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昱||铸币铜材简史系列（3）滇铜概论

发布时间：2025-09-27 19:23 浏览量：1

作者边昱

作者边昱，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人。已出版著作有《光绪宝津局制钱》《听泉——咸丰大钱蠡测》，即将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货币史辑要》《光绪货币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货币简史》（暂定名）。此文系节选原文缩略刊载。

云南矿藏丰富，冶铜用铜历史悠久，史书对云南地区铜矿的记载早自汉朝，《汉书·地理志》有：“益州郡俞元（今云南省澄江县南）、怀山出铜，来唯（今云南省文山县西）、从蚀山出铜。”《续汉书·郡国志》有：“益州郡俞元、装山出铜，贲古（今云南省建水县东南）、采山出铜、锡。”

元朝时全国只有云南一地有铜课。《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岁课》记：“产铜之所，在腹里曰益都，辽阳省曰大宁，云南省曰大理、澄江。…铜课，云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明朝时，铜矿业已成为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坑冶附铜场》记：“铜场，…成化十七年（1481）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正德九年（1513）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谢肇淛《滇略》卷三《产略》云：云南“有铜矿十九所。”明朝史料中将铜作为地方土特产记录在案的时有所见，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澄江府》记：“路南州土产铜矿在州东南一百里札龙村，有山产铜矿，岁纳铜课。”正德《云南志》卷四记：“临安府土产铜宁州出。”卷五记：“楚雄府土产银出南安州，…煎炼成汁之时，上浮者为红铜，名曰海壳，下沉者为银。”卷六记：“蒙化府土产自然铜出山外里。”卷十二记：“北胜州土产紫铜出盟庄坝，色紫而赤。”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记：“物产楚雄所产，五金与铅，而铜为盛，坚炼密致，铸器几无时。”《大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卷八十六记：“澄江府土产铜，路南州出。”卷八十七记：“永宁府土产牦牛、金、铜。…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土产金、铁、铜。…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土产鍮石铜。”

铜运古道图源云南日报

明朝东川府属于四川省管辖，《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四川布政司》记：“东川军民府土产铜、铁、毡。”嘉靖《四川总志》卷十四记：“东川军民府土产铜、铁、毡、毡衫。”东川铜矿资源丰富，铜是东川军民府的第一特产。《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二记：“宣德四年（1429）三月丙辰，行在工部奏：‘总兵官、太傅、黔国公沐晟言四川东川府会川卫所属山内产青绿、银、铜诸矿，军民往往潜取，其地与云南武定军民府及外夷接境，恐生边患，宜令四川、云南三司巡禁。’从之。”后在政府允许各省开局铸钱的前提下，东川铜矿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

天启《滇志》卷六《赋役志》记：“云南府的罗次县、晋宁州、易门县，临安府的蒙自县、新平县，楚雄府的广通县、定远县，澄江府的新兴州、路南州，顺宁府等均有铜课。明朝矿课为三十抽二，云南铜价为银三两市铜一百斤，以路南州每年铜课二百三十两计，需生产铜11.5万斤，以遇闰二百四十七两计，则需生产铜12.35万斤。以全省每年铜课七百两计，则需生产铜三十五万斤。”《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二记：“正统十年（1445）八月乙卯，云南布政司奏：‘路南州铜场，岁久铜乏，欲以办课均分于附近弥勒等州产铜之处，工部令臣等勘视。缘弥勒等州虽有铜场，然极临境，且夷人拗悍，苟令输课，恐生边患。路南州铜课岁千八十斤，诚艰办纳，但乞减其半，则民力少苏矣。’从之。”路南州铜课岁千八十斤，按照十一税率折算为产铜量也有三百六十万斤，这个产铜量只有东川汤丹厂能够达到。

明朝前期云南产铜主要销往内地以及供应政府铸钱。万历年间王土性著《广志绎》卷五《贵州》记有：“镇远，滇货所出，水陆之会。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运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镇远则从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起镇远至武陵，下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这条被称为“入黔旧路”的滇黔古道“自云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为东路”，是由云南通往内地最重要的通道，从汉朝军队入滇统一云南开始沿袭使用两千余年。此路明朝时则成云南铜、锡矿藏由陆路运往内地的捷径，位于这条古道末端的镇远（今贵州省镇远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成为滇产铜、锡内销的集散地。为保证铜材内运，政府严厉打击偷采、贩铜、走私出境，《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记：“成化十七年（1481）冬十月乙巳，户部会议漕运并巡抚官所奏事宜：‘…云南路南州铜坑往往为奸民窃发煎卖，以资交阯兵器。请移文所司封闭，免其课岁，仍给旨意榜文禁约，有犯者，发烟瘴地面充军。’…议入，上命：‘云南铜货私贩出边境者，论以死，家属发烟瘴地面充军。’”《大明会典》卷三十二《银课》记：“成化二十年（1484）令云南宁州等处军民客商有偷采铜矿私煎及潜行贩卖出境者，照路南州例究治。”

明初即在京城南京设宝源局铸钱，迁都北京以后，南京宝源局依旧铸钱。北京、南京宝源局铸钱用铜主要由云南供给。《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记：“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又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余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

明初在各省设宝泉局铸钱，后裁撤，只在两京铸钱。《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九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秋七月丙午，诏罢各布政司宝泉局，以铸钱扰民故也，在京则仍旧日鼓铸。”《明孝宗实录》卷二九记：“弘治二年（1489）八月甲寅，户部以四川重庆府知府毛泰奏请铸钱，…令宝源局并各布政司开局鼓铸‘弘治通宝’钱，俾与洪武等钱并历代钱兼用。…上曰：‘诸司职掌虽开有各处铸钱例，然久已不行，今若令十三布政司一概开局鼓铸，未免冒滥纷扰，不准。’”

