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故事：从祁连山到延安

1936年10月底，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组成西路军，孤军奋战4个多月，浴血河西走廊，歼敌2.5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于1937年3月失败。

部队分散突围到祁连山的石窝地区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正、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程世才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统一指挥。

会议还决定：剩余的3000人组成3个支队，李先念率1500余人组成左支队；王树声率700余人组成右支队；毕占云率一部兵力及伤员、女战士、小孩组成第3支队。

送别徐向前、陈昌浩后，左右两个支队踏冰冒雪，向祁连山深处敌人。部队下一步该向哪个方向行动，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快速行动，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只有冲出去才有希望。但是，向哪个方向突围，成功的可能性才最大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左支队负责人李先念、程世才认为，分散游击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如左右两个支队一起行动，共同西进。他们认为往东往北都是马家军重兵集结、反复搜剿的区域，只能翻越祁连山往西，向新疆转移。

但也有人认为，祁连山太高，而且终年积雪，不容易翻过去。山南面是死海，即使翻过祁连山，也无法生存。他们找到当地藏民询问，连藏民们都不敢保证能过得去。

李先念和程世才说：“祁连山是高，也的确渺无人烟，但正是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才有可能摆脱敌人。对于一支失败的军队来说，只有摆脱敌人，才有生存的希望。长征途中，雪山草地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由于意见不统一，左右支队还是分开行动了。李先念和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率领左支队，于3月14日晚向南深入祁连山区。李卓然等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同志随行。

经过3天的急行军，左支队摆脱了敌人骑兵的尾追，于17日到达了丰达坂，在这里进行了整编。面对终年积雪、高耸入云的祁连山，是翻还是不翻？领导层中又产生了分歧。

总部机关的几位领导，坚持要留在原地打游击。李先念和李卓然等无法说服他们，只好留下一个排跟随他们行动。后来，敌人搜山时发现了他们，除牺牲的之外，其余的全部被俘。

接二连三发生的问题，让李先念他们意识到，必须尽快与中央取得联系，统一思想，找到前进的方向。可是电台在石窝会议后几乎都被毁掉，仅剩的一部电台，因为没有汽油而无法使用。

李先念找来电台负责人宋侃夫和王子纲，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出办法，恢复电台的功能，和党中央取得联系。

翻山前，红30军副军长兼88师师长熊厚发派人找到李先念，要求留下来。熊厚发所率88师在西进路上屡立战功，但他由于左臂负伤，感染化脓，连日发着高烧。

李先念、程世才等忙去看望他。只见往日骁勇生威的虎将，此刻倚在一块岩石旁，面颊已经塌陷，眼睛半闭着，左臂用绷带吊在胸前，满身血污。见李先念他们来了，他强忍疼痛，挣扎着要站起来，被李先念等人按住。

首长，伤口化脓，血管也断了···我不能走了··”一条山战斗中，李天焕等被围，是熊厚发率部营救他们脱险。此刻看到熊厚发虚弱成这样，李天焕真是心如刀绞。

李先念说：“你放心··我们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出山去！”程世才说：“出了祁连山，我们就有药了，你不能留下！”

熊厚发断断续续地说：“首长，我明白···我就是有一口气，也不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不能再走了···不能给部队增加负担···”说到这里，他已经虚弱得说不下去，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也都泪流满面。对这位从鄂豫皖时期起就一直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是多么舍不得把他留下啊！

李先念把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拉到一边悄悄问：“能不能带上熊师长翻山？”苏井观说：“伤势这么重，山上缺氧，带不过去的。”李先念再没说什么，回到熊厚发身边，含着热泪同意他留下，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熊厚发说：“请首长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北，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李先念掏出钢笔，给他写了封党员介绍信，并把他扶到一处避风的山崖下藏身，又留下了一个干部和一个班负责照应掩护他。

左支队走后，敌人前来搜山，熊厚发等人被敌人包围，不幸被俘，被押解到西宁。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熊厚发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残忍地绑在炮筒上炸飞，牺牲时年仅23岁。

左支队顶寒风踏积雪，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向着祁连山深处进发了。经过连续激战的战士们早已精疲力竭，而无盐无粮、缺衣少被的状况更是把他们推向了生理的极限。但大家毅然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向上攀登着。

由西路军副指挥、红9军军长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从石窝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麓开展游击，坚持战斗。第3支队紧随右支队行动。他们的行动吸引了敌人大部分兵力。

3月18日，马家军集中两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发动猛烈进攻。右支队和第3支队连经苦战，弹尽粮绝，伤亡严重，大部分壮烈牺牲。

在战斗中被打散的右支队和第3支队指战员们，各自拼死突围。他们虽然走着不同的路线，用着不同的方式，一路历尽千难万险，但内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向东走，去延安！

红9军供给部长吴先恩和团长方忠良率领不满100人的队伍，与敌人边战边走，最后撤到了一座无名山峰上，无路可走了。

夜晚，山下的敌人点燃起堆堆篝火，形成了一个弧形的火链，他们烤着肉，还不停地朝山上喊话：“山上的红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下来投降吧！”

同吴先恩一起参加过黄麻起义的排长牛挺刚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他忍着伤痛和战士们一道朝山下骂着：“去查查你红军祖宗的家谱，看看里面有没有‘投降’二字！”

