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养活我们上大学，二婶重病，弟弟欲投奔亲妈，我拦住了弟弟

“姐，二婶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电话那头，弟弟林风的声音有点发飘，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抓不住。

我正把刚从食堂打包回来的饭盒放在书桌上，闻言，捏着筷子的手停在了半空。

“怎么样？”我问，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不太好。”林风顿了顿，那边传来一阵嘈杂，大概是在医院走廊，“医生说是尿毒症，要长期透析，或者……或者换肾。”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下，不疼，就是紧得慌，连带着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嗯”了一声，拉开椅子坐下，眼睛盯着面前那份还冒着热气的糖醋里脊。学校食堂的招牌菜，我排了十分钟队才打到，可现在，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二叔呢？”

“二叔在缴费处，医生让他先办住院手续。”林风的声音低了下去，“姐，费用很高。”

我当然知道。

我叫林岚，大三，在省城一所不好不坏的大学读会计。林风是我弟，小我两岁，刚上大一，学的是计算机。

我们俩，是二叔二婶养大的。

记忆里，关于亲生父母的印象，早就模糊成了一团雾。只依稀记得一个瘦高的背影，和一个总是带着叹息声的女人。后来听村里人说，我爸跟人跑了，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俩，实在过不下去，也走了。

那年我六岁，林风四岁。

是二叔，那个在工地上扛水泥的男人，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把我和林风从邻居家接了回去。

二叔家的房子，比我们家还破，下雨天屋里得放七八个盆接水。二婶那时候刚怀上孩子，身子很重，却还是笑着给我们煮了两个荷包蛋。

她说：“岚岚，小风，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

后来，二婶自己的孩子没保住，大出血，伤了身子，再也没能怀上。村里有长舌妇说闲话，说是我和林风这两个“拖油瓶”克着她了。

二婶听了，就堵在人家门口，叉着腰，把那人骂了个狗血淋头。那是我第一次见二婶发火，她平时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

从那天起，我和林风就管他们叫“爸、妈”，可他们总让我们叫“二叔、二婶”，说这样分得清。

其实我们心里清楚，他们就是我们的爸妈。

二叔在工地上风吹日晒，二婶在家里养鸡养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硬是把我们俩都供了出来。我考上大学那天，二叔喝了半辈子最贵的一瓶酒，抱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值了，我这辈子，值了。”

现在，这个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病了。

“姐，你在听吗？”林风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在听。”我回过神，“你先别慌，照顾好二婶，钱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看着饭盒里的糖醋里脊，胃里一阵翻涌。

我把饭盒盖上，起身走到窗边。正是傍晚，宿舍楼下的篮球场上，有男生在打球，笑闹声、拍球声，充满了年轻的活力。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可我的世界，好像裂开了一道缝。

我和林风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助学贷款加兼职凑的，我们从上大学起，就没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努力，就能让二叔二婶早点过上好日子。

可我们长大的速度，好像还是没能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

我在学校附近的奶茶店做兼职，一小时十五块钱。我立刻给店长发了消息，说接下来一段时间，只要有班，我都可以上。

我又翻出手机通讯录，看着上面为数不多的几个名字，犹豫着该向谁开口。可想来想去，大家都是学生，谁又能有多少钱呢？

那一晚，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请了假，坐最早一班车回了县里。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总是让人心里发毛。

二婶躺在病床上，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头发也白了大半。看见我，她挣扎着想坐起来。

“岚岚，你怎么回来了？学校的课不要紧吗？”

我赶紧按住她，“没事，二婶，我跟老师请过假了。”

我给她削了个苹果，她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

二叔蹲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烟头。他的背更驼了，眼窝深陷，一夜之间，仿佛又老了十岁。

“二叔。”我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是疲惫，“回来了。”

“嗯。”

我们俩就这么蹲着，谁也没说话。沉默像一张网，把我们都罩在里面，透不过气。

过了很久，二叔才沙哑着嗓子开口：“医生说，透析只是维持，想好起来，得换肾。肾源不好等，费用……更是个无底洞。”

他把手里的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像是要摁碎什么东西，“我没用，我救不了你二婶。”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拍了拍他的背，“二叔，别这么说，总有办法的。”

可我自己都不知道，办法在哪里。

晚上，林风把我拉到医院楼下的一个小花园里。

秋天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刮。

“姐，”林风低着头，踢着脚下的石子，“我……我想去找我妈。”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他抬起头，眼睛在路灯下亮得有些吓人，“我说，我想去找我亲妈。我打听到了，她后来嫁得不错，在市里开了家服装店，生意挺好的。她……她应该有钱。”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林风，你疯了？”我压低声音，但语气里的火气藏不住，“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是谁？她是在我们最需要她的时候，扔下我们走掉的人！”