明朝两京铸钱所用云南铜亦由长江直接水运到京。明朝在四川泸州设有官铜店以汇聚云南、四川等长江上游省份生产的铜，以足额提供两京铸钱用铜。《明熹宗实录》卷十二记：“天启元年（1621）七月丁卯，户科给事中赵时用条铸钱之法言：‘前议置官泸州聚铜，若铸，则以荆州为便。此两处皆当置一官，专董其事。泸之收铜，则用滇、蜀、黔额解。’礼科给事中李精白亦言：‘铸钱为无穷之利，乞广买多铸，亦可以裕国纾民。’上命所司酌议速行。”水路外运是捷径，水路运输成本是陆路运输的四分之一。

明朝中后期，云南本地四度铸币，滇铜主要用于云南铸币，利益驱动下，云南铜矿大规模开采。《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记：“铜场，…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这一做法为清朝继承，清政府即在四川泸州设有总铜店，负责京城户工两部、长江下游和北方诸省铸钱用铜的供应及运输。明朝泸州官铜店负责收储、运输来自滇、蜀、黔三省的额解铜，只为两京宝源局服务。清朝特准云南一省提供铸钱用铜，清朝泸州总铜店只是负责转运来自云南的中央政府额铜。

明朝后期各省经过巡抚申请、中央政府批准后可以铸币，弘治十六年（1503）和万历四年（1576）允许全国各省开局铸钱，各省铸钱用铜主要由云南提供。《明熹宗实录》卷七记：“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壬寅，户部尚书李汝华奉旨会议言：众议盈廷多有可采，臣衷以入告，举其大都则有六焉，一曰经理，…经理之事二，一专官督理屯粮，…一专官鼓铸制钱，应差户部司属，于四川泸州买铜铸造。惟南京仍旧，其它内地责成两司、边方责成府佐，俱各久任。”

“崇祯元年（1628）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于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明朝贵州、湖南、湖北均不产铜、锡，镇远、常德、荆州的铜、锡，为产自云南，经过滇黔古道用马帮陆运至镇远，又经沅江水路船运至武陵、荆州。

明朝时期东川府由四川省管辖，因此明时四川提供的铸钱用铜主要来自东川府。《明熹宗实录》卷三十记天启三年（1623）正月丙午，四川巡按御史温皋谟按蜀，陛辞条安蜀八议有“钱法宜通行，蜀与滇邻，铜所聚也。向所鼓铸之钱，缘不肖有司克铜添铅，低假难用”。清朝时东川府由四川划归云南，清朝铸钱用铜即多来自于云南省。

云南产铜，铜是铸币的基本原材料，有明一代四次在云南开炉鼓铸，四次铸钱的起因和目的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同。第一次鼓铸于成化十六年（1503）开始，结束时间不明。《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记：“弘治十六年（1503）二月丙辰，铸‘弘治通宝’钱。令两京及各布政司照诸司职掌所载多寡之数稍损益之。…云、贵视四川每岁陆续铸造。先是南京监察御史郭絍请疏通钱钞，下户部议。己申，行钞之令。…其原不行钱地方，责令巡抚、巡按及有司督行之。由于当时云南并不使用铜钱，政府在云南所铸钱并非为了在本地流通，而是运往北京解交户部以供支配。”《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五记：“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丁酉，上以内库乏钱，命取云南新钱进用。户部尚书高耀奏曰：‘云南钱系解部盐银鼓铸，原备京边俸粮，非进内藏数也。’上乃止，仍令两京照例发银二万两工部铸造进用。”第四次于天启六年（1626）开始，沿袭到明末。明末，由于政府内外交困，四处用兵，军费开支巨大，遂开放各省鼓铸以获利为军费。《明熹宗实录》卷四十记：“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疏陈留都要务：‘…钱法不可不变，言铜、铅来自滇、蜀，烽火道梗，铜价涌贵，宜仿国初故事，尽籍天下铜山设局。’”云南巡抚闵洪学在《条答钱法疏》中云：“滇五年用兵，司库若扫。…在嘉靖、（隆庆）万历之间，经两次铸钱，竟格不行。”《明熹宗实录》卷六一记：“天启五年（1625）七月丁未朔，滇南始开鼓铸。曰俗用贝，议者以滇产铜，用钱兴利甚便，至是始易之。”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记：“崇祯三年（1630）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于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与前不同，这次所铸钱均在云南境内流通，“成钱七十余万文，业于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矣。…盖滇之有钱，自今天启六年（1626）始矣”。而滇境其他地区终明之世仍然以海蚆与盐颗为流通货币。

云南本地产铜充足，因此所铸钱无需偷工减料，由于鼓铸中监督严格，铸钱质量好，被称为好钱。《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记：“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乙卯，上谕工部曰：‘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及税课司解收好钱一千万文送部转送司钥库，以备赏赐之用。’”

入清以后,清政府为防范流民集聚造反而禁止开矿，但对云南铜矿开采和鼓铸制钱持支持态度，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吴三桂叛乱甫定，清政府在云南驻军数十万，每年需饷银二百七十余万两，若从北京或别省协济，道路遥远，转运艰难，在此情况下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理财疏”四条：“一、广鼓铸，二、开矿藏，三、卖庄田，四、垦荒地。云贵总督蔡毓荣在云南开矿禁，行鼓铸，施行‘听民开采，官收其税’政策、以滇之利养滇之兵”获政府批准。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后逐渐兴盛。康熙四十四年（1705）鉴于“听民开采”实则由各级官吏把持，私开私采，又不报备，官府难以抽税获利，云贵总督贝和诺奏请将铜矿开采政策由“听民开采”改为“官拨工本，官为经理”，由官府招募人夫，预发工本开采，官府于省城设官铜店，定价收买余铜，不再允许民间私卖，矿民除归还铜本及支付各种费用外所获铜息尽数归入官府，此即“官治铜政”。“官治铜政”未能增加铜的产量，而“自省城设立官铜店而滇铜遂不出矣”。矿民无利可图，不愿再采，“管厂之官不敢给发工本，采矿铜民亦皆气馁志懈”，铜产量下降，鼓铸时开时停，官私交困。康熙末年滇省鼓铸停开，即使每年办铜不足百万斤仍无法消耗，遂造成壅滞。云南巡抚杨名时“请开鼓铸，以消积铜，部复未准”，又续请将积铜百万斤运解京局以供鼓铸未果。

