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包头区域历史发展
发布时间:2025-05-24 15:12 浏览量:1
包头区域历史,最早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阴山山脉中东部的大青山南麓发现有转龙藏、阿善、西园、黑麻板、纳太、沙兵崖等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阿善文化最具代表性,阿善为蒙语,意为“甘泉”。该遗址分布在包头市东郊阿善沟门圪膝盖沟两侧高台之上,遗址自建国后考古发掘至今共发现四期历史文化层,从初期新石器时期至青铜时期,地表遗存发现有简易石围、窖穴、祭台等。在五当沟沿线(东河区沙尔沁由南向北延伸至固阳县新建)石拐区境内发现有腮大坝、杨家脑包、木瓜渠、冻遗址、毛忽洞、水涧渠、鸡毛窑子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固阳县境内发现厂汉门洞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包头市达茂联合旗草原上分布着的众多岩画遗存,其中以动物为题材的岩画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了蒙古马、北山羊、牧犬、狼、骆驼、老虎等。这里动物岩画雕凿在漠南草原深处岩脉、裸露山岩之上,为阴山以北草原岩画中重要的分支。这些动物岩画的创造者,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后来这里成为了众多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领地,一些没有创造属于自己文字的族群用原始古朴的方法,用打磨尖锐的工具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神灵崇拜等等凿刻在平整光滑的岩面上,成为了草原上古老的天书、岩石上的呼麦。
战国时期,赵国国君武灵王为了抵御林胡娄烦,作战方式改为穿胡服、习骑射,拓地九原筑九原城,自代并阴山下以北沿线修建战国赵北长城,至高阙为塞,这段古老的长城,其中一段蜿蜒盘桓在包头境内石拐沟谷中和山南平地之上。战国时期赵国九原城:战国时期,赵国国君赵雍(赵武灵王)为巩固国土、拓地北疆、打击林胡、娄烦,实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后在阴山南麓修筑了战国赵北长城,该长城呈东西走向,司马迁《史记》记载:“…..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为加强防军事防御修筑了九原城,城址遗存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北城。
秦始皇扫荡六国、统一天下后,为抵御匈奴,派大将军蒙恬挥师三十万北上修筑著名的秦长城,其中一段长城遗址分布在包头市固阳县境内,全长95公里,沿线分布170多座烽火台以及五座障塞,秦军在原九原城(麻池古城)基础上修筑了九原郡,并从咸阳修筑直道抵九原,这条著名的秦直道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 秦长城的修建时间是在公元前214年。当时始皇帝已完成了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霸业,但在秦帝国北境还存在着一个强大敌人,来自草原的匈奴。为了防止匈奴越境,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逐匈奴,并修筑了一条雄伟壮观的军事防御设施——秦长城。这段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到辽东,修筑长度达万余里,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固阳秦长城东起银号镇,西到西斗铺镇,长度约为95公里,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长城段分别是银号镇天盛城段、康图沟段、天面此老段、西斗铺段。秦长城的墙体因地势原因采取了不同的取材修造方式。一般沿山脊为石块、石片、毛石错缝垒筑墙体,在平缓地带采取石土混筑或夯土修筑。有了长城,自然少不了与之配套的军防附属设施——障城和烽燧。目前在固阳秦长城沿线共发现五座障城遗址,自东向西分别是为长发城障城、石家碾房障城、三分子障城、永和公障城、赵碾坊障城。修筑了173座烽燧。长城一向是被人们赞叹不已的,也为历史上的多个朝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起到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修筑长城的过程却是非常残酷艰辛的。由于建长城所处地势的险恶复杂,外加搬运土、石料全靠人力,所以工期非常艰巨,导致因修筑长城累死病死的百姓无数,使得在始皇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的统治下建成的这条长城旁埋下无数白骨,更流传出孟姜女因夫婿亡而哭倒长城的悲恸传说,也为短命的大秦帝国埋下了走向最终灭亡的导火线。秦国扫荡群雄统一天下后实行了郡县制,在帝国版图中共设三十六郡,其中在赵九原城基础上设置九原郡,沿用九原城北城址(现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北城址)。秦始皇命大将军蒙恬修建了著名的秦直道,起点位于陕西咸阳林光宫,终点位于九原郡。汉承秦制,武帝时期将九原郡原北城以南增设一城,改为五原郡(现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南城址)。同时在郡级城以下设置多座县级城,如稒阳县(包头市东河区古城湾城址)、咸阳县(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东老丈城址,)、九原区燕家梁城址(位于包钢废钢厂院内,现已无存,县城命待考)、稀土开发区奥陶窑子城址(县城命待考)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柔然,自西向东修筑六座军事重镇,其中位于固阳县怀朔镇的白灵淖城圐圙城址为当时六镇之首,在更北区域修筑有北魏长城双线,在达茂联合旗希拉穆仁镇附近一段北魏长城沿线附近曾发现一座被名为希拉穆仁城圐时城址,现被多位专家学者考证为是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镇址。
