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洞现世与万件文物遭劫！一场席卷全球的文化掠夺！

1907年6月上旬的那个深夜，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一支骆驼队伍正匆匆赶路。驼铃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仿佛是历史发出的沉重叹息。谁能想到，这看似普通的骆驼队，竟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驼背上的29箱上万件文物，皆是中国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绘画及各类瑰宝，它们的离去，拉开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劫难的序幕。

莫高窟，位于酒泉市敦煌东南方向25公里处鸣沙山东路，宕泉河西岸的断崖上。它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366年，前秦二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凿了第一个佛窟。此后，随着佛教在敦煌地区的盛行，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能工巧匠汇聚于此，在断崖上雕琢出一个又一个精美的佛窟。

隋唐时期，莫高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刻。武则天时期，佛洞数量已高达千余窟，“千佛洞” 之名名副其实。那时的莫高窟，香烟缭绕，梵音阵阵，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无数信徒和商旅前来朝拜、参观。然而，元朝之后，莫高窟逐渐没落，随着明朝丝绸之路的彻底断绝，这里更是被中原大地所遗忘，成为了边塞之地，只有牧人偶尔路过，才会抬头看一眼那些历经千年风沙的菩萨罗汉。

直到清朝，朝廷重新设立敦煌县，莫高窟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起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闭关锁国的统治者仅仅知道这里有一批古人留下的佛窟，里面有一些佛像法器之类的东西，出于对佛家的敬重，只是安排了零星几个和尚道士进行看护，所提供的费用也少得可怜。

王圆箓道士

1898年左右，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王圆箓，湖北人，出生于道光年间，因生活穷困潦倒，不得已做了道士。他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修建一座道观，弘扬道法。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来到敦煌后，竟被安排守护佛家洞窟。但王圆箓并未嫌弃这份工作，他认真负责，经常进入洞窟清理打扫，对千佛洞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敦煌，日头刚过晌午，鸣沙山的热浪还没完全褪去，宕泉河的流水带着几分凉意，却冲不散莫高窟里的沉闷。王圆箓背着半袋刚从山下化来的杂粮，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竹扫帚，脚步轻快地走进了第十七窟。这处洞窟他来来回回打扫了快八年，洞壁上的壁画早被他的扫帚扫得没了浮尘，连墙角缝隙里的沙粒都被他用指尖抠得干干净净。

彼时的王圆箓刚过五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颔下的山羊胡沾着些沙尘，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很。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道袍，袖口和裤脚都打了补丁，腰间系着根粗麻绳，麻绳上挂着个装水的葫芦 —— 这是他在莫高窟过日子的家当。他放下杂粮袋，拿起竹扫帚，先从洞窟门口开始扫起，扫帚划过石壁的 “沙沙” 声，在空旷的洞窟里格外清晰，偶尔还能听到洞外传来的几声驼铃，又很快被风沙吞没。

第十七窟不算大，洞壁上绘着供养人的画像，色彩虽有些斑驳，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致。王圆箓扫到洞窟西侧的墙壁前时，竹扫帚的木柄不小心撞到了石壁，他本以为会听到清脆的 “笃笃” 声，可那声音却有些发闷，像是隔着一层空壳。他愣了一下，停下手里的活，伸出粗糙的手掌贴在石壁上。掌心传来的触感有些凉，可仔细摩挲，竟能隐约感觉到石壁背后似乎有细微的空隙，不像其他地方的石壁那样厚实。

“莫不是我老眼昏花了？” 王圆箓喃喃自语，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石壁。这一次，闷响更明显了，甚至能听到一丝微弱的 “空隆” 声从石壁后传来。他心里顿时泛起一阵好奇，这洞窟他打扫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发现过异样，怎么今天突然就不对劲了？他绕着这面墙壁走了两圈，目光落在墙壁中间那幅 “比丘尼供养像” 上 —— 画像里的比丘尼手持经卷，神态端庄，可王圆箓此刻却没心思欣赏，满脑子都是石壁后的秘密。

他蹲下身，仔细查看墙壁底部的缝隙，发现有几块石头似乎是后来砌上去的，缝隙里还残留着些许泥土。他想起之前听老和尚说过，莫高窟的有些洞窟为了藏东西，会特意砌出暗格，难不成这面墙后也藏着什么？想到这儿，他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连忙跑到洞窟门口，四处望了望，确认没人后，又快步跑回墙壁前。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巧的铁凿子 —— 这是他平时修补洞窟裂缝用的工具，双手握紧凿子，对准石壁缝隙轻轻敲了下去。“咔嗒” 一声，一小块石头掉了下来，露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口。他凑过去，眯着眼睛往洞里看，隐约能看到里面黑乎乎的，似乎有什么东西堆叠着。