雍正元年（1723），政府下令对云南“官本收铜”制度进行改革，严查勒索铜税、短少给价等弊端，矿民除缴纳铜税和由政府收买一部分铜材供给本省铸钱外，如有剩余，准许矿民自由出卖，这些措施促成了云南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雍正初时有旨：“钱文系国家重务，向因钱价昂贵，常廛皇考圣怀，今何以使钱文价平方合皇考便民利用之意…着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共同会议具奏。”王大臣等议定：“滇省采铜渐次有效，与其令解京多费脚价，不如即留滇开铸”。于是设省城、大理、临安及沾益四局，开炉鼓铸，以消积铜。政策的调整促进了滇铜的发展，雍正二年（1724）“—年已获一百二十万斤”，而滇省每年鼓铸需铜约一百万斤，为消余铜云南督抚请求增加炉座，扩大鼓铸规模，将所得钱文运往湖北、湖南二省钱贵之地销售均获得批准，之后又将制钱销售到不行钱的贵州，“兵民大以为便”。雍正四年（1726）滇铜产量达到二百一十五万斤，雍正五年（1727）滇铜产量再次大幅提升，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后鄂尔泰奏请将原隶于四川的东川府划归云南管辖，东川富藏铜矿，但“前川省未开，以米粮艰难之故”，“东川归滇”后铜矿增盛倍常，雍正五年（1727）“共办获铜四百一万三千斤”。一年之内产量翻番远超出滇省所需，因此壅积严重，除大量供京师鼓铸外亦支援他省。云贵总督鄂尔奏请将部分余剩滇铜运至镇江、汉口，令江南、浙江、湖广办铜诸省出价收买，雍正五年（1727）产出的四百余万斤滇铜“除留本省鼓铸，运赴湖广一百一十万零、江南一百六十万零”，卖给广东二十万斤。之后，贵州、四川和其他省份也纷纷采买滇铜鼓铸。自雍正九年（1731）始，京师鼓铸所需四百三十三余万斤定额铜中由湖北、湖南、广东办解的166.32万斤定额全部采买滇铜，余下的277.2万斤仍由江苏、浙江等五省采办洋铜，三省采买后如滇铜还有余剩再由江、浙两省采买，以补洋铜之不足。雍正十一年（1733）十一月，雍正帝提出：“以其令三省办铜解部，莫若令滇省就近铸钱，运至四川之永宁县下船，由水路运赴汉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铸之半。”谕令云南督抚议行。云南督抚认为铸出钱文由四川永宁运赴汉口虽然便捷，但须于东川设局鼓铸。东川府虽是产铜之地，因开矿聚集人多，油米、食物腾贵，不便于此建局，宜在靠近粵西且交通便利的云南广西府（今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设局，建炉九十四座，将铸钱运至粤西的西隆州土黄地方，再由土黄下船直达两粤，通行吴楚。获准后遂停“三省采办”，由滇省代京局将原三省额买166.32万斤铜制成钱文后运至京师。除“铸钱运京”外，滇省还代政府“铸钱运陕”。

政府用兵西北致陕西钱价昂贵，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云南东川府局铸钱运往陕西”，于东川设炉二十八座，岁铸钱十万串运陕。铸出钱文于十二年（1734）开运，十三年（1735）陕西巡抚史贻直奏：“陕省钱价已渐平减，且由陕至滇路经八千余里，水陆艰难，每年委员领解亦不能如期接济。请停领运。”遂停东川局鼓铸。

雍正一朝由于政策的调整，滇铜产量从“岁出铜八九十万斤”发展到“不数年且二三百万”，有的年分甚至突破四百万斤，从开始仅供本省鼓铸发展到“三省采买”，再到铸钱运京、铸钱运陕，政府加速云南铜矿的开采，雍、乾两朝为滇铜极盛时期，但此时滇铜产量不稳定，时多时少，“雍正六年（1728）分止办获二百七十余万”，未能完全替代洋铜。但雍末乾初，滇铜成为铸币主要的铜材来源。雍、乾时期，在中央局铸钱亏损、云南铜产量旺盛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曾一度令云南省广西府代铸京钱。

为使滇铜供应有序，中央政府划定了分供中央局和省局的铜矿。汤丹、碌碌、大水、茂、大功、大屯子等厂和宁台厂（蟹壳铜）专供中央局。其他铜矿则根据产量多少，分别供应各省铸局。另外，中央政府对各省的采买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各省采买滇铜需首先奏请中央，获准后方可去云南采买，且具体数量和价格均由清中央政府决定。

乾隆三年（1738），直隶总督李卫以委员采买洋铜万里长途呼应不灵为由，奏请将“江浙应办铜二百万斤，自乾隆四年为始，即交滇省办运”。所以自乾隆四年（1739）始，宝泉、宝源二局鼓铸所需铜料完全仰给于云南一省，偶有不敷，才由洋铜接济。同时，户部看云南余铜很多，又令加办一百七十万四千斤，另外，因汤丹厂铜质浇薄，户部又令滇省于每正铜百斤外，带余铜三斤抵偿损耗，并加给耗铜八斤以补成色。至此，滇省每年运京铜五百七十万四千斤，每百斤加耗余铜一百十一斤，总共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余斤。

