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安倍的山上彻也，审讯时说：如此努力的我，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1980年，山上彻也生在日本三重县。

那时候，日本的收音机里放的都是松田圣子，电视里演的是追捕，大街上跑的都是崭新的丰田车，人人都觉得好日子还在后头，长着呢。

山上一家，就是这好日子里头最体面的那拨人。

他爹，是个正经从京都大学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脑子活，手里有技术，自己开了家建筑公司。他妈，山上洋子，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小姐，娘家也是搞建筑的，家底比山上家只厚不薄。

山上彻也的童年，就像那个年代所有中产家庭的广告画一样，干净、漂亮、什么都不缺。

家里有哥哥，有妹妹，父亲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和墨水味，母亲的衣柜里挂满了当时最时髦的裙子。

山上彻也从小就聪明，话不多，但事儿看得明白。他知道，这个家是靠他爹那双画图纸的手，和他外公那个永远有活儿干的工地撑起来的。

这个家，就像一栋刚刚盖好的房子，地基扎实，窗明几净。

可房子再结实，也架不住地底下闹龙王。

80年代中后期，日本那疯涨的楼市就像个吹过了头的气球，眼瞅着就要炸了。

山上彻也的爹，就是无数被这气球带到天上去，又被狠狠摔下来的倒霉蛋之一。公司的项目越来越少，银行的催款电话越来越多。

晚上，山上彻也常常能透过书房的门缝，看见他爹一个人坐在桌前，桌上摆的不是图纸，而是一瓶三得利的威士忌和一摞厚厚的账本。

烟灰缸里掐灭的烟头堆成了小山，那股呛人的味道，就是这个家开始腐烂的味道。

家里的另一头，客厅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他妈，山上洋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一个叫“统一教”的玩意儿。家里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管彼此叫“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唱一些听不懂的歌。

他们说，世间的一切苦难，都是神对信徒的考验。

山上彻也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晚上，他爹喝多了，通红着眼睛冲进客厅，一把将桌上的《原理讲论》扫到地上，冲着他妈和那帮教友吼：“考验？我的公司要破产了，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也是考验？洋子，你醒醒！我们家要完了！”

他妈洋子，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她只是平静地扶起那帮受了惊吓的教友，轻声说：“亲爱的，这正是我们需要奉献的时候。把一切交给文鲜明大人，他会拯救我们的灵魂。”

爹的脸上，愤怒瞬间就没了，只剩下一种彻骨的，死灰一样的绝望。两个人的空间，一个在人间挣扎，一个在所谓的天国里漂浮，中间隔着一条谁也跨不过去的河。

1984年，河岸塌了。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嘭”的一声，碎得稀烂。

山上家的公司，一夜之间，从资产变成了天文数字的负债。

他爹没撑住。

那年年底，一个阴冷的下午，他爬上了一栋还没完工的高楼，那是他自己公司接的最后一个项目。

他从楼顶跳了下去，没留下一句话。

爹的死，换来了一笔6000万日元的人寿保险金。

这笔钱，是拿命换来的，是留给他们兄妹三人活下去的本钱。可对山上洋子来说，这笔钱是她向“神”证明自己虔诚的最好祭品。

葬礼刚过没多久，洋子就取出了20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捐给了统一教。

她跟孩子们说，这是为了给他们的父亲赎罪，让他死后的灵魂能升入天国。

山上彻也看着他妈那张因为狂热而容光焕发的脸，第一次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不是他妈了，是个被什么东西抽走了魂儿的怪物。

家没了，钱也没了，洋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奈良的娘家。

外公看着自己女儿这副德行，气得说不出话，但终究不忍心看着三个外孙流落街头。

在外公的庇护下，日子总算还能过。

可洋子就像中了邪，变本加厉。她把外公家当成了教会的联络点，把外公的钱一笔一笔地“奉献”出去。

1998年，外公去世了。

这个家最后的顶梁柱也倒了。

外公在遗嘱里留给了洋子两处房产，那是给孩子们最后的保障。

洋子拿到房产证的第二天，就找了中介，把房子卖了。到手的4000万日元，一分没留，全塞进了统一教的功德箱。

至此，山上彻也的那个黄金鸟笼，被他亲妈，一根一根，亲手拆了个干净。

笼子没了，可他们兄妹几个，也早就没了飞的力气，直挺挺地摔进了深渊里。

家徒四壁，这四个字砸在山上彻也的头上，比他爹从楼上掉下来那天，感觉还要重。

山上彻也天生就是块读书的料，脑子比谁都转得快。

高中毕业，他拼了命地学，愣是把自己送进了同志社大学的门槛。

这学校，放在全日本，也是响当当的名校，相当于中国的985。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觉得天总算要亮了，他能靠自己，把这个烂成一摊泥的家重新扶起来。

