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啥要执意杀光回疆俘虏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深秋，天山南麓的叶尔羌河畔，清军统帅兆惠望着对岸黑压压的叛军大营，面色凝重。他率领的四千余名清军，在黑水河畔已被大小和卓的一万五千叛军围困三个月。营中粮草断绝，士兵们不得不煮食马鞍皮革充饥，而乾隆皇帝的圣旨却像催命符般不断传来：“务必全歼逆贼，毋留后患。”这道冰冷的旨意背后，是乾隆对边疆稳定近乎偏执的追求，以及对叛乱者毫不留情的铁血政策。

乾隆三十年（1765年）初春，南疆乌什城的沙枣树刚冒出新芽，一场因十棵沙枣树引发的血案却悄然酝酿。为了给宫中的香妃营造“塞上风光”，乾隆下旨乌什办事大臣素诚采办沙枣树苗。素诚借机横征暴敛，强征二百四十名回人夫役，不仅要求他们搬运树苗，还强迫他们为其子运送三十六箱金银财宝。更令人发指的是，素诚竟多次凌辱回人妇女，包括赖黑木图拉的妻子。

二月十四日夜，赖黑木图拉率领二十余名亲信突袭清军仓库，点燃草料引发混乱。早已不堪压迫的回人手持坎土曼和火铳涌入城中，素诚被迫退守城东土堡。面对前来求援的无辜百姓，素诚却因恐惧而紧闭堡门，致使这些人被迫加入叛军。两天后，土堡被攻破，素诚自刎身亡，其子被剁成肉泥，三十六箱财宝散落于血泊之中。

乾隆接到奏报后勃然大怒，认为乌什回人“竟敢戕害大臣、占据城池”，立即调兵遣将。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率三百清兵抵达后，竟不分青红皂白炮轰城门，炸死二十余名无辜百姓，彻底激怒了城内民众。原本未参与叛乱的回人也拿起武器，推举赖黑木图拉为领袖，加固城防，囤积粮草，将乌什城变成一座坚固的堡垒。

几乎与此同时，天山北路的大小和卓叛乱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定边将军兆惠率四千清军抵达叶尔羌城下。这座周长十余里、拥有十二座城门的西域大城，此时已被霍集占经营成坚固的堡垒。兆惠见强攻难以奏效，便在城东黑水河滨结营，史称“黑水营”。

为解决粮草问题，兆惠亲率千余骑兵渡河夺取城南英峨奇盘山的牧群。然而刚渡过四百人，木桥突然坍塌，叛军伏兵四起。兆惠坐骑连中数弹倒毙，他换马再战，面部和小腿被弹丸击中仍死战不退。清军且战且退，涉水撤回大营时，已阵亡百余人，总兵高天喜等将领战死。

霍集占趁机调集万余叛军将黑水营团团包围。他们在河上游决水灌营，用重型火绳枪居高临下轰击，甚至掘地道偷袭。兆惠指挥清军掘沟泄水，利用树林收集叛军射来的铅丸反击，还派人夜袭叛军牲畜群，缴获千余匹战马和骆驼。在绝境中，清军甚至传言“得神之助”，以动摇敌军士气。

这场围困持续了三个月，直到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富德率援军冒雪驰援，在呼尔满与叛军激战五日，才将其击退。兆惠听闻枪炮声，率部奋勇突围，与援军内外夹击，终于解了黑水营之围。此役清军伤亡惨重，但成功拖住了叛军主力，为后续平叛奠定了基础。

乌什事变和大小和卓叛乱的接连爆发，让乾隆对回疆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他认为“回人反复无常，若不彻底震慑，边疆永无宁日”。这种心态在乌什事变的善后处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伊犁将军明瑞奏请将投降的二千三百余名叛军发配伊犁充军时，乾隆严词驳斥：“此等逆贼，若不悉数剿杀，何以惩前毖后？”最终，这些人全部被斩首示众，乌什城垣被拆毁三分之一，改设重兵驻防。乾隆还颁布《回疆善后八条》，严禁官员干预伯克政务，厘清赋税条目，并在要地增设军台、卡伦，强化军事控制。

大小和卓叛乱的结局同样血腥。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兆惠与富德分兵进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弃城逃往巴达克山。清军穷追不舍，在伊西洱库尔淖尔将叛军围困于山岭，一面施放火器，一面招降。最终，一万二千余名叛军投降，大小和卓被巴达克山首领索勒坦沙擒杀。乾隆特意下诏：“逆酋首级须献于太庙，以儆效尤。”其震慑意图昭然若揭。

乾隆的铁血手段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边疆治理的深层考量。自康熙朝以来，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始终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准噶尔部的反复叛乱，二是回部上层的离心倾向。乾隆认为，只有通过军事威慑和制度改革双管齐下，才能确保边疆长治久安。

在军事上，乾隆打破“不驻重兵于回疆”的惯例，在伊犁、喀什噶尔等地派驻八旗、索伦、绿营等精锐部队，并在乌什、库车等战略要地修筑城堡、屯田戍边。在制度上，他改革伯克制，将伯克任免权收归中央，禁止其横征暴敛，并通过联姻、封爵等手段拉拢维吾尔族上层，如将额色尹、霍集斯等伯克迁居北京，给予优厚待遇。

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确实在短期内稳定了回疆局势。至乾隆末年，新疆已成为清朝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屯田面积达百万亩，贸易往来络绎不绝。

在乾隆看来，回疆的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形式的反抗都必须被彻底扑灭。这种理念在乌什事变中达到顶峰，二千三百颗头颅落地的同时，也让回疆民众深刻认识到反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