特别是从乾隆八年（1743）到嘉庆七年（1802）的六十年间，滇铜大都维持一千万斤以上的年产量，其中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十二年（1767）三十四年（1769）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产量为最高，达到了一千四百万斤以上。同时开采的矿厂常在三十个以上，最盛时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达四十六个。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嘉庆十一年（1806），云南全省报开铜矿一百四十四个，此为滇铜开发的极盛时期。此后清嘉庆朝时滇铜产量日渐衰微，嘉庆十六年（1811）约产千万斤，二十二年（1817）开始采购四川乌坡厂之铜，以补滇省应解京铜之不足，滇铜前后繁荣百余年。

吴其浚著《滇南矿厂图略》记录了滇铜繁荣百余年之盛况。《滇南矿厂图略》卷上附清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记录了万宝义都厂员署易门县知县吴大雅的问对：“凡矿高者曰彻矿，如墨绿、紫金等名色是也。攻采既久，遇有墙壁坚直进，忽得大矿，其盖如房顶，其底如平地，有三间五间屋之大为堂矿，亦有两边俱硬，中间独松几同巷道，矿之面窄底宽，形如池塘，为塘矿。大抵堂矿、塘矿皆形其大，实相仿也。”

东川铜矿是和海相沉积有关的铜矿床，矿体呈层状。矿石矿物以辉铜矿（绿锡镴）、斑铜矿（紫金锡镴）和黄铜矿（黄金箔）为主，在有时深达数百米的氧化带内发育有孔雀石（绿矿）和蓝铜矿（石青）等。这些品位较高的矿石就是“东川式”铜矿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能够极盛一时的主要原因。

道光初年，云南铜矿开采已是衰弱，合全省以及四川乌坡两处所产铜材已无法供应各方需求。道光五年（1825），原本正加六起京铜暂停加运的两起，鸦片战争后，最为催迫严紧的京铜也时时难以起运。造成云南铜矿连年减产的主要原因即为厂欠。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一书中所说其故不在偷卖逃亡，而在于官给铜价之不足采治成本。官买铜价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贵总督贝和诺初次奏定的时候便已不敷成本。为了刺激铜的生产，政府曾先后五次提高铜价。

雍正五年（1727）云南布政使张允随请准第一次提高铜价，矿民赔累情况稍有好转。乾隆三年（1738），布政使陈宏谋奏请第二次提高铜价，各厂根据不同情况，每百斤铜价从银五两一钱五分至三两七八钱不等，但多数厂矿仍然不够成本。乾隆十九年（1754），云南巡抚爱必达请求增加采铜成本（六两）和官收价格（五两一钱五分）之间差价的半数（四钱二分三厘四毫），把每百斤的官收价格提高至银五两五钱七分，这是第三次提高铜价。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南巡抚郭一裕请准用东川加铸铜钱所得余息，将铜价凑足六两之数，此为第四次提价。乾隆二十七年（1762），云贵总督吴达善奏请第五次加价，用铸息每百斤加价银四钱。

但这几此加价始终赶不上炼铜成本增长的速度，矿厂多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食品供应困难，柴炭来源缺乏，“在从前定价之时，或因彼地粮食丰裕，薪炭饶多，又或开确之初，矿砂易得，人工易施，虽止三分四分之价，厂民尚不致苦累。近来各厂商民凑集，食物腾贵，柴炭价昂，且旧开之厂，矿砂稀少，甚费工力，厂民开挖煎烧，幸而出铜稍多，尚获蝇头以资养瞻，若出铜既少，得此四分五分之价，亦仅可敷人工柴炭之费而已”。加之上自总督、巡抚、布政使，下到厂官、公役，无不尽贪污之能事，高级官员公开收取“归公铜”、“养廉铜”“捐钢”，下级官吏在放本时短少秤头，收铜时使用大秤，刁难改炼，敲诈勒索，矿民不胜其苦。

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清查结果，在第五次加价后不久，厂欠已累积至十三万九千余两之多，此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道光十年（1830），皇帝谕令云贵各督抚迅速清理各厂厂欠，“著云贵督、抚迅速催追，逐年带解，以资鼓铸，毋任再有耽延”。但此事已呈积重难返之势。道光二十九年（1847），总督林则徐上奏称：“近年各厂开采既久，虽宝藏所钟，生生不息，究难供旦旦而伐之需，况窝路既远且深，从前以丈计者，今则以里计，入必凿险缒幽，土人谓之打吊井，出必连梯接架，土人谓悬天棚，厂丁背运矿砂，往返愈形艰险，是以近来数日之所获，不及从前一日之取赢。”道光二十九年（1849），徐有壬为云南布政使，奏请用就厂铸钱的办法以苏民困，但随着各省停拨协济云南的铜本经费，云南铜材不得不“年年减产”。

咸丰元年（1851）云南巡抚张亮基称：“今则矿少质劣，每矿百斤入炉五六次或八九次至十余次不等，仅得低铜三五斤，而漕硐逾深，窝路逾远，力倍功少，砂丁益加穷累，兼以附近炭山砍伐殆尽，滋生不及，悉皆取给于三五站之外，工费较前既繁，例本又不敷支用…遂致辗转虚悬，多成无著，此近年铜少而厂欠多，今昔不同之由也。”铜运节节迟滞，总汇铜材的泸州铜店几至无铜兑发。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阻断长江水路，铜运断绝。面对无铜可用的困窘局面，户部筹议川楚封存铜铅改道运京，令“湖北省城现有存留两运铜斤，四川巴县现有截卸四运铅斤，均令运赴樊城，或河南新野县，登陆即用商贩雇车揽载包装包卸之法，运抵河南内黄县，计陆程一千三百余里，即由楚旺集八衔河交豫省运粮军船灑带，归各运员押运，以期迅速抵通接济京局之用，著裕瑞、吴文熔、崇编英桂按照该部所指程途办法，派委道府大员，悉心筹办，亲往督理，监押各运员遄行，各按省分交替饬令经过州县一体照料，以利运务，而资鼓铸，此系必应变通之举，该督抚等务当迅速妥筹办理，毋得推委始误”。咸丰七年（1857年），因滇铜不继，不得已采购洋铜，“日本国铜船每年驶泊乍浦，销售铜斤，请饬江浙巡抚并乍浦副都统体察价值筹款采买运京。朝鲜国办产铜斤，请饬盛京将军会同礼部侍郎咨商该国每年可否运铜若干斤至盛京，以备收买”。

