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单干，古来皆有！从北魏均田制看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迁！

在南北朝那个风云变幻、战火纷飞的时代，中华大地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与动荡之中。北方地区，更是成为了战争的重灾区，历经无数次的政权更迭和残酷的兵燹之灾。

长期的战乱，就像一场无情的风暴，彻底改变了北方的社会面貌。大片的土地因为无人耕种而逐渐荒芜，曾经肥沃的田野变得杂草丛生，一片衰败之景。大量的人口或在战争中丧生，或被迫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成为了四处漂泊的流民 。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许多地方都沦为了荒无人烟的无人区，或者变成了放牧牲畜的草场。据史书记载，当时 “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社会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生产严重衰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魏政权于公元 386 年崛起，历经多年征战，在公元 439 年终于统一了北方。然而，摆在北魏统治者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亟待恢复的社会。如何让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恢复农业生产，成为了北魏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同时，土地兼并现象在当时也极为严重，豪强地主和拓跋贵族凭借着自身的权势，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客或流民，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北魏政府在借鉴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于公元 485 年，也就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毅然颁布了均田令，正式推行均田制。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国家将掌握的无主荒地和部分官田，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在获得土地的同时，需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租税，并承担相应的徭役和兵役 。均田制的推行，就像是一场及时雨，为陷入困境的北方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土地，让他们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也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均田制的土地分配规则，就像是一幅精心绘制的经济蓝图，细致而又严谨，对不同人群和土地类型都作出了明确且详细的规定 。

在露田的分配上，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中的休耕需求。规定男子年满十五岁以上，便可受露田四十亩，妇人则为二十亩 。考虑到土地需要轮种以保持肥力，露田会加倍或加两倍授给，这就好比为土地的可持续发展上了一道保险。并且，露田有着严格的归属规定，它严禁买卖，就像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拴在国家手中。当受田者年老免课或者身死之时，露田必须归还给国家，以便重新分配给其他需要的人，确保土地资源能够在民众间合理流转，不被少数人长期垄断。

桑田则如同家族传承的珍宝，具有独特的性质。男子每人可获桑田二十亩，这是一份可以终身拥有且能传至子孙后代的产业，成为了家族延续的物质基础。桑田不仅是土地，更是一种责任的象征，因为它必须按照规定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树、榆树和枣树，这些树木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是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桑田的买卖方面，有着特殊的许可，当桑田的数量超过应得份额时，超出部分可以卖出；而如果不足份额，也可以通过购买来补足，这种有限度的买卖规定，既保证了农民对桑田的基本权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活动的灵活性。

在产麻地区，土地分配又有了新的安排。男子可受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其还授办法与露田相同，在保证粮食种植用地的同时，也满足了当地对麻类作物的种植需求，维持了地区产业的多样性。

北魏时期的奴婢和耕牛，也在均田制的体系中有了明确的受田规定。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这一规定看似赋予了奴婢一定的土地权益，但实际上，由于奴婢依附于主人，这些土地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主人手中，更多的是增加了主人的土地占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不平等。耕牛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受到了重视，每头牛可受田三十亩，但限制在四头牛，这是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确保耕牛与土地资源能够相互匹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对于官吏，均田制同样考虑到了他们的需求。按照官职的高低，给予不同数量的公田，刺史可得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这些公田就像是他们在任期间的工作福利，土地的收益可以作为他们俸禄的补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待遇。但这种福利也是有条件的，离职时必须将公田移交给下任，严禁转卖，以保证公田资源能够持续为任职官吏服务，避免了公田的私有化和滥用。

在土地还授的时间安排上，均田制也有着严格的规定，统一确定在每年的正月。这就像是一场有条不紊的土地交接仪式，所有涉及土地还授的事务，包括身死和买卖奴婢、耕牛所引发的土地变动，都要在次年正月进行，确保了土地管理的有序性和规范性，让土地分配的调整能够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上统一完成，便于政府进行管理和统计 。

北魏推行均田制，绝非偶然，而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困境下，做出的必然选择，每一个因素都紧密交织，共同推动着这一制度的诞生。

