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冯善练兵，李善用兵！

1949年3月的一个雨夜，北平西山的招待所灯火通明，刚随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抵达的白崇禧与几位旧部小酌。席间，他忽然抬头：“冯善练兵，李善用兵，这话放到今天依旧不过时。”众人默然，酒杯碰撞声格外清脆。短短八字，像一把解剖刀，将民国几十年战场上的成败分割得干干净净。

追溯到1920年代，冯玉祥横空出世。西北寒风凛冽，军饷常常要靠典当军旗才能筹齐，他却硬是把杂牌军熬成了四十万“陆上骆驼”。每日出操，冯玉祥卷起裤脚，跟新兵一起端枪、打拳。营房里的黑面包掺着麦糠，他照吃不误。“将士同甘”四个字，被他演绎得滴水不漏。

冯玉祥练兵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制度，早晚点名、连坐处罚从不含糊；第二把是精神，强逼士兵读《圣经》《古兰经》，渴了就喝井水，饿了就啃干饼，让信仰和纪律一起扎根；第三把是情感，他会在冬夜把大衣扔给哨兵，却把自己裹进破棉被。正因如此，西北军一旦开拔，行军速度常常出乎敌手预料。

遗憾的是，练兵归练兵，用兵却要另外一副手腕。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握着一手好牌却频频失着。前线电报雪片似地飞来，他犹豫、拖延、迁就旧部，等到决心下达，外围已被韩复榘、石友三各自扯裂。兵马未动，心先散，这种致命弱点在淞沪会战时暴露得更彻底。

1937年8月13日，淞沪炮声骤起。蒋介石原本让冯玉祥坐镇前敌，指望他镇住年轻将领的浮躁。可三天后，冯玉祥连发两道“谨慎推进”的手令，把最宝贵的反冲锋窗口耽误过去。淞沪泥潭一陷再陷，蒋介石最终决定收回指挥权。消息传到指挥所，冯玉祥只是苦笑：“我练兵行，用兵欠火候。”这句自白，比任何批评都刺耳。

再谈李宗仁。1929年桂系北上时，他还只是南宁街头骑着高头马的壮汉；到了1938年，却已坐在徐州前线的指挥车里，地图摊得满桌都是。李宗仁的高明，在于能把残兵、败卒、地方团练拼到一起，迅速整编成能战之师。最经典的一役正是台儿庄。

大战前夕，第五战区仅剩七万人，弹药却不到日军的三分之一。白崇禧越洋电话问：“要不要那支被阎锡山赶出来的川军？”李宗仁毫不犹豫：“要！越杂越好，我来调和。”一句俏皮话，却藏着他对兵心的自信。

川军抵达后，人心浮动，军纪松散。李宗仁没有砍头立威，而是把缴获的日本手榴弹分发下去：“打得好，这些都是你们的。”几天后，藤县血战，王铭章硬生生把两个日军联队钉在阵地上，为侧翼合围赢得了整整六小时。

与此同时，李宗仁三顾蒋门，硬把张自忠要回第五十九军。张自忠到任第一晚，李宗仁只说一句：“老兄，给你两个字——放胆。”张自忠挺身而去，随后便是枣宜会战中的“血色襄河”。用兵之妙，往往就在一句宽心话。

1948年秋，中美日报记者在上海采访白崇禧，话题又转到这两位旧同僚。白崇禧抿茶沉吟：“冯玉祥的士兵，一旦离了他，就像失群的骆驼；李宗仁的部队，即便分散各路，也能各自成军。”记者追问缘由，白崇禧淡淡一句：“一个重在形，一个贵在神。”

军事史研究者常把“形与神”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能把二者兼得。冯玉祥和李宗仁，一如天平两端，缺一即失衡。民国战事跌宕，其实处处可见这种分工：有人铸剑，有人挥剑，缺哪一方，利刃都成废铁。

新中国成立后，冯玉祥客死莫斯科，李宗仁旅居美国，又双双魂归桂林八桂山水之北。后辈翻检旧档，发现白崇禧那八个字写在一张发黄的便笺上，边角还有酒渍。纸短情长，却道尽了民国军旅的悲欢与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