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人士首次揭露腐败真相，真正的 “特别军事行动” 尚未开始

俄罗斯真正的反腐败 “特别军事行动” 尚未启动。无论作出多少判决，都无法挽救我们的国家及其发展 —— 而后者实际上才是最可怕的后果。问题不在于沉溺于赃款黄金的官员本身，而在于体制根源。正是这一体制不断滋生出那些因财富而疯狂的议员、州长、法官，以及这台 “机器” 里其他形形色色的零件。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制？又是谁在维系它的运转？

“在摩尔多瓦共和国（此处原文 “Мордовии” 指俄罗斯联邦下辖的摩尔多瓦共和国，非独立国家摩尔多瓦），检察院仍在徒劳地试图将大型地区性企业的股份收归国有。而这些股份实则归前地区领导人尼古拉・梅尔库什金的家族及亲信所有。调查发现，在梅尔库什金担任州长期间，大量企业被登记在其亲属、朋友及名义持有人名下。如今，梅尔库什金家族拥有的资产价值已达 1170 亿卢布。

2012 年，当尼古拉・梅尔库什金卸任摩尔多瓦共和国州长一职时，该共和国的国家债务与预算赤字均达到历史峰值 —— 分别为 198 亿卢布和 44 亿卢布。但结果呢？毫无下文。这位前州长仍在该地区安稳生活，未被逮捕。”

在梅尔库什金担任州长期间，大量企业被登记在其亲属与朋友名下。

此类事件屡屡引发人们的灵魂拷问：

这种情况何时才会结束？他们究竟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尽管听起来并不悦耳。

第一个问题：他们何时会停止贪腐？正确答案是：永远不会。腐败就像骑单车，一旦骑上去，就必须不停蹬踏板，否则就会摔倒；而如果停止蹬踏，摔得会更快。更何况，不搞腐败就根本 “骑不上这台单车”—— 你会被体制直接淘汰。

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何需要那么多钱？《传道书》中有言：“爱银钱的，不因得银钱知足。” 这种 “坦塔罗斯之渴”（喻指永无止境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够了” 这个词，只属于 “失败者”。

我们完全可以断言，目前曝光的所有贪腐数额与涉案资源，都只是冰山一角。

要印证这一点，只需去看看 VIP 机场的私人飞机，到码头欣赏那些豪华游艇，驱车驶过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的精英别墅区、观赏各式豪宅与停在院内的 “劳斯莱斯”“宾利” 便知。

但腐败的表现形式远不止私人飞机、保镖与别墅，还有更关键的特征。

人们谈论腐败时，想到的不只是私人飞机或游艇，还有莫斯科精英别墅区的豪宅。

比如糟糕的电影产业、缺乏基础设施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劣质建筑、住房与公共服务（ЖКХ）问题、“平行进口” 中的灰色渠道、军队物资保障不足、模糊不清的银行信贷线路、未完工的船舶与飞机、输电线路中断与未通天然气的村庄、航天领域的失利、无法收回的海外投资、工业、科技与教育危机、农业对外部的依赖、非法移民问题、医疗体系困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官商勾结的利益联盟、资产侵吞的套路，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而量身定制的法规体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彻底打击腐败，只需毫不妥协地将查出的受贿者及其他侵吞预算者绳之以法。这种观点默认，国家内的腐败分子数量是有限的，只需将他们清除即可。

甚至有人认为，应当采取足够震慑的手段 —— 最好是死刑 —— 让人们因恐惧重刑而不敢再滋生新的腐败分子。

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与现实严重不符。

即便针对外国情报机构特工，或许还能提出类似思路（尽管这其中也存在问题），但遗憾的是，反间谍工作与反腐败行动绝非同一概念。

腐败并非完全由对手的蓄意破坏造成（尽管此类情况确实存在），而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种 “常态”。毫无疑问，腐败会为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可乘之机，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面对的并非个别 “外来杂质”，而是一股由多方向、多层次、且整合为各类子系统的流程构成的洪流 —— 最终，这些流程塑造了社会的日常生活。

