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口述，赵一荻是患难妻子，蒋士云才是最爱，情分难两全

1990年3月，台北士林区还裹着春寒，九十岁的张学良终于走出了幽禁的铁门，五十四年的囚笼生活结束，他拄着拐杖登上赴美班机，身边陪着一路相随的赵一荻。

所有人都觉得，这该是两人并肩度晚年的开始，可没人想到，飞机在旧金山落地没几天，张学良就独自转机去了纽约，目标只有一个，蒋士云。

老实讲，赵一荻当时的心情，外人很难真正体会，她跟着张学良走了大半辈子，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本以为解禁后的日子能多些安稳，却在旧金山看着丈夫的飞机再次起飞。

随行的侄女后来回忆，赵一荻站在机场，看着天空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只轻声说了句“他去找他的老朋友了”。

这句话里藏的失落，怕是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要讲赵一荻和张学良的渊源，得回到1927年的夏天。

天津北戴河的舞会上，27岁的张学良刚接了父亲的班，身上带着那个年纪少有的沉稳；16岁的赵一荻穿着洋装，眼睛亮得很，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姑娘，两人这一面，就给彼此留下了印象。

本来想只说这次相遇就够了，但后来发现，两年后的那件事才真正让他们的关系定了型，1929年，赵一荻没听家里人的反对，一个人去了沈阳，住在大帅府旁边的小楼里，以秘书的名义陪着张学良。

那时候的她，大概还没料到，这份陪伴会掺进那么多苦，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了幽禁生活，赵一荻的人生也跟着转了弯。

她放着自由日子不过，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路跟着，从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到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哪里有张学良，哪里就有她。

幽禁的地方物资少，她就跟当地村民换些杂粮，给张学良煮红薯吃；冬天冷，她就亲手缝棉衣；晚上没事，还帮着抄《圣经》。

那些年的苦日子，不是靠嘴上说，是靠一针一线、一餐一饭熬过来的。

1964年，原配于凤至在国外签了离婚协议，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北办了个简单的婚礼，她这才从“赵四小姐”变成了“张夫人”。

28年的等待，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于一个把情感全部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人来说，每一年都不好过。

后来张学良跟唐德刚聊起过身边的女性，说“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

这句话听着是认可，可细想下来，也把赵一荻的位置定死了，她是那个共患难的人，却未必是心里最爱的人。

1990年旧金山的那次分别，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赵一荻的坚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很常见，很多女性都会把伴侣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可这种完全的付出，有时候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毕竟情感里的平衡，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的牺牲就能维持的。

能让九十岁的张学良放下身边人，独自奔赴的蒋士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说实话，蒋士云的出身和经历，跟赵一荻完全不一样。

她是苏州外交官蒋福履的女儿，在家排行老四，大家都叫她“蒋四小姐”，12岁就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后来又跟着父亲去欧洲读书，英、法、意三种语言都说得流利。

那时候南京政府外交部的舞会上，她是最年轻的名媛，身上的气质跟常年待在东北的赵一荻截然不同。

蒋士云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是1927年，在上海的领事馆，那时候蒋士云才13岁，张学良就说她“皮肤白得像雪，眼睛亮得像星”。

本来这不过是年少时的一句夸赞，可没想到1930年的秋天，两人在北平西华饭店重逢，这份缘分又续上了。

20岁的蒋士云弹着肖邦的《夜曲》，27岁的张学良聊着东北易帜的想法，秋风把她披肩的流苏吹起来，气氛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那时候赵一荻已经在张学良身边了，蒋士云没选择插足，只说了句“后会有期”，就去巴黎读书了。

1932年，蒋士云嫁给了银行家贝祖贻，贝祖贻当时在国民政府里很有地位，参与过币制改革，按说蒋士云的生活该安稳了。

可张学良收到喜帖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二八”事变，东北的局势很紧张，他在军部坐了好半天，最后只让人送了贺礼和一张写着“百年好合”的名片。

这份反应，看着平静，其实藏着遗憾，要是相遇的时间再合适些，或许两人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不过蒋士云没彻底放下张学良。

