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溃坝惨案:17死129失踪,一场本可避免的人祸
发布时间:2025-09-24 18:06 浏览量:3
核心提要
1. 台湾花莲县堰塞湖,在“桦加沙”导致的持续暴雨冲击下,发生致命性溢流并迅速溃决。至24日中午的数字,共造成17人死亡、34人受伤,另有129人下落不明。
2. 早在7月21日,台风“韦帕”过境期间,马太鞍溪上已形成了一座巨型堰塞湖。这一重大地质隐患自形成之初就已被发现,并立即引发关注。但至今为止,除了一次小范围疏散外,台当局及相关部门其余所有行动都停留在“开会、调研、评估、制定方案”的循环中。
3. 事件发生后,台当局的应急响应失灵,针对堰塞湖可能溃决的预警未及时传达,许多民众毫无准备;消防部门由于道路被毁、通讯中断,救援力量难以快速抵达核心灾区;民进党、国民党则急于互相撇清关系。
现场画面令人窒息:浑浊的泥流灌入街道,水深一度高达数米,一层楼高的民宅被完全夷平;大量汽车被卷走漂浮,甚至包括多辆用于救灾的台军军用卡车;
居民被迫爬上屋顶避难,有妇人腰部以下浸在水中,只能死死抱住柱子以防被冲走。
据花莲消防局统计,截至当晚7时,已有至少2人死亡、3人失联,263人被困。到24日清晨,伤亡数字急剧攀升,至24日中午的数字,是确认造成17人死亡、34人受伤,另有129人下落不明。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该地的敦厚路、佛祖街发现罹难者人数最多,多数为年长者,罹难点多半在一楼(地面),初步研判为撤离不及。
目前大水已退去,但街道仍充满泥泞土石,救难人员持续艰难地逐户搜寻,最终死亡人数仍待厘清。
搜救人员在泥泞中逐户排查,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但129名失踪者生还希望渺茫,凶多吉少。
更令人心惊的是,这场灾难尚未结束。根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最新通报,此次溃决释放的水量仅占堰塞湖总蓄水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仍有超过3000万吨的高危积水悬于上游。
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其根源绝非纯粹的“天灾”,而是长达两个多月的行政怠惰、风险误判与系统性治理失效所酿成的巨大人祸。
早在2025年7月21日,即台风“韦帕”过境期间,因上游林地大规模崩塌,土石阻塞河道,已在马太鞍溪上形成了一座面积达140公顷、蓄水量约8600万至9100万吨的巨型堰塞湖。这一重大地质隐患自形成之初就已被发现,并立即引发关注。
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灾难爆发,台湾各级部门的表现堪称一场荒诞的“会议救灾”闹剧:
7月底,相关部门曾派直升机进行空中勘察,确认了堰塞湖的存在,但此后再无实质性行动。
8月6日,"水利署"花莲分署邀集下游单位召开防灾分工协调会,议题空泛,未形成排险方案。
8月7日,"林业保育署"廖姓副署长亲赴现场开会,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
8月13日,当媒体追问处理进展时,官员仅以"努力解决"敷衍回应。
8月28日,"水利署"召开河道疏浚协调会,达成9月底前疏浚60万吨的目标,但这对于总量近亿吨的堰塞湖而言,杯水车薪,且从未真正执行。
9月18日,在灾难迫在眉睫之际,国民党阵营的花莲县长徐榛蔚(女,其丈夫傅崐萁也曾长期担任花莲县长)竟带领"县府团"前往日本、韩国"考察"如何排险,上演了一场"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政治作秀。
9月19日,气象部门已预测"桦加沙"将侵袭花莲,但当局仍未采取任何紧急排险措施;同日,专家共识将“最可能情境”由极端溃坝改为“晴天溢流、下切约50公尺”的冲刷型事件,并依此调整避难疏散策略。
9月22日,县政府报告称堰塞湖将于24日有溢堤危机,仅启动部分撤离,依然拒绝实施工程干预。
回顾这两个月,除了组织一次针对230多户、630多人的小范围疏散外,其余所有行动都停留在“开会、调研、评估、制定方案”的循环。
相关部门轻率地评估称:“若无豪雨,堰塞湖将在10月中旬自然溢流,目前无立即溃坝危险。”
当灾难真正降临时,台湾当局的应急响应也暴露出严重问题。尽管气象部门发布了台风警报,但针对堰塞湖可能溃决的具体、分级预警并未及时传达给下游居民。
许多民众对即将发生的灭顶之灾毫无准备,甚至有人以娱乐心态看待台风,延误了最佳撤离时机。
溃坝发生后,虽然消防部门迅速响应,但由于道路被毁、通讯中断,救援力量难以快速抵达核心灾区。
桥梁损毁导致交通中断,救援主要依赖直升机和橡皮艇,效率大打折扣。更令人痛心的是,有急病患者因被洪水围困无法及时送医而不幸身亡,反映出应急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的脆弱性。
灾难尚未结束,台湾当局内部的相互推诿和甩锅大戏已然上演。国民党地方县政府、民进党省级“中央”部门、行政院之间互相指责,将责任归咎于对方。
民进党、国民党则急于互相撇清关系,而亲绿媒体更是充当“洗地”工具,试图把这场彻头彻尾的人祸包装成“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掩盖其长期渎职的事实。
花莲堰塞湖溃坝事件,是台湾地区防灾减灾体系全面崩溃的集中体现。首先,是风险识别与管理机制的彻底失败。对于如此庞大且已知的地质隐患,缺乏动态监测和主动干预的制度安排,寄希望于“不会下雨”的侥幸心理,而非科学决策。
其次,是基础设施抗灾能力薄弱。山区关键设施的设计标准是否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复合型灾害,值得拷问。马太鞍溪桥在洪峰冲击下瞬间被摧毁,加剧了人员伤亡和救援难度。
最后,是社会韧性不足。政府的危机沟通与强制疏散机制不够精准有力,公众的风险意识也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