从经济层面来看，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迫在眉睫 。在那个时代，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根基所在，自耕农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封建赋税和力役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然而，十六国时期的北方，长期深陷战火的泥沼，战争的残酷使得土地大量荒芜，曾经肥沃的田野变得杂草丛生，农业生产遭受重创，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

大量人口在战乱中丧生或流离失所，自耕农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社会上的浮游人口，四处漂泊，居无定所 。正如史书记载：“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北魏政府深知，若想恢复农业生产，重振国家经济，就必须大力扶持小农经济，让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紧密结合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是为农民提供土地，均田制的推行，正是为了满足这一迫切的经济需求 。

在政治上，均田制的推行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那就是限制豪强地主和拓跋贵族的土地兼并与荫占依附人口 。在当时，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凭借着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大肆兼并土地，他们建立起一个个坞堡，形成了独立的小王国 。这些坞堡不仅隐匿了大量的户口，“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还强迫这些隐户成为自己的佃客、部曲，为其耕种土地、服兵役，严重削弱了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 。

同时，拓跋贵族也不甘示弱，广占土地，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出现了 “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 的局面 。贵族、地主大量荫占依附人口，导致 “荫附者皆无官役”，国家的赋税收入大幅减少，严重影响了北魏政权的财政稳定和政治统治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北魏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争取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均田制的出台，无疑是一次有力的政治尝试，旨在重新平衡土地分配，加强国家对人口和土地的掌控，巩固北魏政权的统治基础 。

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是北魏推行均田制的重要原因 。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虽然有所缓和，但阶级矛盾却日益尖锐 。北魏初期，赋役繁重，贵族地主又大肆兼并土地，使得许多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逃亡 。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活陷入困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阶级矛盾一触即发 。据记载，从孝文帝即位到均田令颁布前夕的短短 15 年时间里，就爆发了 20 多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如星星之火，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严重威胁到了北魏政权的稳定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形势，北魏政府认识到，若想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均田制的实施，为农民提供了获得土地的机会，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为北魏政权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

北魏开创的均田制，就像一颗播撒在历史长河中的种子，在后续的北齐、北周、隋朝以及唐朝前期，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与演变，在不同朝代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面貌。

北齐的均田制，在继承北魏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微却关键的调整 。在露田分配上，北齐取消了北魏的倍田规定，丁男受露田八十亩，丁妇四十亩 ，一夫一妇受田总数为一百四十亩，这种调整简化了土地分配的计算方式，使得土地分配更加直观明了 。麻田的规定也与北魏有所不同，在不宜种桑的地方，丁男受麻田二十亩，且麻田和桑田一样，都成为了永业田，无需交还国家，这一变化赋予了农民对麻田更稳定的所有权，有利于鼓励农民在这些地区种植麻类作物，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

在受田奴婢数量的限制上，北齐展现出了与北魏的显著差异 。北魏对受田奴婢数量未作限制，而北齐则根据身份地位，对受田奴婢数量进行了严格的限定 。亲王最多可拥有三百名受田奴婢，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 。这种限制旨在抑制贵族阶层通过大量荫占奴婢来扩充土地占有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压力，调整了社会的土地分配格局 。

耕牛受田数量也有所变化，北齐规定每头耕牛受田六十亩，相比北魏的三十亩有所增加，这反映出北齐对耕牛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希望通过增加耕牛的受田数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北齐还规定官吏和老百姓开垦的土地归其私有，这一政策激发了人们开垦荒地的积极性，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土地还授时间上，北齐将其定在每年十月，与北魏的正月不同，这种时间上的调整可能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季节、气候条件以及行政管理的需要等多种因素有关 。

隋朝的均田制，在文帝时期，基本延续了北齐的办法 。然而，炀帝即位后，对均田制进行了重大变革，规定妇女和奴婢不再受田 。这一举措背后，或许有着多重考量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加，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减少受田对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分配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有关，妇女和奴婢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改变 。