“可她是我妈！”林风的调门也高了起来，“她生了我们！现在二婶病了，需要钱，我们去找她帮忙，有什么不对？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二婶……”

“闭嘴！”我打断他，“二叔二婶养了我们十几年，现在二婶病了，你想的不是怎么自己想办法，而是去找那个不相干的人？”

“她怎么就不相干了？没有她哪有我们？”林风梗着脖子，一脸的倔强，“姐，你就是太固执了。我们去求她，就算她不认我们，看在血缘的份上，借我们一点钱总可以吧？这比我们到处去借钱求人强！”

我看着他，觉得他陌生得可怕。

“不可能。”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让你去的。你要是敢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

这是我第一次对林风说这么重的话。

他愣住了，眼圈慢慢红了，“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是为了给二婶治病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求她吗？我也是没办法！”

“办法是人想的，不是去走那条最容易、也最不要脸的路！”我气得浑身发抖，“你忘了二婶是怎么对我们的吗？你忘了二叔为了我们，夏天在工地上中暑晕倒过多少次吗？他们的恩情，你拿什么还？现在你要为了钱，去打他们的脸？”

“这不是打脸！这是救命！”

“这是懦弱！”

我们俩在小花园里，吵得面红耳赤。这是我们长这么大，第一次吵得这么厉害。

最后，林风红着眼睛，瞪着我，吼了一句：“你不可理喻！”

然后，他转身跑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

我蹲下身，把脸埋在膝盖里。

我何尝不知道家里的困境，何尝不知道钱的重要。可是，那个人……那个被称为“妈妈”的女人，是我心里的一个疤。

我比林风大两岁，我记得的事情比他多。

我记得那个女人是怎么在深夜里收拾包裹的，我记得她临走前，只是摸了摸我们俩的头，一句话都没说。

我记得她走后，我和林风是怎么饿得哇哇大哭。

我记得邻居家的孩子指着我们骂“没妈的野孩子”时，林风是怎么哭着扑上去跟人打架，被人按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

是二婶，把哭得喘不上气的林风搂在怀里，一边给他擦药，一边掉眼泪。

她说：“不哭，小风不哭，有二婶在，谁也欺负不了你们。”

这些事，林风可能忘了，或者在他四岁的记忆里，根本就没留下什么痕迹。

可我记得，一清二楚。

那份被抛弃的恐慌和羞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十几年。现在，我的亲弟弟，为了钱，要把这根刺拔出来，再去那个抛弃我们的人面前，卑微地乞求。

我做不到。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的问题。是二叔二婶用十几年的血汗，为我们挣来的尊严。

我不能让林风把它踩在脚下。

回到病房，二叔已经趴在床边睡着了。二婶还在输液，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询问。

“跟小风吵架了？”

我摇摇头，勉强笑了笑，“没有，跟他说了点学校的事。”

二婶叹了口气，“岚岚，别怪小风。他也是心里急。你们俩，要好好的。”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林风陷入了冷战。

他不再跟我商量任何事，只是默默地守在医院，有时候会一个人出去很久才回来。我知道，他肯定是在想办法联系那个人。

我心里又急又气，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开始疯狂地找兼职。家教、发传单、餐厅服务员，只要能挣钱，多累的活我都干。我把自己的生活费压到最低，一天只吃两个馒头。

我还试着给大学时候的几个老师打了电话，想问问能不能预支一些奖学金或者申请困难补助。老师们都很同情我，帮我递交了申请，但流程走下来，也需要时间。

远水解不了近渴。

二婶的透析开始了，一周三次，每次都要花不少钱。医院的催款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二叔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那头养了快一年的猪，那几只下蛋的母鸡，还有那台看了十几年的旧电视。

他甚至回老家，挨家挨户地去借钱。

以前在村里，二叔是出了名的硬汉，从不求人。现在，为了二婶的病，他把自己的腰弯到了尘埃里。

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和鬓边新增的白发，心如刀割。

有一天晚上，我从兼职的地方回来，路过医院的缴费窗口，看到二叔正把一堆零零散散的钱递进去，有一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硬币。

收费的护士大概是见多了，也没不耐烦，就那么一张一张地数。

二叔佝偻着背，站在窗口，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坚持，开始动摇了。

尊严？在生命面前，尊严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如果林风说的是对的呢？如果那个人真的愿意帮忙，是不是二婶就能少受很多罪？二叔也不用这么辛苦？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滋长。

我开始恨自己的无能。我读了那么多书，可是在现实面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开始理解林风了。