可现实给了他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他没钱交学费。

他去找他妈，那个名义上的母亲。

洋子正在家里跟教友们学习教义，看见他进来，眼神里没有一丝母亲该有的温度。彻也攥着通知书，声音都在抖：“妈，我考上大学了，学费……”

洋子打断了他，脸上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彻也，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精神里。你应该向神祷告，而不是来找我要钱。”

那一刻，山上彻也心里最后一丝对母爱的幻想，彻底死了。

山上彻也没去学校报到，那张能改变他命运的纸，被他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梦想，这玩意儿，是有钱人的消遣。

对他来说，活下去才是正经事。

哥哥的癌症越来越重，妹妹还在上学，养家的担子，不由分说地压在了他这个还没成年的肩膀上。社会上能干的活儿，他都干遍了。

工地搬砖，饭店刷盘子，便利店站夜班。

但他挣的钱，就像往一个无底洞里洒水，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2002年，经人介绍，他进了海上自卫队。

不是为了保家卫国，那玩意儿太空了。

山上彻也就是为了那份稳定的薪水，为了能让他哥多吃几片药，让他妹的午餐费有着落。

在“松雪舰”上，他是个没编制的低级自卫官，干着最累的活。

但他不抱怨，他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学习和训练上。

山上彻也玩命地考上了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想着有了技术，就能有个好前途。

可家里的那个窟窿太大了。哥哥的治疗费是个天文数字，妹妹也要花钱。

他的工资，扣掉借贷的利息，所剩无几。

最穷的时候，他背着一百多万日元的贷款，每天晚上躺在狭窄的行军床上，睁着眼，想的不是姑娘，不是未来，是怎么才能搞到钱。

人被逼到绝路上，什么邪招儿都能想出来。

2005年2月，他干了一件这辈子最混蛋，也最悲壮的事。他给自己买了一份高额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是他哥哥和妹妹。然后，他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拧开一瓶汽油，像喝水一样，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

山上彻也想用自己的命，做最后一笔买卖，给这个家换点钱。

胃里像着了火，烧得他满地打滚。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可老天爷偏要跟他开玩笑，他没死成，被人发现，抢救了回来。命保住了，但因为这次保险诈骗，他被自卫队干脆利落地开除了。

从鬼门关爬回来的山上彻也，鼻青脸肿地站在社会的烂泥地里，一无所有。

山上彻也没有倒下，他得活着，为了哥哥和妹妹。他开始疯狂地考证，吊车驾照、理财师资格证、建筑宅地交易师……只要是能挣钱的本事，他都去学。

那些证书一张张贴满了出租屋的墙，像是一个男人在跟命运搏斗时，被打掉的一颗颗牙。

这些年，唯一给他一点暖气的，是他的伯父。

伯父是个律师，当年楼市泡沫破裂时，他没像彻也的爹那样去跳楼，而是捡起了法律书，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建筑商逼成了一个律师。

伯父时不时地接济他们兄妹，前前后后加起来，给了他们两千多万日元。

有一次，伯父把他叫到自己的事务所，昏暗的灯光下，伯父的脸显得特别疲惫。他递给彻也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然后点上一根烟，说：“彻也，你很聪明，也很努力，这我都知道。但你要明白，你要对抗的，不只是贫穷，而是你母亲心中那个已经吞噬一切的魔鬼。那个东西，靠你一个人，是打不败的。”

山上彻也捏着信封，看着伯父吐出的烟圈，点了点头。他那时候就明白了，他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生活本身。

可明白归明白，日子还得过。

日本的经济就像个得了慢性病的老头，一直不见好。他有再多的证书，也只能在人才市场里找到一份又一份的临时工。他像一颗螺丝钉，今天被拧在这家工厂，明天又被换到那个仓库，拼尽全力地转动，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在前进，只是在原地打转，直到把身上的螺纹都磨平。

这十年，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拳手，一次次被现实KO，又一次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鼻子里流着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却还在朝着那个看不见的对手挥舞着拳头。