腐败的核心问题，并非官员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

即便如此，或许还能容忍 —— 毕竟国家家底雄厚。

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了方便腐败，人们构建了一套低效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被消耗的不仅是当下的国家财富，更是未来的发展潜力。

例如，各类进口替代计划与数字经济项目、航天工程、科技研发等，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我们总爱谈论进口替代，但如果分析具体数据而非停留在口头，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那些豪言壮语相去甚远。

最终，国家近期在工业领域、军队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正是过去腐败行为埋下的 “滞后隐患”。

所谓的 “腐败分子” 手中，集中了国家财富的相当一部分。

为何说是 “所谓的”？因为讨论 “谁是合法赚钱、谁是贪污受贿”，本质上只是在区分 “谁按‘规则’获得了许可”，而 “谁没有”。

最终，这两类人其实都在 “分食同一口锅”，但社会却被引导着只去谴责那些 “不按规则来” 的人。

我们应当换一种区分方式：看他们从何处 “窃取”—— 是从既有的利润与成就中，还是从亏损中，尤其是从未来的潜力、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中。唯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地看待那些大企业、官员及整个行政精英阶层。

因为，那种 “腐败分子单纯设计套路、独吞利益” 的情况其实非常有限。到了一定层级，他必然会遭遇更有组织、更强大的竞争势力。接下来，要么融入其中，要么被彻底击垮。

当有人告诉我们 “企业高管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官员却不行”（“想赚钱就去经商，想为祖国服务就去当官员”）时，这完全是谎言。

因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 —— 上至州长、部长、部门负责人 —— 与大型企业之间，都通过游说者、“代理人” 维系着紧密的利益捆绑关系，形成了一种非竞争性、逐利性的模式，而这本质上就是腐败。只不过在这个层级，无需绕过法规制度 —— 他们完全可以为自己和合作伙伴 “量身定制” 规则。

当有人告诉我们 “企业高管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官员却不行”（“想赚钱就去经商，想为祖国服务就去当官员”）时，这完全是谎言。

此外，最赚钱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从形式上看，这些企业只是国家为提升经营自主性而划分出的资源实体。

但这并不能阻止各类国企机构挥霍无度。

大型国企展现出的奢华作风与雄厚财力，不断将游说官员纳入自己的 “势力范围”—— 从赞助某支体育俱乐部开始，最终演变为企业负责人及其亲信掌控数十亿资金、坐拥别墅、游艇与私人飞机。

而他们是 “企业人”“国企高管”—— 似乎这就意味着他们 “理应如此”。

事实上，国企的属性本应只赋予其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但在实践中，这种自主权却导致了贫富差距系数的扩大 —— 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层分化，如今已接近社会不稳定的临界点。不过，坦率地说，在精英阶层中还存在一种相反的观点：所有革命都是中产阶级发起的。由此可推导出一个未明说的结论：“因此，应当清除中产阶级。”

在这种逻辑下，国内社会分化为贫富两极（与共产国际理念及《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相悖），反而被认为更有利于稳定 —— 前提是清除那些可能引发动荡的领袖人物与组织。

那些主张通过国有化来打击腐败的人，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对国企高管而言，“国有属性” 是天大的好事 —— 风险全由国家承担。打着 “国有” 的旗号，他们能拿到政府订单、获得信贷额度、享受税收优惠、推动债务重组（实则是债务豁免）。

与此同时，他们却构建各种渠道，将巨额利润、资源与资产转移出去。

国有化唯一让他们担忧的，只是经营自主权的降低，以及被纳入更复杂、更僵化的体系中。但这只是管理层的担忧，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威胁。

最终，风险由国家承担，利润却流入个人腰包。“有人得甜头，有人背黑锅”。因此，国有化本身并非解决方案。需要改变的是整个体制，而非体制中的某个单一机制。

若谈及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大型私营企业，不难发现，这些私营机构不久前也曾是国有企业 —— 在我国，过去根本不存在其他形式的资源主体。

