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签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转头就反悔：轻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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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冲突已持续两年，或许正站在一个分阶段停火协议能否成功的十字路口。回望全局，我们能作出怎样的评价？

根据媒体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亚赫亚·辛瓦尔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战略动机报道，他似乎认为，当时的以色列正濒临内战边缘，一次大规模袭击足以严重侵蚀其政治稳定。他预判，哈马斯过往的盟友——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将会协同其入侵行动，对以色列发动联合进攻，从而将以色列的军事能力拉伸至崩溃的临界点。

显然，在以色列监狱中度过的漫长岁月，让辛瓦尔自认为已洞悉这个国家的内部运作机制。然而，这种自信中也透露出某种“邓宁-克鲁格效应”式的认知盲点。

战局的实际走向是，一个原本分裂的以色列社会迅速团结起来，绝大多数选民凝聚在了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共同使命之下。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冲突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当劫持人质的行为，反而促使对手不惜牺牲人质的生命也要追求绝对胜利时，这种策略最终会反噬劫持者自身——这或许是辛瓦尔未曾预料到的变数。当然，考虑到哈马斯此前通过劫持人质屡获成功，他的误判尚可理解。但恰恰是这些过往的“成功”，强化了以色列此次拒绝任何新增赎金协议的决心。

在以色列一方，同样存在着类似自我欺骗的故事。报道普遍聚焦于两个关键要素：其一，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以色列坚信已经找到了维持加沙战线稳定的最低成本路径。该战略的核心，是与卡塔尔达成一项默契安排，允许资金流入加沙经济，而这些资金最终也流入了哈马斯的钱袋。这一策略的前提是，以色列评估认为哈马斯已完成战略转向，正从武装抵抗过渡到地方治理。此举还能确保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对手得以存续，从而有效瘫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使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分裂状态。

在10月7日前的十年间，这套策略看似成功地维系了脆弱的平静。当一项战略看上去行之有效时，政府内部通常缺乏探讨替代方案或对冲策略的动力——“既然有效，何须改变”便成了通行的政策准则。

第二个要素是所谓的“概念化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严重低估了哈马斯在战场上挑战以色列的真实能力与意愿。这直接导致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层，对哈马斯发动大规模侵略的风险掉以轻心。它还使得政治领导层认为，将南部战区的部队调往约旦河西岸，用以应对定居者激进化所引发的巴勒斯坦暴力事件，是一项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的决策。

最终导致灾难的，并非战术预警的缺失，而是决策者们因为不愿违背既有的“概念化思维”，而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预警。当高级军官们终于意识到事态已不可逆转时，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贝茨在其关于突袭的研究中所描述的，所有能够快速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与危机缓解的机制均已全面失效，灾难的降临已成必然。

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哈马斯的盟友们对当时的安全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自2006年那场短暂的战争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建立的威慑机制始终相对有效；而自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签署以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也维持着类似的状态。双方都倾向于维持这种脆弱的威慑平衡，这必然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它们会放任哈马斯自生自灭。然而，为了避免局势完全失控，真主党选择了对以色列北部目标发动象征性的打击。但局势的发展，往往难以被精准地控制。

不久之后，分隔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蓝线”两侧便陷入了炮火与火箭弹交织的战火，黎巴嫩境内更遭受了以色列的猛烈空袭。以色列北部城镇大量人口的外流，给其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从而加剧了战略层面寻求局势升级的动机。

自2006年以来，以色列便一直在为与真主党摊牌做着准备，但始终竭力避免开启战端。而真主党此次——在其自身看来——对哈马斯所表现出的克制性支持，恰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竟，哈马斯刚刚以一种近乎残忍的狂喜姿态，袭击了以色列的平民。伊朗此前也仅仅停留在强硬的言辞威慑，直到以色列空袭其驻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设施，并击毙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官。此举最终引发了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这一事件虽与加沙战事在时间上重叠，但实际上并无直接关联。

如今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众普遍支持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追求的“绝对胜利”方针。尽管在政界乃至政府内部，对于人质问题在整个战略框架中的定位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似乎都认同，摧毁哈马斯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事实上，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愿意承受巨大的代价。该国部分经济领域遭受重创，预备役人员已精疲力竭，伤亡人数居高不下，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也日益陷入孤立。