这下王圆箓更兴奋了，他加大力气，一点点凿着石壁。铁凿子敲在石头上的 “叮叮当当” 声，在洞窟里回荡，他额头上很快渗出了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道袍上，晕开一小片水渍。可他丝毫不在意，眼里只有那面逐渐被凿开的墙壁。半个时辰后，石壁上终于出现了一个两尺见方的洞口，一股带着霉味的凉气从洞里飘出来，让他打了个寒颤。

他从葫芦里倒出些水，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找了根干树枝，点燃后举在手里，慢慢伸进洞里。火光映照下，洞里的景象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 —— 只见洞里堆满了一捆捆的经卷，有的用布包着，有的用绳子捆着，整齐地堆放在地上，最高的地方几乎顶到了洞顶。经卷的纸张呈淡黄色，有些地方还能看到上面的字迹，虽然模糊，却能看出是手写的经文。

王圆箓的手开始发抖，手里的树枝差点掉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把树枝举得更高，发现除了经卷，洞里还有一些卷轴，展开一角，能看到上面绘着色彩鲜艳的佛像，红色的袈裟、金色的佛光，在火光下格外夺目。他还看到几个铜制的法器，放在经卷旁边，上面刻着精细的花纹。

“这…… 这是佛祖显灵了？” 王圆箓喃喃道，声音里满是激动和敬畏。他慢慢收回树枝，吹灭了火星，双手合十，对着洞口拜了三拜。他知道，这些东西绝不是普通的物件，是古人留下的宝贝，得好好保管。他看了看洞口，又看了看洞窟外，心里盘算着：得赶紧把这事告诉县令，让官府来管，不然这么多宝贝，自己一个人可守不住。

他找了块石头，暂时堵住洞口，又仔细打扫了一遍洞窟，确保没有留下凿墙的痕迹。然后他背起杂粮袋，攥着铁凿子，脚步匆匆地往敦煌县城赶去。一路上，他脑子里全是洞里的经卷和佛像，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他不知道县令会不会重视这件事，但他知道，自己必须把这个发现说出来 —— 这是他作为莫高窟守护者的责任，哪怕他只是个道士，哪怕他连一座属于自己的道观都没有。

此时的王圆箓明白，这些东西绝非寻常之物，必须妥善保管。

于是，王圆箓亲自跑到敦煌县县衙求见县令，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还把带出来的一些经卷拿给县令看。然而，这位清末的敦煌县令，面对这些珍贵的经卷，却无动于衷。在他看来，这些不过是一些佛经残卷和铜铁法器，没有金银珠宝来得实在，清末官场黑暗腐朽，他根本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只觉得千佛洞那地方到处都是千年前的东西，没什么稀罕的，便让王圆箓回去了。

此后三年间，王圆箓并未放弃，他多次央求官府提供保护措施，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藏经洞里的东西就一直由他独自负责看护保管。三年后，敦煌县令换人，王圆箓满心期待地再次跑到县衙请求官府支持，可新上任的县令依然对这些陈年旧物不感兴趣，只是委托他好好保管。

这一次，王圆箓彻底愤怒了，他觉得这些芝麻小官鼠目寸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贝。绝望之下，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国家最高统治者身上，提笔给慈禧老佛爷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然而，这封信也毫无悬念地石沉大海了。

申请了六年多，王圆箓不仅一分钱没申请下来，还把自己搞得心疲力竭。从此，他对这批文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1905年初，奥勃鲁切夫在黑城盗掘之后，从塔尔巴哈台商人处获悉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当年10月就急忙赶到敦煌，他仅仅用50根蜡烛，就从王圆箓手中轻易拿到了2大包藏经洞写本。

斯坦因与维族商人

时间来到1907年，此时的清廷国门已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西方的探险家们纷纷涌入中国进行所谓的探险考察。3月，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探险途中抵达敦煌。起初，他只是听闻莫高窟有佛教造像与洞窟壁画，本想稍作考察便继续前行。但在敦煌县城，他从一位土耳其商人扎希德伯克口中得知，莫高窟藏经洞里偶然发现了大批古文写卷，且这批无价之宝已被官府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这个消息瞬间激起了斯坦因心中强烈的占有欲，他和助手蒋孝琬（蒋师爷）开始谋划一场不光彩的 “文物窃取计划”。

1907年莫高窟藏经洞以及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不巧的是，当时王道士外出化缘，两个月后才能归来。斯坦因虽心急如焚，但也明白此时贸然行动绝非明智之举。于是，蒋师爷便从看守道观的年轻唐古忒和尚处套出了一些藏经洞的内情，还设法看到了年轻和尚从王道士处借来的一个卷子。这卷子直径约10英寸，展开长度达15码，卷纸呈淡黄色，质地坚韧，斯坦因初步鉴定后，断定密室所藏写卷主要为佛经，且年代久远，他探寻藏经洞的决心愈发坚定。

5月21日，王道士终于归来，斯坦因迫不及待地重返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刚过朝圣节日，除了王道士、他的两个助手及一个不懂汉文的喇嘛，整个遗址人迹罕至，一片荒凉，这为斯坦因实施计划提供了绝佳条件。