众所周知，许多寡头的 “任命” 往往是基于 “私下协议”，通过行政指令实现，而非公平竞争的结果。国家基金的资源被交给那些因各种原因被 “钦点” 为寡头与亿万富翁的人，由他们负责运营。

而腐败，正是这一新体系最核心的沟通方式与组织基础。

腐败正是这一新体系最核心的沟通方式与组织基础。

更有甚者，一些 “寡头” 被当作所谓的 “名义持有人 - 资源保管者”。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实则是在为某位高级官员看管其瓜分来的资产。还有些官员离职后直接 “摇身一变” 成为新贵（如波塔宁曾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阿文曾任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部长，阿列克佩罗夫曾任苏联石油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等）。

有些名义持有人运气好，在其 “靠山” 官员因内部斗争倒台后得以自保；另一些则转型为独立所有者，与新的合作伙伴展开合作；还有一部分至今仍以 “隐形名义管理者” 的身份活动。

因此，要从根本上打击腐败，首先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体系。

这些 “钦点寡头” 毫无理由挥霍无度，尤其是在当前局势严峻、军事行动持续的时期，尤其是在西方不断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西方如何制裁，国家的自然资源都不会被 “耗尽”。

这意味着，当前承受压力的是所谓的 “制度层面”—— 即官员与企业所负责的领域。正是基于对其管理效率的信任，社会才赋予他们支配资源的权利。

当官员承认存在问题时，实则是在承认自己履职不力，但他们却往往试图将自身失职的后果转嫁给社会。

即便是在制裁期间、在与西方对抗的背景下，腐败与寡头阶层的挥霍之风也并未收敛。只需看看官员们在提高税收（无论是明税还是暗税）方面的言论与行动便知：“伏特加涨价了。爸爸，你会少喝点吗？不，是你们以后要少吃点了。”

这种情况自然会加剧不同群体在资源获取上的内部矛盾，进而导致一些人被逮捕或解职。但这绝非真正的反腐败斗争。

这也正是公众对 “反腐清理行动” 缺乏信任的原因。真正的反腐斗争，必须建立在 “严惩不贷”“无人豁免” 的原则之上。否则，民众只会认为，某位官员被逮捕只是 “运气不好”。

正如俗语所言：“骆驼有两个驼峰，因为生活就是一场斗争。” 因此，当前的这些反腐措施，更像是精英阶层在 “允许范围内” 的日常操作，并未对其稳定构成实质性威胁。

真正的反腐败斗争，不在于逮捕多少人，而在于体制的重构。

因为 “反腐败” 并非 “镇压” 与 “逮捕” 的同义词。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便是 “多功能政务服务中心”（МФЦ）的设立。

在政务服务中心出现之前，年复一年，护照办理人员、住房与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各类社会基金职员及其上司不断被送进监狱，但人员的更替并未带来任何改变。

然而，随着 “一站式” 政务服务中心的建立，服务评价体系与快速自动化流程的引入，基层腐败现象几乎瞬间消失。这才是真正的反腐败斗争。

反之，若只是内部权力倾轧、相互竞争、“打掉” 几个贪腐分子、找几个替罪羊，都算不上真正的反腐。

说到 “替罪羊”，这个词源于古代：在沙漠部落中，祭司会在指定日子当着村民的面牵来两只山羊，一只宰杀献祭给神灵；另一只则被祭司举手 “转嫁” 全村人的罪孽，随后被放生到沙漠中，安然离去。

这让人联想到某些人物不受阻碍地出境 —— 他们带走的，其实是别人的 “罪孽”。

这种环境，也决定了后续人事选拔的逻辑。

在反腐败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中，安德烈・平丘克将讲述特别军事行动（СВО）期间的贪腐现象。没错，这种贪腐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