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十三年（1874），云南爆发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云南经济严重衰败，云南铜矿之“厂地屡遭踩踏，炉火砂丁，逃亡殆尽，各厂增洞矿路，或被荒土填塞，或为积水淹没。…废弛十有九年，各厂炉舍器具荡然无存”，云南铜矿业陷入瘫痪。

滇铜主要供给京师，运铜人员由政府指派，铜厂到铜店由当地官员和铜厂厂员负责。京铜到达泸州后由云南选派的长运官负责运输。长运官由云南在府佐、州、县中选派“年壮晓事，练习铜务”之人承办，并且府、州、县官要为其担保，如推荐之人“衰庸”，保举运员的道、府、州和灌司会受牵连。各省赴滇采买铜材的人员必须是办事得力且身家殷实的知县、同知、通判。即使杂职中有干练之人也只能由丞、知县带领，其只能做些奔走查催之杂事。

如宝泉局所需的铜料自云南的铜矿生产出足供运解至京的额数后，先由各铜厂将经过加工煎炼而镕化纯净后的矿铜“镕作整圆，每包合成一百斤”，并“挑拣整圆大块，斩明厂名斤数”，其间有碎块时，“将滇铜整圆者与碎小者各自分包，整圆者每包不必拘定百斤，碎小者必足百斤之数。其块数斤数用一木牌详悉开明钉于封包之外”。不足百斤的蟹壳铜捆作一包，其他零星铜材，用木桶盛装，外面要用铁箍裹束，并标记块数、重量。打包捆扎好的铜斤按照“沿途盘验时连包秤兑，止照木牌覆对，不许逐处拆动，以杜偷窃而防遗失”的规定由各铜厂送往寻甸店、东川店等政府为便于调拨而设立的官铜店。在这之后，运京铜斤自“寻甸东川两路各半分运”汇总至四川的运铜总店泸州。在这一运输的过程中，寻甸一路的运输路线，是自寻甸州车运六站半至宣威州，再马运八站半至威宁州，而后马运十站至罗星渡，再水运五站至南广洞，最后水运三站至泸州。东川一路的路线则是，从东川府经马运五站半至昭通府，昭通以下再行分半两路转运，一由马运六站至豆沙关，再设立站船水运至盐井渡，再经水运二十站至泸州，一由经昭通马运三站半至黄草坪，再水运七站从黄草坪至泸州。

在铜斤经厂运抵寻甸、东川，再由寻甸、东川两路汇集运输至泸州之后，运铜事宜进行到下一个阶段-长运，长运即是“由泸店至通州，运员分运之”的过程。运员由云南管厂大员经手办理，于“府佐州县中选派年壮晓事、练习铜务者”作为承运京铜的运铜委员，他们负责将每年额解京局的正耗余铜按照或一年八运、或一年六运、或一年四运的次数分运起解。长运的大致运输路线，按“凡正、加委员，自泸州至重庆限二十日，在重庆换船、过载限三十日，自汉口至仪征限二十八日，在仪征换船、换篓、过载限三十日，自仪征至山东鱼台县限四十四日五时，自山东鱼台县至直隶景州限四十一日三时，自直隶景州至通州限三十六日共定限九个月二十五日”的程限记载来看，每运铜斤在泸州铜店过秤领铜、打包装船后，因是沿长江、运河水运，沿途经过重庆，在重庆换船过载至汉口，至江苏仪征换船转入运河，沿运河到达通州。泸州到重庆由小船运送，重庆至汉口由每船装载八成的夹鳅中船运送，汉口至仪征由川奖船运送，仪征至通州由骆驼船运送。此外，雇募的船要“船身坚固、结实、板厚、钉密”，水手、舵工要“熟水性、风色路径、身家股实”。

铜斤到达通州后“由通州五闸运京，令坐粮厅办理”运送至京局兑收。装载运京铜斤的铜船过了天津关后，“照依漕粮之例，令长运官将船只正耗余铜数目具报”给坐粮厅，坐粮厅则在调剂其“河路行走先后缓急”的同时，在“外河酌派把总二员巡查，普济五闸酌派闸官协查”，预备巡逻守卫待剥的铜斤。铜船将要抵达通州时，承运官须预先将铜斤“包捆坚固，开明包数，并将沿途有无折耗之处一并报明”，等铜船一到通州，“坐粮厅即亲赴点验、秤拿、领贮号房，陆续剥运，日以十万斤为率”，待坐粮厅伙同经济将铜包兑收完毕，“即将铜包堆入号房，令经纪严加看守，即用闸河剥船陆续剥运大通桥”。铜斤经过通州坐粮厅点验清楚后，进入转运大通桥然后车运进局的环节。在此期间，坐粮厅一面按照铜数发给运输所需的脚价等价，一面将起运的情况先于运送人员而“呈报户工二部局及仓场总督、崇文门”。铜斤自通州由运员亲自管押，运至大通桥后，“著大通桥监督掣点明白”，而后将“大通桥至崇文门公文交运员收执，俟大通桥起车转运之日，填注日期，亲诣投递，崇文门派员点验放行”，运员随即雇募车户，将经由大通桥监督“复加秤验”的铜斤交车户“由朝阳门陆运赴局”。