金元时期阴山以北广袤草原曾为汪古部领地,金代曾在此修筑金界壕,汪古部为其戍守,后汪古部投靠蒙古部,为了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立下卓越战功,并与天骄结为忽答,其部族首领可享世代与黄金家族联姻的荣幸。其中成吉思汗三女儿阿剌海别吉,也被尊称为监国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阿剌勿思.惕吉忽里。汪古部在达茂草原修筑众多古城,其中大型城址为安答堡子和敖伦苏木,小型戍堡如德里森呼图克、好伊尔呼都格以及狗不添山等村落遗存分布四周。元代为了加强控制对汪古部的管理设置“三路一府”。分别是德宁路(达茂联合旗敖伦苏木古城址)、集宁路(察右前旗集宁路城址)、净州路(四子王旗城卜子城址)、砂井总管府(达茂联合旗木胡尔索卜嘎【蒙古语,意为“破顶塔”】城址)。其中汪古部建造的大型城址分为两座,也成“新旧二城”。旧城为安答堡子城址,为汪古部早期政治中心,新城为敖伦苏木城址,也称为赵王城,是汪古部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些大型王城周边建有一些中、小型军事防御类型城址,一些城址选择在汉长城沿线分布的障城遗存上进行扩建或加筑翁城沿用。如大苏吉城址、好伊尔呼都格城址、德里森呼图克城址、小城壕城址、南苏吉城址、艾不盖城址、超绕格图城址、杨洪场城址、德合泉城址等。
在包头境内共发现三处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明代遗址,分别是土默特右旗美岱召、石拐区鸡毛窑子石窟(石刻凿刻于明清时期)、九原区尔甲亥庙址。尔甲亥庙址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该寺庙残留台基,当地人称呼其为“瓦窑圪旦”;下部分为汉代时期的墓葬封土堆。值得一提的是,包头境内已被发现和保护的汉墓多数分布在九原区境内,如麻池古城周边的西壕口、召湾、张龙圪旦墓葬群、阿嘎如泰苏木谎粮堆墓葬群,而位于尔甲亥寺庙台基下的汉墓位于上述墓葬群中北区域范围内。西汉武帝时期改前朝秦九原郡为五原郡,郡址为现麻池古城南城。行走观察中发现尔甲亥遗址台基呈梯形,顶部平缓,西北部、南部地表散布有绿、黄色琉璃瓦及其它瓦当等残缺建筑构件。此前相关文物部门在此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龙纹瓦当、虎头瓦当、铺地砖、长条砖、柱础石等建筑构件,并且发现庙址部分铺地砖上有呈黑色火烧痕迹和烧土以及废弃堆积中所发现的灰烬,推测这座寺庙毁于因战乱或自然外力导致下的火灾。明代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勒坦汗(俺答汗)生前笃信并引进格鲁派藏传佛教(黄教),广建寺庙,如库库合屯(现呼和浩特)的大昭寺,土默川平原上城寺合一的美岱召,并且在阴山以北原汪古部人建造的敖伦苏木古城中建造佛教寺庙(敖伦苏木城址在明代为阿勒坦汗晚年避暑夏宫,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黄文弼先生在该城址内发现首次阿勒坦汗蒙文功德碑,后该石碑被德王拉运回百灵庙,之后失踪过一段时期,后于2006年被文物工作者发现于现达茂联合旗百灵庙镇西南方向盟公署城址内,目前这块石碑藏于达茂旗博物馆中)。敖伦苏木为蒙语“众多庙宇”之意,该城址内现存高大建筑基址大部分为明代喇嘛庙址及佛塔基址,且文物工作者在城之内还发现部分明代形制的龙纹瓦当,与九原区这处尔甲亥庙址附近所发现的龙纹瓦当相同,推测尔甲亥寺庙或许是在同一时期所建造。
包头在清至民国形成了发展,从包头村(清乾隆二年,1737年)——包头镇(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设治局(民国1924年)——包头县(民国1926年)—包头市(民国1937年)。 包头在清同治年间为平叛西北马化龙之乱,派大同总兵马升驻防包镇,建东、西二营盘厉兵秣马,联合包镇巡检崔际平,大行(当时包头商会称呼)总领梁大汉,耗时三年(1870—1873)修筑了最初的包头城垣,开辟五门,分南门、西门、西北门、东门、东北门(包头城墙后来又由两位驻包镇总兵张树屏、林成兴相继修缮;1926年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驻防包头县期间,在原南门以东再开辟新南门,门墙写有“实业报国”四个黑体大字)。马升利用剩余废料在城中建造西阁(现东河区胜利路附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老城区改造,建城路,相继把包头城墙和西阁拆除)。并立一把向西涂血战戟,以示这位满清勇冠巴图鲁之志,行成了包头老城最初格局,就是现在的东河区。在当时没有青山区、昆都仑区之说,以现东河区留存的西脑包大照壁为界,东为土默特领地,西为乌拉特三公旗驻牧地。 包头因商业而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最早在包头做蒙古行当起家当当属乔家。清初至清末,因关内山、陕一带频繁发生天灾人祸,无法生存的贫苦百姓不得已奔赴口外谋生,在当时蒙禁政策甚严,导致这些百姓暴尸荒野、有去无回的现象频繁发生,但时代浪潮的发展终归打破了封建愚昧的枷锁,不断通过走西口,闯塞外这些拖家带口的人群中部分来到现包头市东河区西脑包一带,其中通过商业发展成为翘楚的当属乔家,而把商业帝国推向巅峰则是他的爱孙——乔志庸。 “皮毛一动百业兴”。包头在清末曾是西北皮毛重镇。上述中商界大户乔家,以及后来的在包镇中闯出名堂的大商号,大部分从事蒙古行,也就是旅蒙商而发家的。当时包头老城商贸往来日趋饱和,商家放眼四周,和阴山以北广袤草原上的蒙古王公做起买卖,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换取丰厚利润,量变引起质变,来自草原上的皮毛源源不断的运往包头城中后通过畜力车二饼子车发往周边。在自然因素不可抗力导致下,在现土默特右旗毛岱渡口改道至现东河区南海湿地(当时称南海渡口),形成了黄河“几”字湾上著名的水旱码头。从驼运这一往返于包头老城与后山牧场一带的买卖,在母亲河的“推波助澜”下延伸至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直至1923年平绥铁路终点延伸至包头,大力依靠水运货物的方式则有了更为稳妥、快捷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