2014年，一道光，像是耶稣显灵一样，照进了山上彻也那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

他的律师伯父，花了几年时间，到处搜集证据，跟统一教那个庞然大物硬碰硬地打官司，竟然奇迹般地打赢了。

法院判决统一教退还洋子当年捐赠的一部分钱财，整整5000万日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千万元）。

拿到钱的那天，山上彻也感觉自己像是在水里憋了几十年，终于能浮上水面，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气。

这笔钱，不是一串数字，是命。是他哥的命，是他妹的未来，是他自己后半辈子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希望。他甚至开始计划，给哥哥换更好的医院，让妹妹去上她喜欢的艺术学校，自己也可以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就在这时，那个消失了很多年的女人，他的母亲山上洋子，回来了。

她站在门口，头发花白，身形憔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光彩。她哭得像个孩子，抱着彻也的腿，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说自己错了，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忏悔。

她说她想家，想孩子们。

山上彻也的心，是石头做的，也被这眼泪给捂热了。他恨她，恨得咬牙切齿，可她终究是他妈。他想，或许人老了，真的会醒悟。他把她接进了家，那个他好不容易才重新撑起来的，脆弱的家。

他以为这是浪子回头，却没想到是引狼入室。

洋子回来后，表现得像个最慈爱的母亲。她给彻也做饭，给生病的儿子擦身，关心女儿的学业。山上彻也看着这一切，心里甚至有了一丝不该有的暖意。他想，家，也许真的能回来。

可没过多久，这丝暖意就变成了穿心的冰。一天早上，他醒来，发现母亲不见了。一起不见的，还有那张存着5000万日元的银行卡。

他疯了一样地冲到银行，查询结果像一记重锤，把他砸得眼冒金星。

钱，在昨天下午，已经被全额取走了。

他不用想也知道，这笔钱去了哪里。

那个女人，她不是回来忏悔的，她是回来执行“神”的旨意的。

她偷走了自己孩子们的救命钱，再一次，虔诚地献给了那个吞噬了她灵魂的教会。

伯父知道这件事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彻也，我尽力了。以后，你们好自为之吧。”

电话挂了。最后的一根线，也断了。

山上彻也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没哭，也没喊。他只是觉得，这个世界，真他妈的安静。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之前的每一根。

但对山上彻也来说，哥哥的死，就是那根把他整个脊梁都压断的，最沉的稻草。

2015年，哥哥走了。在长年的病痛、贫穷和绝望中，他自己结束了生命。他没有留下遗书，他的人生，已经没什么值得写的了。

哥哥的死，带走了山上彻也心里最后一点热气。

他站在哥哥的遗像前，看着那张和自己有七分像，却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的脸。

他想不明白，真的想不明白。

他爹，一个那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会死？

他哥，一个那么善良的人，为什么会死？

他自己，一个这么努力，这么拼命想活下去的人，为什么会被逼到这个地步？

他想了很久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从黑变白，又从白变黑。

他终于想明白了。

这个家，不是从他爹跳楼那天开始塌的，也不是从他妈捐出第一笔钱开始烂的。

病根，在更深的地方。那个叫“统一教”的玩意儿，像一棵毒树，把根扎进了他家的地基里，吸干了所有的养分，最后让整栋房子都烂成了渣。

而他，山上彻也，从那天起，决定要做一把斧子。

他要把这棵树，连根砍断。

山上彻也把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翻了出来，电脑屏幕的光照在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一闪一闪的，像是地狱里的鬼火。他知道了，这个邪教的头头，是个叫韩鹤子的老娘们。

行，就是她了。

山上彻也开始像个真正的猎人一样，研究这个猎物。他查她的行程，她的安保，她的一切。结果，就像一盆冰水，从他天灵盖浇了下来。

韩鹤子，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身边围着的保镖比苍蝇还多，而且这老娘们还是个韩国人。

他山上彻也，一个连正式工作都没有的临时工，一个兜比脸还干净的穷光蛋，想靠近她，比登天还难。

计划，卡壳了。

但他没放弃。

一个能在烂泥里滚了二十年还没死的人，脑子早就被磨成了钢钻。此路不通，就换条路。他开始往更深的地方挖。

山上彻也想，这个从韩国来的邪教，凭什么能在日本这么横？

没人管吗？

没人罩着吗？

他泡在图书馆和网络论坛里，像一条饿疯了的野狗，啃着那些发黄的旧报纸和一行行的代码。他从一个名字，牵出另一个名字，从一件事，扯出另一件事。一张巨大的，黑色的网，在他眼前慢慢清晰起来。