“铜斤运局车辆至朝阳门、崇文门，差公文房书吏一名，带领官货行经纪二名前往查点包捆车数，给发大票，令铜斤进门赴局，并知照户工二局照数查收”。分解至户工二局的铜斤到局后，由“雇夫搬运下车上堆”，而运员则陪同钱局监督、书役等人进行秤兑工作。滇铜运京有正耗余铜三项，正铜是京局所需的实际铜数，耗铜是为保证正铜足额交付而预备途中磨损的铜数，余铜则是为弥补正耗铜有沉溺或秤不足数而设。运员到京局交纳的是正铜和耗铜，“俟正、耗铜运局交清”，“则余铜给运员变卖，除纳沿途关税外，余银归运员，以示体恤”。每运解员运送的铜铅遵行“全数到局，限二十日收兑全完。如前运收兑未完，准将后运另行起限”的规定。而在整个铜铅由通州交局的过程中同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凡各运铜铅，各限两个月全数交局候兑”。与此同时，运输的人员也受到相对严格的管理，“其坐粮厅、大通桥先后转运，仍责成运员管押。如转运迟延，将坐粮厅、大通桥监督查明，分别议处。系管押迟延，将运员一并附参”。

政府规定，运京铜船应于每年的二、八月份开行，云南运铜委员到泸州领运铜斤定限三十五日，泸州到重庆定限二十日，重庆换船过载二十五日，重庆到汉口定限四十日，汉口到通州定七个月，共九个月零二十五天。铜材抵京后，运员在九十九日内回到云南。各省采买时则要求各省将运员、商人运解铜材起程、入境、出境日期随时具奏。

铜斤解至宝泉局并由雇夫搬运下车上堆之后，由宝泉局监督同运员，按照“开明某厂铜若干斤应交户局、某厂铜若干斤应交工局”每起领运铜斤总数清册，监督秤手将捆扎好的铜包进行秤兑，既验看斤数，也验看铜块是否有“漏斩厂名、年月、姓名者”，如果存在此种情形，即“先将运员严参，并将验员交部定议”。同时对运来的铜料进行成色的划分，宽裕折算，且由“钱法侍郎督同大使抽包划验”，铜色验收的标准是“铜色以十成为则，选至九五、九成、八五、八成，亦准兑收，八成以上准作八五，八五以上准作九成，九成以上准作九五，九五以上准作十成。不及八成者，不准交纳”。对于运员来说，如果挑出所运铜斤的铜色存在八成以下，宝泉局会开具出内容为“每起所兑铜斤验收足色者若干、挑出不足者若干”的单册，注明其厂分斤数，按照总数清册中列出的衔名，“将应议各员及某员应赔分数一并咨送吏部查覆”。宝泉局监督须认真察验，“不得任令胥役混行收兑，以致高下其手”。如果有成色八成之上的铜斤没有兑收或者是有八成之下的铜斤没有挑出，一经发觉，监督会被“按铜斤数目分别议处，一千斤以上罚俸三个月，一万斤以上罚俸一年，五万斤以上降一级留任，十万斤以上降一级调用”。如果兑收出现更严重的情弊，即“倘系有意刁难，将足色之铜故行挑斥及徇情收受低潮者”，该监督会面临革职治罪的处分。

运员到京局交纳的正铜和耗铜足额交清，余铜即可自行变卖，交够关税后银钱就归入运员名下，如果运解的铜铅没有交兑完足，不敷正额，那么运员们就要对“缺者补之”，由“钱法侍郎行知坐粮厅提取余铜余铅，令解员于六日内运局兑收清楚，给予实收。如尚有挂欠，于实收内注明”。铜斤缺额的情况有时候是由沉溺等自然原因导致，有时候是因人为勒索舞弊形成的缺额情况，如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间，朱士龙将铜包六千余捆运赴该局交兑，童焕曾分给秤手银各十余两，先嘱其照常秤兑，十余秤后，即吆喝，快收秤手等默会其意，每秤约短收铜三五斤及六七斤不等”。因铜库经承童焕串通秤手舞弊，短收铜斤，以此来勒索运员，以致“自朱士龙一运起，以后爱绅等十七运均有弊混”，接连有十七运运员都短交铜斤。

兑收完毕的铜斤被储存至宝泉局局库内，即宝泉局的中厂。自雍正年间新增四厂将鼓铸职能剥离出去后，“其旧厂作为公署，但以收贮铜铅”，宝泉局原有的位于新四厂中间的旧厂即中厂就成为宝泉局收储铸币原料的仓库。

其铜料的具体储存情况，据“缘宝泉局铜斤分贮天地宇黄四库，向例每届十年派员盘查一次”的记述来看，中厂内四座仓库来分别贮藏宝泉局所需之铜料，这四座仓库分别是天字库、地字库、黄字库以及宇字库，嘉庆九年（1804）四月、五月间的两份盘查宝泉局局库铜斤的档案中有“窃臣等奉旨盘查黄字、宇字二库存贮铜斤。臣等当即查阅库册，黄字库自嘉庆四年盘库后陆续收发，截至嘉庆八年止，除开除外，应存低潮蟹壳铜九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斤十四两，应存十成铜七十六斤六两八钱五分八厘。至宇字库，自嘉庆四年盘库后并无收发，应存八成铜九十七万五千一百斤。今盘兑得八成铜九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斤，计多出铜七千七百五十斤”等记载。

还有“臣额勒布、臣初彭龄因前任监督凤麟等缘事革职，恐局贮铜斤不足，公同酌议派委满汉司员会同新任监督逐细盘兑。兹据该监督等禀称，铜斤向分四库存贮，内天字库铜斤业已陆续发炉鼓铸，核与库册应存数目相符。此外尚有地字、宇字、黄字三库存贮铜斤。查地字一库共应存十成铜十六万余斤，八成铜二百六万余斤，现经盘兑，十成铜有盈无缺，其八成铜除发炉鼓铸一百三万四千四百斤零外，仅盘过铜二十八万七千余斤，计亏短铜七十三万八千余斤，随将库册细核历年收发数目，并无不符。今历年共应存各项铜斤三百四十余万斤，地字一库竟至亏短七十三万斤之多，实堪骇异，自应将如何亏短之处彻底根究”等记载。