他不是不懂感恩，他只是太害怕了。他害怕失去二婶，这个世界上最疼他的人。他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最快的捷径，哪怕那条路充满了屈辱。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找林风说话。

“你……联系上她了吗？”我问得有些艰难。

他正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发呆，听到我的声音，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她怎么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林风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我。

手机屏幕上，是一段微信聊天记录。

林风的头像是个篮球明星，他发的第一句话是：“你好，请问是许静女士吗？”

对方回得很快：“你是？”

“我叫林风，我……”

“我知道你是谁。”

这简单的五个字，让我浑身一冷。

林风接着发：“我……我有点事想求你。我养母病了，很严重，需要很多钱做手术……”

他把二婶的病情和家里的困境，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发了过去，语气近乎哀求。

我能想象到，他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过了很久，对方才回了一句。

“需要多少？”

林风报了一个数字。

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就在林风以为不会再有回复的时候，对方发来了一段语音。

林风按了播放，一个陌生的、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女声传了出来：“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这笔钱？当年我走的时候，你们爸已经把家里掏空了，我一分钱都没带走。这些年，我在外面吃多少苦才有了今天，你一句话就要拿走？”

“你们有手有脚，自己去挣。别来找我，我没有钱给你们，以后也不要再联系我了。”

语音结束了。

聊天记录也到此为止。

我拿着手机，手抖得厉害。

林风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坐到他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他没有哭出声，但那种压抑的、绝望的抽泣，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

“姐，”他哽咽着说，“我错了。我真傻。”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拍着他的背。

原来，我们所以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来，血缘，有时候真的薄如蝉翼。

那一刻，我心里对那个女人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也好。

至少，林风看清了。

我们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我们自己，和身后这对善良的、把我们视如己出的养父母。

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把林风彻底浇醒了。

他不再提去找亲妈的事，整个人都沉静了下来。他开始跟我一样，没日没夜地去做兼职。他在饭店后厨帮工，洗盘子洗到手都泡白了。他还去工地上扛沙袋，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我们把挣来的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交到二叔手里。

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我们想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扛。

日子在透析、兼职和筹钱中，一天天过去。

二婶的精神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她会拉着我们的手，说：“苦了你们了。等我好了，给你们做好吃的。”

每当这时，我和林风都会笑着点头，然后转过身去，偷偷抹掉眼泪。

我们都知道，换肾是唯一的希望。

可是，钱从哪里来？肾源又在哪里？

就在我们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二叔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当护士长。她听说了二婶的情况，帮我们联系了一位肾病方面的专家。

我们带着二婶所有的病历，去了市里。

专家看了之后，说情况虽然严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说医院现在有新的政策，对于家庭困难的重症患者，可以申请专项医疗救助基金，能减免大部分手术费用。

至于肾源，他说可以先做配型登记，排队等着。同时，直系亲属之间也可以做配型，成功率会更高。

我和林风，还有二叔，都毫不犹豫地要求做配型。

二叔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第一个被排除了。

剩下的，就是我和林风。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们三个人都紧张得手心冒汗。

医生拿着报告单，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风，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林岚，你的配型，成功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随即，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涌了上来。那不是害怕，也不是激动，而是一种……宿命般的平静。

好像，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

我终于，可以用一种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了。

林风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冲上来抓住我的胳膊，一个劲地摇头，“不行！姐，不行！你是个女孩子，你怎么能做这种手术？对你身体伤害太大了！用我的！医生，你再看看，用我的！”

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小伙子，你的配型不成功，这个是科学，勉强不来的。你姐姐的身体素质很好，手术的风险我们会降到最低，术后好好休养，对将来的生活影响不大。”

二叔也红了眼眶，他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他只说了三个字：“好孩子。”

我笑着对他们说：“没事，我不怕。能救二婶，比什么都重要。”

手术的日子定在一个月后。

这一个月里，我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二叔和林风什么都不让我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想把我养得胖一点。

林风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冲动、有点天真的大男孩了。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医院的陪护工作，话变得很少，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他看我的眼神里，有心疼，有敬佩，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男人的担当。

手术前一天晚上，林风给我打了一盆热水，非要给我洗脚。

我拗不过他，只好由着他。

他蹲在我面前，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脚放进盆里，那动作，温柔得不像话。

“姐，”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对不起。”

“傻瓜，说什么呢？”

“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想去找她，不该跟你吵架。”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那时候就是害怕，我怕二婶没了，我怕这个家散了。我就是个胆小鬼。”