他看到了一个叫岸信介的名字。

这个老东西，是日本前首相，也是安倍晋三的外公。

就是这个岸信介，当年跟统一教的创始人文鲜明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利用自己手里的政治权力，硬是把这个韩国邪教当成宝贝给请进了日本，还给它一路开绿灯。

岸信介是根。

统一教，就是从这根上长出来的毒藤。

顺着藤，他摸到了瓜。

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

这个在日本政坛上呼风唤雨，当了两回首相的男人，把他外公那套玩得更溜。

安倍晋三不止一次地给统一教站台，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他手下的自民党，更是有大把的议员跟统一教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他们是政客，也是信徒；他们是国家的管理者，也是邪教的保护伞。

查到这里，山上彻也把电脑关了。

他想明白了。

韩鹤子，不过是个前台的木偶。

安倍晋三和他背后的这帮政客，才是让这台邪恶机器在日本疯狂运转的发动机。

想让这机器停下来，砸烂木偶没用，得把发动机给干废了。

目标，重新锁定。

安倍晋三。

从那一刻起，山上彻也就不再是一个为家庭复仇的儿子和弟弟了。

他成了一个独狼，一个要把这个国家的脓疮给捅破的孤胆刺客。

他要刺杀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他眼中那个政教勾结、吞噬了他一生的罪恶体系。

目标定了，接下来就是家伙事儿。山上彻也没钱，他买不起一把正经的枪。

但没钱，不代表没办法。

他那颗考得上同志社大学的脑子，和他那双在自卫队里摆弄过机械的手，就是他最大的本钱。

他那间出租屋，成了他的兵工厂。

他从网上买来钢管、木板、黑火药和电池。

白天，他是工地上不起眼的临时工，挣着当天的饭钱。

晚上，他就是个沉默的工程师，在昏暗的台灯下，画图纸，切割钢管，缠绕电线。

屋子里弥漫着金属切割的焦糊味和廉价方便面的味道，这就是一个复仇者的味道。

山上彻也造的不是一把枪，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凝聚了他全部智慧和仇恨的杀器。

两根钢管并排，用黑色的电工胶带缠在木托上，后面连着简陋的击发装置。它看起来粗糙、丑陋，像个发育畸形的怪物，但山上彻也知道，这玩意儿能杀人。

他还做了几个燃烧弹，以防万一。

武器有了，还得练。他不能在城里开枪，他把那把土枪拆开，分装在背包里，坐上电车，去奈良附近最偏僻的山区。

在空无一人的山谷里，他对着树干，一次又一次地扣动扳机。

“嘭！”

巨大的轰鸣声在山谷里回荡，震得他耳朵嗡嗡响。

他不在乎。

山上彻也反复地调整火药的用量，感受着枪托撞击肩膀的力道。

他在电脑的文档里写下一行字：“每一颗射出的钢珠，都承载着哥哥临死前的喘息和父亲坠落时的风声。我必须确保它能穿透虚伪的演讲台。”

冰冷的武器，和他滚烫的仇恨，就这样熔炼在了一起。

从2021年开始，山上彻也成了一个影子。

他密切地关注着安倍晋三的所有公开行程，像一个最忠实的粉丝，也像一个最耐心的杀手。

他研究每一个场地的布局，评估安保的强度，寻找可能的漏洞。

机会，在2022年7月7日出现了。

山上彻也得知安倍要去冈山市的一个市民会馆参加活动。他把那把凝聚了他心血的土枪装进一个高尔夫球袋里，坐上了去冈山的火车。

可到了地方，他的心就凉了半截。

会馆门口，警察和安保人员排成了人墙，每个进去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仪检查。

别说是一把钢管枪，就算是一把水果刀都带不进去。

他躲在街角，观察了很久，像一头被挡在羊圈外的饿狼。

最终，他只能不甘心地转身离开。

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

山上彻也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了返回奈良的车站。

那一刻，他心里充满了挫败感。他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一个自不量力，挑战风车的唐吉坷德。

就在开往奈良的火车上，山上彻也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心里一片死灰。

山上彻也觉得，老天爷可能就是想让他这么窝囊地活下去，看着仇人吃香喝辣，自己却在泥潭里烂掉。

这时，车厢里的电视屏幕亮了，正在播放一则本地新闻。女主播用甜美的声音播报着：“……前首相安倍晋三临时决定，将于明日，也就是7月8日，前往奈良市大和西大寺车站北口，为自民党参议院候选人进行声援演讲……”