四座仓库之中，黄字库主要存放成色不好的“低潮蟹壳铜”，稍微地存放一些十足成色的铜料；宇字库则主要存放有八成成色的铜料；而地字库主要存放八成成色的铜料，此外还少量地存有十成铜；天字库应当是存放八成以上乃至十成成色的铜料的所在。依“黄字库…应存低潮蟹壳铜九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斤十四两”、“至宇字库自嘉庆四年盘库后并无收发应存八成铜九十七万五千一百斤”、“查地字一库共应存十成铜十六万余斤八成铜二百六万余斤”的库存铜料数额来推算，这四座仓库的存储规模很可观。

局库内常年存储数额如此之多的铸币原料，为保证库储安全，宝泉局对于局库的管理比较严格，除日常出入铜铅须记录具体的收发数目外，“宝泉局库贮铜铅点锡，十年一次，钱法侍郎饬员逐库盘查，查出盈余以备鼓铸之用，仍将查过数目报部查核”，十年一次盘查局库的规定，项盘查的规定，“自道光四年为始，每届五年盘查一次，户部与钱法衙门相间输流经理”。

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兴，“滇铜京去”路线受阻，政府重新议定章程改道解运，已经从滇省起运的铜斤未能运至京城，但又不能运回滇省，只好存放在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待江路肃清再行起运。咸丰三年（1853），中央局亟需铜斤，户部令川、楚封存铜铅改道运京，经查有周力墉、景尧春两运铜斤存于湖北省城，但此时长江下游战火未熄，船只货物仍旧不能畅行，于是议定此项铜斤由武昌船运入襄河，北抵樊城，再由樊城陆运至河南新野县地方登陆，由该处陆运，历南阳、裕州、叶县、襄城、长葛、新郑等州县至荣泽县渡黄河，历获嘉、新乡、汲淇、汤阴、安阳等县，至内黄县楚望集入卫河，然后附漕船经山东、直隶运京。

湖北省襄阳府北岸为樊城，陆运由此启程六十里襄阳县吕堰驿，六十里新野县湍阳驿，六十里南阳县林水驿，六十里南阳县苑城驿，六十里南阳县博望驿，六十里裕州赭阳驿，六十里叶县保安驿，六十里叶县滍水驿，六十里襄城县新城驿，六十里长葛县石固驿，五十五里新郑县永新驿，四十五里新郑县郭店驿，五十里郑州管城驿，四十里荣泽县广武驿渡黄河，七十里获嘉县元邨驿，六十里新乡县新中驿，五十里汲县卫源驿，五十里洪县淇门驿，六十汤阴县宜沟驿，七十里彰德府安阳县邺城驿，百十里内黄县，三十里楚望集入卫河，以上陆路驿程计一千三百五。

同治十三年（1874），岑毓英试办京铜，奏请改由“云南广南府属之剥隘取道广西百色厅，雇船运至广东省城，换轮船运至上海，又由上海运至天津，换船运至通州”。

云南承运铜斤的人员依运道分为两类，从矿厂到泸州，不论水陆，概由产地和沿途行政人员接运；从泸州到北京则向委承运官正副二人于通省丞倅停州县内由该管府道采选，出具考语保结，移送布政司衙门，并详明督抚，以府贰牧令为正，丞倅为副，按限起程。

道光末，云南所办京铜每不足数，为了保证有限的铜材顺利运抵京师，政府对运员的委派更加谨慎，为保证成功实施了近乎苛责的选拔委任制度。每起于滇省府佐州县中遴选一人委解，该运员首先要熟悉铜务且精明干练，其实缺人员由该管各上司出具考语，由道加考移司，候补人员由首府出具考语，由首道加考移司，查验属实，然后详请滇省督抚，并将该运员考语及起程日期及时上报朝廷，再行委派。如果经查验该运员与考语不符，即将出考并加考各员分别参处，另行员出考保荐酌派，再行起运。如抵局后，经钱法衙门查明该运员与原考不符，除将该运员照例查参外，仍将出考加考各员及失察之督抚一并参处。如果运官能将铜材顺利运到京师，且没有“短少核扣，程限亦无迟逾，带领引见后，知照吏部，升补选用”。

云南办运京铜，迢迢万里，沿途山高水险，沉溺、失窃等意外难免加之有沿途偷漏盗卖之事，每年损失的铜材不少，在铜材供应丰裕之时云南会及时补运，对鼓铸尚不致造成影响。道咸以来，云南铜产萎缩，每年起运京铜至多不过二百万斤，为了保障京运，政府除了严格筛选运铜委员外，还相应加大了沿途护送的力度。

铜铅未入境时，如境内有险滩，地方官需会同营汛，带领兵役并谙练水手，先在各滩伺候，以防万一，并刊刻险滩名目，于两岸插立标记，先行传知船户水手，留心趋避。铜铅船只入境后，各省督抚要委派勤干道府一员，会同滇员照料押送，并将各运起程日期，先行告知前途，计程守候交替。铜铅出入各省境内，要填写印结，将该运员出入境日期等情况上报户部。

运京铜船抵达重庆、夔州、宜昌、汉口等中转站后，运员必须按规定邀同地方官一起盘验过秤，并由各该地方官出具印结，详报督抚转咨户部、工部，“凡运员自重庆以下令上站之员将分装各船编列字号，开具每船装载斤数、块数及船身吃水尺寸、船户人等姓名，造册移知下站，按册查验，为无短少情弊即具结放行，倘船户水手中有中途逃匿者拏治”。