师爷蒋孝琬

次日，斯坦因佯装考察洞窟，对一些壁画拍照，以此掩盖盗取经卷的真实目的。路过藏经洞时，他看到洞口已被砖头封闭，他的首要目标是查看经卷的原始堆积与存放状况，可王道士对他心存疑忌，始终不答应让他查看全部经卷，仅允许看几份卷子，还附带诸多限制条件。蒋师爷急于获取经卷的举动，更是让王道士心生厌烦，斯坦因担心全盘计划就此夭折。

通过接触，斯坦因发现王道士是个虔诚、无知且执着的人，单纯用钱无法打动他，必须投其所好。他打听得知，王道士一心想修缮庙宇，多年来将化缘所得都用于洞窟重修。于是，斯坦因便提出参观王道士经手修缮的洞窟和塑像，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欣然应允，带着他们参观了新修的庙宇前廊、高大殿堂，以及增补的泥像和壁画。尽管这些新增的建筑和造像比起旧有之物粗俗逊色，但王道士的辛勤付出还是给斯坦因留下了些许印象，不过，这份感动并未阻止他后续的恶行。

摸清王道士底细后，斯坦因深知此人虽对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却对玄奘极为崇拜。于是，在满是佛教神像的大殿中，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讲述自己对玄奘的敬仰之情：他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尽管斯坦因汉语不佳，但谈及熟悉的玄奘话题，在蒋师爷的适时补充下，他总能将玄奘漫长旅途中的风土人情、可靠记载描述得细致入微。王道士起初目光中还透着不自在，可渐渐被故事吸引，眼神发亮，甚至热情地带领他们来到大殿外新修的长廊，炫耀描绘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画。

其中一幅壁画让斯坦因看到了希望：画面中，玄奘站在急流前，忠实的坐骑满载经卷，一只巨大的乌龟正向他游来，准备驮他渡河，这描绘的正是玄奘从印度满载20捆佛经返回中国时的艰难场景。斯坦因希望王道士能理解这幅画的寓意，让他将古代经卷带回印度，仿佛这是命运的指引。他留下蒋师爷，催促王道士借出经卷。

深夜，蒋师爷悄悄走进斯坦因的帐篷，怀里抱着一小捆经卷，这是王道士答应借给他们看的第一批经卷。次日清晨，蒋师爷兴奋地告诉斯坦因，经卷竟是玄奘亲手翻译的，边上还有玄奘的名字。斯坦因意识到，好运降临了。他们充分利用王道士的宗教迷信，将王道士无意中抽出的玄奘翻译经卷，说成是神的旨意，声称唐僧在天之灵将密室藏经托付给王道士，等待从印度来的忠实信徒斯坦因。一番鬼话，竟让王道士信以为真，他走到密室门口，开始拆除堵门的砖块。

几个小时后，斯坦因终于踏入了梦寐以求的藏经洞。洞中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厚大的卷子用坚韧的纸张书写，保存完好；一个大包裹里，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鲜艳如新。然而，王道士很快心生悔意，一夜狂风过后，他将挑出的藏卷又运回了密室。但斯坦因并未放弃，他继续游说王道士，最终，王道士收下200两银子，同意他们带走9000多卷文书和500多幅佛像绢画。斯坦因将这些珍贵文物全部放进29个空箱子里，装上驼队，悄悄与王道士告别，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斯坦因车队在安西县(今瓜州)的“道德楼”前

几个月后，在安西的斯坦因又收到王道士在蒋师爷帮助下送来的230多捆汉文和藏文经卷，用四峰骆驼驮运而来。就这样，斯坦因以极低的代价，将中国的文化瑰宝劫掠一空。此后，斯坦因将这些典籍运回英国，成为了英国的大英雄，获得了 “爵士” 称号。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任何一个考古家都没有做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 这些经卷被运往英国后，现分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印度国家博物馆等，成为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沉痛记忆。

这组图片来自《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敦煌石窟），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编著。全书共六卷，收录1908年伯希和考察团从新疆进入敦煌所拍摄：莫高窟外景、洞窟（约一百八十二窟）彩塑、壁画等照片。

斯斯坦因的恶行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此后，西方各国的探险家们纷纷效仿。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掠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伯希和带领的考察团

大谷光瑞

日本大谷探险队载文物离开敦煌时的留影

被华尔纳搬到美国的莫高窟第328号窟唐代供养菩萨现藏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据初步统计，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在海外十余个国家几十个博物馆、图书馆，共计4万余件，而国内流散在多省几十个博物馆、图书馆的敦煌藏经洞文物，约2万余件。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犹如游子漂泊在外，无法回到祖国的怀抱，它们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伤痛。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见证了西方列强的贪婪与掠夺。如今，当我们站在莫高窟前，看着那些残损的洞窟和壁画，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哭泣。但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敦煌文化，致力于敦煌文物的研究与保护。我们相信，总有一天，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重回祖国的怀抱，让敦煌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