那一瞬间，山上彻也的瞳孔猛地收缩。

车厢的嘈杂，窗外的风景，心中的绝望，全都在这一刻消失了。他的世界里，只剩下女主播那段话，像一道神谕，重重地砸进他的脑子里。

天意。

这两个字，像电流一样窜遍了他的全身。冈山的铜墙铁壁，奈良的门户大开。这不是老天爷在玩他，这是老天爷在给他递刀子。

山上彻也眼中熄灭的光，重新燃了起来，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旺。

7月8日，奈良。

天气好得不像话。大和西大寺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

山上彻也背着一个普通的单肩包，挤在人群里，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他冷静地观察着四周，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现场的安保，简直就是个笑话。

没有安检门，没有隔离带，几个警察懒洋洋地站着，更像是来维持交通秩序的。

民众和记者，可以毫无阻拦地靠近那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演讲台。

为了所谓的“亲民”，他们把所有的漏洞都暴露在了他的面前。

安倍晋三来了。他穿着白衬衫，卷着袖子，站在演讲台上，激情澎湃，唾沫横飞。台下的人，有的在鼓掌，有的在拍照，没人注意到，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男人，正不紧不慢地，从人群的侧翼，绕到了演讲台的后方。

山上彻也站在了安倍的身后，距离不到十米。

这个距离，他闭着眼都能打中。他从包里掏出了那把双管土枪。

周围的人，没人觉得那是个武器，它看起来更像一台绑在一起的照相机长焦镜头。

他举起了枪。

时间，仿佛变慢了。他能看清安倍后颈上的汗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稳而有力。

他扣动了扳机。

“嘭！”

第一声枪响，沉闷，但极具穿透力。现场瞬间安静了一秒，所有人都愣住了，不知道这声音从何而来。

安倍晋三的演讲也停了，他下意识地回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就在他回头的那一刻，山上彻也冷静地调整了枪口。

“嘭！”

第二枪。

钢珠准确地射入了他的左胸。

安倍晋三用手捂住胸口，脸上的表情凝固了，然后，像一截被砍断的木桩，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直到这时，现场才爆发出山崩海啸般的尖叫和混乱。

安保人员如梦初醒，疯了一样地冲向枪响的地方。

山上彻也站在原地，没有跑。他平静地把枪放在地上，任由那些穿着制服的人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他的脸被压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但他没有挣扎。

他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是一种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使命的，如释重负的微笑。

求仁得仁。

山上彻也这个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他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临时工，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极其复杂的，让整个社会都陷入分裂的符号。

在一些人眼里，他是冷血的刺客，是破坏秩序的暴徒。

但在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年轻人眼里，他成了英雄。

他们自发地在网上为他发起请愿和捐款，短短几个月，他收到的钱物就超过了百万日元。

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日服第一男枪”，这个带着游戏色彩的称呼里，充满了戏谑和崇拜。

资本的嗅觉比狗还灵。

很快，一部以他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的电影《REVOLUTION+1》就开拍了。

上映的日子，被刻意选在了安倍晋三国葬的那一天。

一边是国家机器为前首相举行的隆重葬礼，一边是无数普通人走进电影院，去观看那个刺杀了他的人的故事。

这构成了21世纪日本最魔幻，也最讽刺的一幕。

审讯室里，山上彻也平静地交代了一切，从他破碎的家庭，到他扭曲的人生，再到他如何一步步将仇恨锁定在安倍身上。

他的叙述，没有愤怒，没有激动，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他的母亲，山上洋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一次震惊了所有人。她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的却是：“我的儿子给统一教添了天大的麻烦，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她愧对的，不是自己被毁掉的家庭，不是自己死去的丈夫和儿子，而是那个榨干了她一切的邪教。

山上彻也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任何反应。他拒绝了母亲的探监请求。他和那个女人之间，早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在一次审讯的结尾，一个警官忍不住问他，你后悔吗？

山上彻也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审讯室里那盏惨白的灯，轻声地，像是问自己，也像是在问这个时代，说了一句：“如此努力的我，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山上彻也的复仇结束了，但他的枪声，却意外地撕开了日本政治那块巨大的遮羞布。

关于政教勾结的黑幕，关于社会阶层固化的绝望，关于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困境，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才刚刚开始。

山上彻也用自己的毁灭，点燃了一场风暴。

他的人生，是一个人的悲剧，却最终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