我摸了摸他的头，就像小时候他被人欺负了，我安慰他那样。

“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害怕。其实，我也怕。”我说，“但是小风，我们不能只活在害怕里。我们得学着去面对，去承担。因为我们长大了，该我们来保护这个家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泪掉进了水盆里，漾开一圈小小的涟漪。

“姐，你放心。以后，我来保护你和二叔二婶。”

我笑了。

我知道，我的弟弟，真的长大了。

手术很成功。

我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天，才转到普通病房。

醒来后，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二婶怎么样？”

林风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二婶也很好，手术非常顺利，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我松了一口气，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软了。

我的病房和二婶的病房挨着。我们俩成了整个楼层最特殊的病友。

二叔和林风两头跑，忙得脚不沾地，但他们脸上的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

出院那天，天气特别好。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暖洋洋的。

二婶的气色好了很多，虽然还很虚弱，但眼睛里已经有了光。

她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岚岚，我的好孩子，二婶这辈子，欠你太多了。”

我摇摇头，笑着说：“二婶，你给了我一条命，现在，我还你一条命，我们俩，扯平啦。”

一家人都笑了。

那笑声里，有泪水，有心酸，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来的希望。

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听说你给你养母捐了肾，手术还顺利吗？我给你卡上打了二十万，密码是你的生日。算是我……对你们的一点补偿。以后，好好生活吧。”

我看着那条短信，愣了很久。

是她。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消息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许是听说了什么风言风语，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原因已经不重要了。

我把手机递给二叔看。

二叔看完，沉默了半晌，然后把手机还给我。

“岚岚，这钱，你自己决定。”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五味杂陈。

二十万，对于现在的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它可以还清我们欠下的债务，可以让二婶得到更好的术后调养，可以让二叔和林风不用那么辛苦。

可是……

我想起林风给我看的聊天记录，想起那个女人冷漠决绝的语音。

我想起二叔为了几百块钱，跟人磨破嘴皮子的样子。

我想起我和林风啃着馒头，计算着下一顿饭钱的夜晚。

这笔迟来的、带着施舍意味的“补偿”，我能心安理得地收下吗？

我把那张银行卡的信息，和那条短信，都删除了。

然后，我用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两个字。

“不用。”

发完，我把那个号码也拉黑了。

林风坐在我旁边，看到了我的操作。他什么也没问，只是朝我伸出了拳头。

我笑着，用自己的拳头，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

我们都明白，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我们穷，但我们不廉价。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补偿，我们失去的，会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挣回来。

回到家，看着那间虽然简陋但却充满了温暖的小屋，我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二叔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二婶的房间里，换上了新的被褥。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屋子里的灰尘都照得清清楚楚，它们在光束里跳跃着，充满了生命力。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但又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们一家人，经历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差点把我们的小船掀翻。

但我们挺过来了。

我们每个人，都变了。

二叔的腰板，好像又挺直了一些。他不再整天愁眉苦脸，开始琢磨着等二婶身体好利索了，就去镇上开个小小的修车铺。

二婶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她开始研究各种有营养的菜谱，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我们把她做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林风，他像一棵被暴雨洗礼过的小树，枝干变得更加坚韧。他申请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和工作，他说，他要拿最高的奖学金，他要早点毕业，挣钱养家。

而我，躺在床上养身体的时候，想了很多。

我想，什么是家？

家，不是一个有血缘关系就能定义的地方。

家，是那个在你摔倒时，会毫不犹豫向你伸出双手的人。

家，是那个在你生病时，愿意为你倾其所有，甚至付出生命的人。

家，是那个无论你走多远，心里永远都为你留着一盏灯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叔二婶，就是我和林风的家。是他们，用十几年的爱和付出，为我们重建了一个家。

这个家，或许不富裕，或许很平凡，但它坚不可摧。

至于那个给了我们生命的人，我不想再去怨恨，也不想再有任何牵扯。

她有她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路。

就像两条相交后又渐行渐远的直线，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结局。

半年后，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我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又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我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而学习，我心里装着一个家。我知道，我的肩膀上，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但这责任，不是负担，而是甜蜜的动力。

周末，我没有去做兼职，而是和林风一起，坐车回家。

我们回去的时候，二叔正在院子里捣鼓一辆旧三轮车，二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择菜。

看到我们，他们俩脸上的笑容，比天上的太阳还要暖。

“回来啦！”

“嗯，回来了。”

我走过去，从二婶手里接过菜篮子。林风则跑到二叔身边，帮他递工具。

院子里，是三轮车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是我们和二叔二婶的说笑声。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眼前这幅画面，心里忽然觉得，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幸福的模样。

生活给了我们一手烂牌，但我们没有认输。

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一家人在一起，用心打下去，就总有赢回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