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临终遗命恢复殉葬，不是冲动之举，而是洪武朝的必然收尾

朱元璋临终前，给后宫留下了一道残酷遗命，未生育的妃嫔全部殉葬，这道命令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他用整个洪武朝的行事逻辑铺就的制度伏笔，明朝殉葬制度的种子，早在他登基之初就已埋下。

1368年正月初五，刚登基的朱元璋对着翰林儒臣们拟定了太庙祭器的规制。

他没有拘泥于前代的古籩豆之礼，反而援引孔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要求宗庙的器用、服御必须和活人日常所用一致。

老实讲，这种要求远超常规祭祀的范畴：银器要鎏金，酒壶、漆盘按固定数量制备，甚至衣架、枕席、箱子、帷幕乃至浴室都一应俱全。

这背后藏着他对死后世界的掌控欲，生前拥有的一切，死后必须完整延续，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侍奉左右的人。

器物要“如事生”，人自然也得跟上，朱元璋对女性的态度，从他早年的行事里就能看出清晰轨迹。

据洪永年间刘辰编撰的《国初事迹》记载，他亲征婺州时，有人进献一位能作诗的女子，他当即以“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为由将女子斩除，目的是杜绝此类进献。

后来叶国珍陪饮时让朝妓换华丽衣服混坐，他不仅将歌伎鼻尖劓去，还把叶国珍与妓妇连锁，理由是“不遵分别贵贱”。

李文忠在严州私纳娼妓，他直接诛杀娼妓，仅放过李文忠本人。

搞不清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不近女色”，其实这些行为都透着对女性的轻贱，在他眼中，女性要么是可能干扰政事的“祸水”，要么是必须严守等级的“器物”，绝无独立人格可言。

他对女性的严苛，根源藏在对元朝灭亡的反思里，朱元璋曾多次提及，元顺帝后宫秽乱，后妃、宫女私通外臣、勾结僧道，礼法荡然，这是元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1358年，他召见儒士范祖幹时，对方提出“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他深以为然，将“严宫闱”视作“齐家”的核心。

洪武元年三月，他刚登基就命翰林儒臣修女戒，明确“嬪嬙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櫛，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

洪武三年册封诸妃时，他更是制定详细令典：皇后只能管宫中事务，宫门之外毫发不得干预；宫嫔日常用度需尚宫奏请、内使监覆奏方可领取；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等事，禁令尤为严苛。

这些制度还不够，他要的是时刻可见的警示，洪武五年，工部被命铸造红色铁牌，上面镌刻戒谕后妃的言辞，字用金饰，直接悬挂宫中。

儒臣钱唐曾劝谏宫中不宜悬挂武后图，起初他颇为不悦，让钱唐在午门外候罪一整天，后来醒悟过来，不仅立刻撤去画像，还赐给钱唐饭食。

如此看来，他对“牝鸡司晨”的警惕已经深入骨髓，哪怕是一幅画像，都被视作可能动摇秩序的隐患。

对宫外女性立了“守节”的规矩，宫内的妃嫔自然也有他的“道德标准”。

洪武十七年，安陆侯吴复去世，其妾杨氏自缢殉夫，朱元璋专门追赠她为“贞烈淑人”，在诰文中称赞她“身徇大义，志操如秋霜劲柏”。

两年后，指挥使费愚的妾朱氏殉夫，同样被追赠“贞烈德人”。

本来想只看这些表彰的表面意义，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在铺垫一种价值观，女性为男性殉死是“大义”之举，值得被褒扬。

这种导向并非偶然，他早在建国前就曾赏赐节妇松氏，建国后更明确规定：30岁前夫亡守志、50岁后不改节的寡妇，可获旌表门闾，本家差役也能免除。

到了洪武十六年，他甚至禁止官员为再嫁的妻子请封，从制度上堵死了“改嫁”的正当性，可即便规矩定得再严，朱元璋的后宫还是出了乱子。

洪武十七年，他怀疑锦衣卫秦指挥有乱宫之举，直接将其斩杀，胡妃上前劝谏“深宫严禁，安有此事”，盛怒之下的他连胡妃也一并杀死。

更严重的是，胡妃的父亲豫章侯胡美，被查出曾两次潜入宫禁，其女婿和两个儿子早已勾结内臣在宫中潜伏两年有余。

事发后，胡美被赐自尽，子婿全部被处死，宫中数千宫女、内监也遭牵连诛杀，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又因儿子周骥多次潜入宫中为非，被连坐赐死。

这些案子戳破了他“齐家”的假象，也让他对后宫的控制欲变得更加病态。

诛杀宫人、赐死勋贵，本质上是用暴力维护他心中的“宫闱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核心，就是女性必须绝对服从、不能有任何“僭越”。

晚年的朱元璋，把这种病态的控制欲用到了极致，殉葬成了他最后的“保险”，他担心自己死后，后宫妃嫔会重蹈元顺帝后宫的覆辙，更怕这些女性成为新的“祸乱之源”。

据记载，他曾假意让宠爱的李淑妃与兄长告别，实则暗示其殉葬，李淑妃识破了这种虚伪，拒绝见兄长后直接自缢。

他事后还对李氏兄弟解释，称此举是为了“避免淑妃日后酿出武后之祸”。

很显然，这不过是借口，他真正要的，是把这些“附属品”彻底掌控在自己手中，哪怕是死亡，也不能让她们脱离自己的支配，朱元璋首开的殉葬恶例，并没有随他去世而终结。

朱棣登基后，延续了父亲的做法，将自己的妃嫔殉葬；朱高炽同样遵循此例，让后宫不少女性殒命。

就这样，原本只是朱元璋个人意志的产物，经过两代帝王的继承，逐渐变成了明朝前期不成文的宫廷制度，明朝殉葬制度的形成，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

“事死如事生”的认知给了它理论支撑，对前元“女祸”的警惕让它有了现实借口，对女性的轻贱与规训为它铺垫了社会基础，而晚年对后宫秩序的病态焦虑，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因素拧在一起，最终催生了这一野蛮制度。

朱元璋或许觉得自己为后代铲除了“隐患”，但他没想到，自己留下的不仅是一道殉葬遗命，更是对女性生命的漠视，以及对人性的践踏。

这种影响，远比制度本身更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