同治十三年（1874），岑毓英奏请改变运道后，户部再次明确了沿途督抚的职责，谕令“所有经过之广西、广东、江苏、直隶等省，…先期开列各藩镍名单进呈，每省恭候饮点一员，付候命下，…著该督抚转饬该藩镍等，务当不时查察，毋任稍有捏饰，并设局盘剥，严密护送，催趱前进，如有沉溺迟逾，及盗卖短少之弊，即惟各该省是问。…其装运铜斤轮船所经各省洋面地方，并不设局盘剥，无庸留派大员经理，如有应需水师照料之处，即由经过省份奉派之员，随时详咨前途各该督抚，及水师提督，迅速遣调，切实照料，以肃铜运”。“…此次派出之各省藩镍大员，均令自奉旨之日起，定限三年，凡滇省续办铜斤，无论何时运抵该境，均责成经理，如有升调更换事故者，即令接任之员，照前遵办，殆三年期满，再由臣部先期开单奏请简派，如此则铜运速无定期，而沿途经理之员，确有责成，庶于铜政有所裨益。一俟每年滇铜足敷运额或将来不由海道转运，即行规复旧制，……”

政府要求沿途护送的地方官员对运员违限等事件承担连带责任，如运员逾限，沿途催趱不力之地方官各按境内逾限日期多寡，分别处罚，例如原限应行四日，而行至五日以上者，专催官罚俸一年，督催官罚俸半年，行至六日以上者，专催官降一级调用，督催官罚俸一年，行至八日以上者，专催官降二级调用，督催官降一级调用，九日以上者，专催官革职，督催官降二级调用，若能上紧催趱，于未届正限之先，即已出境，并前途州县所违之限，能代为趱出者，均予记录一次。

运员沿途沉失铜材，如在瞿塘三峡、长江大湖及黄河诸险等处，准予豁免，令云南补解。如在他处沉失，运员要会同地方官，慎选船户水手，以十日为限，如限内捞获，即雇船装载归帮，如十日内不能全获，将所获者装运前进，未获者限期一年捞获。有正协运官者，留协运官，无协运官，留亲属家人，就地打捞。关于打捞的付费标准，乾隆时曾规定不分滩水深浅“统一每百斤给水摸捞费食银五钱”，道咸时期对其进行了细化“凡险滩沉溺打捞全获，水深四丈以外者，每获百斤给工费银四钱，四丈以内者给公费银三钱，水深八九尺未及一丈者给公费银一钱，水摸饭食给银四分”。限内无获，或捞不足数，将地方官于一年限内，停其升转。一年内赔完，准其开复。如逾一年赔完，免罪，不准开复，二年不完，照例治罪严追，“不足数之铜斤，运员赔七分，地方官赔三分”。

铅锡的运送交局流程与铜斤的运送交局流程在规章制度上大体相似，惟有在由厂运送至官店及由官店运送至泸州且由张家湾运至京局的运输路线以及每年运送的运数与时间上会有一些区别。

云南是产铜大省，但其地货币却并非起始即大量用铜。云南自南诏政权规定以海蚆与盐颗为法定流通货币后，这两种货币形式经过大理政权的巩固使用即根深蒂固。到元明统治时期，为了稳定和维护在云南的统治，政府入乡随俗，不得不承认了这一既成历史惯例。《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记：“（至元）十三年（1276）春正月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蚆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又“十九年（1282）九月己已，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

明朝统治云南之初即改以海蚆等为税课收入的标准物品，并不强行推广使用钱钞。《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记：“洪武十七年（1384）十二月壬子，云南左布政使张紞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漆、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记：“成化十七年（1481）十二月癸亥，定云南户口商稅等课钞法。时，所司奏：‘云南乏钞，请折收海蚆，户部定拟十分为率，三分仍征本色，其七分以海蚆，一索折钞一贯至三贯有差。’从之。”

明朝云南布政司也以海蚆为流通货币，与内地流通的钱钞等一视同仁，云南地方当局的财政收支亦以海蚆为计量单位。《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记：“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乙未，上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岷王之国云南，粮饷不敷，其王，国岁与米六百石；金银则贮之王府，钱钞、海蚆诸物则送布政司收之，以备用。’”《明英宗实录》卷八五记：“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殿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各处拖欠香料、历日纸，并云南所辖拖欠岁办差发金银、米钞、海蚆、马牛、口布，俱自正统五年（1440）十二月以前尽行蠲免。’”

明朝云南地方官府的收支、地方官员俸禄的发放，都以海蛔进行。《明太宗实录》卷十六记：“永乐元年（1403）春正月戊子，命汝南王有勋居云南大理，赐钞二万锭，海蚆十万索，锦布五百疋，禄米岁二千石，俭岁千石。”

明朝政府对云南所用海蚆也特别给予支持。《明英宗实录》卷三五记：“正统二年（1437）冬十月辛未，行在户部奏：‘云南系极边之地，官员俸除折钞外，宜给与海蚆、布、绢、缎疋等物。今南京库有海蚆数多，若本司缺支，宜令具奏，差人关支’。从之。”卷六八亦记：“正统五年（1440）六月辛未朔，行在户部奏：‘云南夏、秋税粮数少，都、布、按三司等官俸月支米一石。乞将南京库藏海蚆运去折支余俸。’从之。”

海蚆做为货币也存在币值的浮动，有升值与贬值的问题。《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记：“正统十年（1445）冬十月辛丑，户部奏：‘云南岁征税粮数少，都指挥等官俸粮本色支米外，折色支海蚆，今宜减米一石，添折色一石。旧日时每石折海蚆七十索，今米价腾涌，宜增三十索。’从之。”又卷一七九记：“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己未，重定云南文武官俸粮例，旧米一石折海蚆一百索，揆以时直，有损于官，今宜折六十索。从之。”

盐颗在云南社会经济生活中作为货币的时间也很长。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记：“黑盐，每块重二两，军民交易皆用之。”又卷二《武定军民府》记：“交易用盐，土人橪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不用海蚆。”《明英宗实录》卷八八记：“正统七年（1442）春正月辛卯，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浩言：‘各卫所造军器，官给钞市物，而云南夷民交易常用海蚆、银、盐、布货。’”

注释从略

边昱||铸币铜材简史系列（3）滇铜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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