1937年，她写了英文请愿书，递到美国国会，想让他们帮忙释放张学良；南京审判张学良的时候，她想办法混进法庭，就为了远远看一眼；后来张学良被幽禁在台湾，她还通过宋美龄的关系申请探监，可惜两次都没成功。

她把这些年有关张学良的报纸、书信、照片都收在一个红木箱子里，跟女儿说“这里面是中国近代史，也是我的青春”。

说实话，蒋士云的这份情感比赵一荻更“克制”，她没放弃自己的生活，却也没停止关注张学良，这种“远距离的守护”，其实更符合她作为新女性的自尊，爱一个人，不一定要依附，也可以在保持独立的同时默默牵挂。

1991年3月，张学良独自到了纽约肯尼迪机场，蒋士云早就等着了，那时候贝祖贻已经去世九年，蒋士云一个人住在曼哈顿的公寓里，身边只有一只叫“咪咪”的猫。

为了迎接张学良，她把客房重新收拾了一遍，换了米白色的床单，还准备了他爱喝的普洱茶和骆驼牌香烟。

这些细节，不是临时想到的，是放在心里很多年的习惯，接下来的三个月，两人的生活过得很自在。

上午去第五大道散步，下午在家搓麻将，晚上去中国城吃水饺、看京剧录像，蒋士云还帮张学良办了九十岁的寿宴，请了四百多位中美两地的政商名人。

寿宴上，蒋士云穿了件绛红色的旗袍，跟张学良一起切蛋糕，相机的闪光灯亮个不停。

张学良还写了首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说完自己笑了，那种轻松的样子，跟在台湾幽禁时完全不一样。

但纸包不住火，洛杉矶的赵一荻看到报纸上的报道，马上就飞了过来，她没哭也没闹，在机场只跟张学良说了句“汉卿，咱们该回家了”。

蒋士云送他们到门口，三人还合了影，赵一荻站在中间，挽着张学良的右臂，蒋士云在左边，手扶着他的左肘，张学良的笑看着有些不自然。

这张照片，说是合影，其实更像一次无声的“交接”，回到旧金山后，张学良跟唐德刚说：“赵一荻是对我最好的女人，但我最爱的人是蒋士云。”这句话一出来，“少帅最爱”的争议就没停过。

其实仔细想想，张学良说的“最爱”，未必是指感情更深，更多的是对“遗憾”的补偿。

蒋士云代表的是他年少时没得到的自由，是那段没来得及展开的青春；而赵一荻是陪着他熬过最苦日子的人，是责任，是习惯，是没法舍弃的依靠。

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心里装着两个不同的人，一个陪你走过风雨，一个留在回忆里，不是不爱，是爱的方式不一样。

2000年6月，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享年101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和赵一荻合葬在了神殿谷。

神殿谷是夏威夷有名的墓园，环境很安静，适合安放晚年，而在纽约的布朗克斯，蒋士云的墓碑上刻着“此生未了，来世再续”。

两个女人，一个跟他合葬，一个等着来世，这份情感的结局，说不上圆满，却也符合他们各自的选择。

1995年蒋士云病重的时候，张学良托人送了一盆兰花，还附了句话“望早日康复”，可惜花还没谢，蒋士云就走了。

收到消息那天，张学良在夏威夷的小院里坐了好久，合上书，写了句诗：“半世相思付水东，而今魂梦各西风。”

那时候的他，大概才真正明白，不管是赵一荻的坚守，还是蒋士云的惦念，都是他这辈子没法还清的情分。

其实这段故事，不只是张学良一个人的情感纠葛，更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那时候山河动荡，人的命运跟着起起落落，情感也没法安稳。

赵一荻选了“守”，把自己的人生跟张学良绑在一起；蒋士云选了“望”，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牵挂着对方；张学良夹在中间，既需要赵一荻的陪伴，也放不下对蒋士云的遗憾。

他们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在特定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待情感，到现在，再提起这段往事，很多人还在争论谁是张学良的“最爱”。

但说实话，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大时代下的个人情感有多脆弱，又有多坚韧，脆弱到会被命运拆散，坚韧到能跨越几十年的时光，一直留在心里。

这大概就是这段情感最让人唏嘘的地方，也是它能被记住这么多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