隋朝官吏的受田制度与前代相比，有着较大的创新，不仅有职分田，用于保障官吏在任期间的经济收入，还有永业田，使官吏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私有土地，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积累，以及公廨田，用于满足官署的办公费用需求 。从诸王到都督，都根据品级高低，被授予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多者可达一百顷，少者四十亩 。京官和外官也都按照品级，分别授予相应的职分田 。内外官署还获得了公廨田，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隋朝的官吏受田体系，提高了官吏的待遇和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和调配 。

唐朝前期，均田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展现出更为丰富和细致的内容 。在受田对象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一方面，减少了一般妇女（寡妻妾除外）、部曲、奴婢和耕牛的受田资格，这反映出唐朝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劳动力和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 。另一方面，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的受田资格，这体现了唐朝对宗教群体和工商业的重视，也为这些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宗教文化和工商业的发展 。

受田数量也有了新的规定 。18 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 。老男、笃疾、废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如果这些人是户主，每人还可额外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 。杂户受田与百姓相同 。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则减百姓之半 。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 。这些细致的规定，充分考虑了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和社会地位，使土地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

唐朝对土地买卖的规定更为宽松 。北魏均田制下，永业田只有在不足或有余时才可以买卖 。北齐、隋朝虽略有放宽，但限制依然较多 。而唐朝均田制规定，不但永业田、赐田可以买卖，口分田在迁居或卖为园宅、碾、邸店时也可以买卖 。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土地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 。然而，这种宽松的土地买卖政策，也为土地兼并埋下了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对均田制的稳定运行产生了冲击 。

均田制，这个在历史长河中闪耀了近三个世纪的土地制度，最终还是在唐朝中叶走向了崩溃，就像一座历经风雨的大厦，在多种因素的冲击下，轰然倒塌 。

国有土地的日益枯竭，成为了均田制崩溃的首要物质因素 。唐朝初期，天下初定，人口相对稀少，国有土地资源较为充裕，为均田制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逐渐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长 。据记载，武德年间，全国户数仅 200 多万；而到了天宝十四载，户数已飙升至 800 多万 ，短短百余年，户数增加了两三倍 。人口的迅猛增长，使得对土地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但土地的开垦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田亩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 。

均田制规定永业田归私人所有，不再交还国家，这就如同从国有土地的大蛋糕上切下了一块，且这块蛋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更是让大量国有土地通过各种途径转化为私有土地 。贵族、官僚凭借权势兼并土地，富商大贾利用财富购买土地，普通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也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不敷分配的情况日益严重 。原本用于均田的土地变得稀缺，均田制失去了继续推行的物质条件，就像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 。

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如同一场凶猛的风暴，彻底打破了均田制下的土地格局 。唐朝政府对土地买卖限制的放宽，本意或许是为了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却在实际上为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贵族、官僚、富商等特权阶层，凭借着自身的财富和权势，大肆兼并土地 。他们通过强买强卖、欺诈掠夺等手段，将大量农民的土地纳入自己的囊中 。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陷入了贫困和破产的境地 。

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均，从根本上动摇了均田制的根基 。均田制所追求的 “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现实的土地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佃农，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要么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四处漂泊，居无定所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均田制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摇摇欲坠 。

大量农民的破产逃亡，使得户籍混乱不堪，这也成为了均田制无法继续推行的重要原因 。在均田制下，农民虽然名义上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但实际上受田普遍不足 。然而，赋税却并未因此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繁重 。唐朝中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们不仅要缴纳田赋、户税等常规赋税，还要承担各种临时性的杂税和徭役 。沉重的赋税负担，让农民们不堪重负，生活陷入了绝境 。为了逃避赋税，农民们纷纷选择逃亡 。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隐姓埋名，四处流浪 。大量农民的逃亡，导致户籍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

户籍是均田制实施的重要依据，通过户籍，政府可以了解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土地的占有情况，从而进行合理的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 。但随着农民的大量逃亡，户籍上的人口与实际人口严重不符，土地的登记情况也变得混乱不堪 。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土地和人口的真实信息，均田制也就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均田制的实施变得困难重重，最终只能走向崩溃 。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给了均田制致命一击 。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使得北方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大量的农田被荒废，农民流离失所 。社会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 。在战乱的冲击下，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均田制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唐朝政府在忙于平叛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无暇顾及均田制的推行和维护 。均田制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