的觐见”之后，使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他们被允许进入圆明园。

乾隆皇帝对圆明园的钟爱世人皆知——那是乾隆的御园，一个几乎无外国人曾被准入的“禁园”。

新正庆典期间，宫市与烟火让庭院与殿宇愈发热闹，使节们被告知，一早便要“跪在铺满黄沙的路上，祗迎即将前往圆明园的皇帝”。

圆明园御前火戏。这幅版画很可能根据小德经的速写原画制作，描绘了圆明园的上元节庆祝活动。

队伍浩浩荡荡，轿舆如流。王子、公主、公爵、侯爵都在其中；太监们挤在简陋的马车上，裹着厚衣，暴露在寒风之中。马与骡子驮着身穿军装或便服的随从，扬起一片尘土。乾隆坐在暖舆中，面色安详，亲自问候诸使。

德胜记下：“我们乘冰床穿过九州清晏，看见平坦如镜的池水、镶嵌欧洲钟表的厅堂、陈列珐琅与玉器的殿宇。”

乾隆赐宴，赐诗，亲问他们是否“冷不冷”。宴席上送来御膳房菜肴、御制糕点、满洲果干与鲟鳇鱼，酒过三巡，太监再传皇恩：“外国使臣行礼得体，皇上龙颜大悦。”

他们来到“皇帝最喜爱的房间”，窗外是湖泊、塔影、亭台与山峦。范罢览写道：“没有什么比得上皇帝端坐椅上，透过一整块大玻璃窗望见的风景。”德胜由衷地写下：“无论现实还是图画中，我从未见过比这更优美的地方。”

从冰嬉到入宫，从误会到恩宠，这一连串的事件，构成了《最后的使团》中最生动的一幕。

1795年的荷兰使团，曾被许多历史叙述轻轻带过。它既不如马戛尔尼使团那样轰动，也未在外交史中留下可供纪念的“成果”。然而欧阳泰提醒我们：那场“无关紧要”的出使，或许才是理解十八世纪世界秩序的关键。

在欧洲史家长久的叙述里，德胜与范罢览被视为“顺从的失败者”：他们遵守清廷礼制、行叩头礼、没有谈判条件——似乎因此丧失了尊严。英国作家吧龙讥讽他们“在寒风中跪拜、被嘲弄取笑”，并宣称唯有马戛尔尼才“让北京认识到英国的优越”。

然而欧阳泰指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误读。

荷兰人并非屈从，而是理解了一个不同的外交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叩头并非奴颜，而是一种“礼”，如皇帝向天地行礼那样，是对秩序的敬意。外交是维系关系的艺术。

德胜明白这一点。他以“恭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名义而来，不以索求为目的，不以谈判为成果。他和随员在冰雪中叩头，在御宴上举杯，在皇帝的笑声中完成了这场跨文化的会面。

荷兰宾客在紫禁城和圆明园受到盛情欢迎，不仅因为他们叩头的举动强化了王朝秩序，也因为让这些充满异域情调的外来者加入节日庆典本身就充满乐趣。

请他们观赏冰嬉，鼓励他们和满洲健将一起滑冰。邀请他们参加夜晚的诗会，看灯笼在雪中闪烁。带他们欣赏私密的表演，在自家的厨房为他们准备最可口的食物。领着他们参观皇室最美丽的后寝区。

欢迎他们，不仅仅因为你是皇帝，你的慷慨举世闻名，也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季节，享受天下各族人民朝见的纷繁热闹，以及他们的民族服装、语言和不同风俗。

这不是失败，而是一种相互愉悦的交流，一种比“成功的谈判”更罕见的成功。欧阳泰将这次出使置于一个新的历史框架中——“全球化的十八世纪”。

这是一个多极世界：英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尚未主导一切，东亚的“朝贡秩序”依旧稳定运作。

在那个世界里，外交是一种“礼”的实践，一种文化间的“寒暄”。

他提出“寒暄式外交”的概念：就像人们相互问候“你今天好吗”，这种外交不是为了立即交换利益，而是为了保持一种关系、延续一种氛围。

外交并不总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它也可以是维护关系的一种方式。在东亚，遣使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纪念和庆祝：庆祝新的一年，祝贺新的皇帝、国王或将军，纪念逝者，等等。

理想情况下，使臣不应该只是为了达成交易而来，就像我们不喜欢无事不登门的朋友一样。

在这样的外交理念下，1795年的荷兰使团成了另一种全球化的象征——它联接了广州与海牙，也联接了北京与世界。它展示了一个仍能以“礼”维系世界关系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理解比胜利更重要，谦逊比宣言更强大。

理解，是历史最稀有的勇气。它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而意味着愿意重新聆听。

在十八世纪的两种世界秩序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或冲突，而是复杂的共存、错位与误会。

那场朝觐之旅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

当一个国家以礼相迎，一个海上商国以礼回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次“彼此满意的相遇”。

《最后的使团》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它提醒我们：

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仍在对话的瞬间”。1795年的荷兰使团没有带回特权，却带回了理解；它没有改变世界，却记录了世界曾经的另一种可能。那种可能，是一个能让文明彼此欣赏，而非彼此征服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再度阅读这段历史，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还是一种仍值得我们珍视的观念：

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判断过去，更在于让理解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