然而，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外交孤立并不能有效地遏制那些导致孤立的政策。当以色列社会经历了许多外部世界难以完全理解的10月7日事件后，日益加剧的孤立不仅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代价，反而印证了右翼政治势力长期以来的论断，即哈马斯只是永恒反犹主义的最新矛尖。我们同样清楚，欧洲和中东各国对以色列就10月7日事件所做出的残酷回应，态度足够矛盾，这确保了外交孤立从未真正演变为实质性的惩罚。

即便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已形成“以色列正在实施种族灭绝”的共识之后，所谓的惩罚也仅仅以空洞地支持巴勒斯坦自决的姿态呈现。这部分原因在于哈马斯作为侵略者的身份颇为尴尬，部分是出于避免与可能出现的、奉行反北约亲俄路线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发生冲突，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担心，今天对以色列的谴责，可能会在未来自身遭遇类似攻击时反噬自身。值得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深入研究的一个现象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全球仅有土耳其、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伯利兹四个国家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

如果说此前还存在任何疑虑，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的能力是多么苍白无力。在过去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一面恳求停火，一面却持续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迄今为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关于美国缺乏有效施压手段的论点，正在美国华盛顿的评论界引发激烈辩论。那些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威胁报复或施加压力来控制以色列行动的人士，常常援引前总统特朗普的强硬言论作为佐证——他们相信，一位理智的总统仍然可以动用其影响力储备，并且以色列领导层会予以尊重。各大媒体的头条与社论，也正反映着这种叙事的吸引力。

那么，哪些已知的事实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当前的局势？首先，以色列已基本达成其公开与隐含的战争目标：重创哈马斯、将城市作战的伤亡风险成功转嫁给加沙民众、将饥饿作为打击哈马斯的辅助手段，并向所有巴勒斯坦人展示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边际收益急剧递减的阶段。

其次，美国白宫拟定的停火条款，在核心内容上基本符合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坚持的条件。

第三，以色列的过度扩张，已经使内塔尼亚胡后续的政策选择变得异常复杂。在此方面，对卡塔尔的袭击具有关键意义——如果以色列能够表现出克制，内塔尼亚胡便不会面临来自海湾国家和美国华盛顿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早已蓄势待发，他带来了一套完整的战后解决方案，该方案已经与以色列、华盛顿及海湾地区关键国家进行了协调，并且与特朗普此前公布的“二十点计划”高度契合。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与他之前的历任总统截然不同。国内政治的毫无制约，加之其冲动的个人性格，反而可能促成一个对以色列乃至巴勒斯坦都有利的意外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都热衷于将特朗普的干预描绘成一次史诗级的重大事件。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这为他推行那些本就想实施但政治上高度敏感的举措，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政治豁免权——他可以向自己的右翼盟友宣称，自己别无选择：“是特朗普逼我这么做的。”

而特朗普本人曾坦言，自己渴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这场已近终局的战争所达成的临时协议，完全归功于特朗普个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同样清楚，以色列的行径已经使其疏远了为数众多的美国民众，其中也包括犹太裔美国人。这一趋势并非始于近两年，学者们至少在十年前便已观察到。对以色列过度使用暴力、漠视平民苦难的普遍认知，以及针对这个犹太国家的种族灭绝指控——这一点尤其具有挑衅性——都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趋势。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在年轻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它尚未在全国层面上重塑两党的政治格局。但这种转变终将发生，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将这场加沙战争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最后，关于停火安排的执行前景，我们究竟了解多少？根据过去两年的经验判断，第一阶段的协议内容很可能顺利完成。20名在押人质将获得释放，而以色列军队驻扎在加沙约半数领土上的行为，也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将会停止，或至少大幅减缓。但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我们得知，在以方看来，空袭等军事行动与停火状态并不冲突。

真正未知的，是第二阶段能否最终实现。相关的具体条款，目前仍在技术层面进行紧张的磋商。至于那些更为宏大的构想——由特朗普亲自担任“和平委员会”主席、组建一个由技术官僚领导的过渡政府、部署一支主要由阿拉伯国家士兵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所有这些，目前仍飘浮在未知的领域。和平的路线图早已铺开，但通往终点的每一步，都仍旧布满荆棘与未知。

作者介绍

史蒂文·西蒙（Steven Simon）史蒂文·西蒙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杰出研究员兼客座讲师，同时也是昆西责任外交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