这时，政委周开河请吴先恩和方忠良过去。周开河和吴先恩、方忠良都是湖北黄安人，在下午反击敌人时，他腹部中弹，伤势严重，此刻正躺在一个避风处，依着岩石不住地咳嗽着，脸色苍白。

见了吴先恩，周政委说：“我们不能在这儿等死，天黑之后，得想法突出去！”性格刚烈的方团长说：“三面都是敌人，一面是山羊都爬不上的峭壁。我看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拼！”

周政委说：“我刚才叫李参谋去侦察了一下，峭壁有十几米深，下面是黑河，如果我们把绑腿集中起来，拧成绳，你们不就可以带一部分人突出去了吗？”

吴先恩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一部分？要走大家一起走！”周开河焦急地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走得了吗？还有那些伤在腿上胳膊上的伤员，怎么抓住绳子往下溜？我们留下拖住敌人，你们才能突出去！”

吴先恩听了，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伤成了这样，想的还是别人！吴先恩同意了周开河的意见，集中了所有人的绑腿，和伤员一一告别，率领着47名同志，趁着夜色，顺着绑腿结成的绳索从悬崖滑下了山。

吴先恩和方忠良走在最后，当吴先恩抓住绳子准备下滑时，方忠良轻声对吴先恩说：“部长，我不能同你下去了。我和老周一起参加革命，一起长征，从来没分开过，现在他伤成这样，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吴先恩下到山底，面对47名战友简单地做了动员：“我们的突围，是伤员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无论多么困难，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如果打散了，大家记着，党中央在延安，自己想办法到延安去！”

总指挥部排长萧永银和参谋陈明义，负责护送回陕北的徐向前和陈昌浩。他们在山中走了两天后，碰上了巡逻搜山的敌人。他们躲在树林里，眼见敌人的骑兵一批又一批，走了整整一下午都没走完。

徐向前把他们叫到跟前说：“人多不好行动，我们分开走，就算碰到危险，总有一路可以到陕北。”徐向前又把一封信交给他们说：“你们如果能到陕北，就把这封信交给中央，说明西路军的情况。”

萧永银和陈明义走了几天，发现敌人在山沟路口都设有警戒，专门捕杀回陕北的同志。山中到处是西路军烈士的遗体和搜寻的敌军。他们冒险渡过黑河，想到村里要点吃的，刚到村边就发现了敌人。

由于到处是敌人，他们连挖野菜都不能。两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躺在地上，想着也许再也无法突围出去，就这样活活饿死，一种强烈的悲观情绪涌上萧永银心头。

陈明义翻出几张随身带着的照片，递到萧永银面前：原来是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的照片！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萧永银坐了起来，浑身增添了力气：“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首长的信送给朱总司令！”

一天黄昏，他们走到了沙漠边。听老乡说，翻过沙漠就能到民乐，过了民乐就能看到长城，顺着长城走虽然有点绕，但往东走就不会迷路。于是他们向老乡买了些炒青稞，以北极星辨别方向，脱下鞋子，走进了沙漠。

沙漠浩瀚无边，踩上去软软的，走路非常吃力。第一夜，他们走了50多里，天刚亮，他们就不敢再走了，怕被敌人发现，只能趴在沙坑里躲藏起来。

太阳升起来了。随着太阳光越来越强，沙漠里越来越热，渐渐变得蒸笼一般。两人被烤得汗流浃背，却没有水喝。上午还能坚持，到了下午，嘴巴和胸腔里就像着了火。

陈明义发现了一只野羊，对萧永银说，跟着野羊一定能找到水，于是两个人在野羊后面紧紧追赶。本来就又饥又渴，这一追更是喘不过气来，陈明义突然一头栽倒在沙里，嘴张得大大的，两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衣服。

萧永银知道，这是脱水了！必须立刻给他降温喝水，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萧永银马上掏出自己的搪瓷碗用力挖沙，只想能挖出些水来，谁知掏了两尺深还没见到水。

但深处的沙子是湿润的，凉森森的，萧永银赶紧解开陈明义的衣服，把凉沙一碗碗倒在他胸脯上，抹开，眼看着沙子干了，再换上新的凉沙。这样换了许多次，太阳也慢慢落下去了，陈明义终于苏醒过来。

陈明义、萧永银就这样与饥饿、干渴、风沙斗争着，坚持往东走，历经4个多月的磨难终于回到了延安。徐向前后来孤身一人于6月间辗转回到延安，陈昌浩则因病回到湖北老家，抗战爆发后才返回延安。

红30军89师副营长杜万荣和几个红小鬼一起突围，突围后陆续遇上了八九十名被打散的同志，就组织起来一起向东走。在黑河渡口，他们看到敌人警戒森严，眼见渡河无望，又辗转到肃州，想从马家军的养马场弄一些战马。

他们之所以弄马，一来想走得快一些，二来遇到小股敌人还可以打上一下。谁知那些马性子非常烈，费了很大劲才抓到8匹，而且捉马的时候惊动了敌人，敌人出动了几个骑兵连来追剿他们，组织起来的队伍又被打散了。

杜万荣和3名战友冲出包围圈，但由于路不熟，他腿上伤又重，走不快，只能在敌人的包围圈边沿转来转去，时刻有重新落入虎口的危险。

这天，他们来到一个小煤窑，工人们一下子就认出他们是红军，非常友好地把他们叫进工棚，做饭给他们吃。杜万荣他们要求在这里暂避一下，工友们找到一个破旧的巷道，把他们隐藏起来。

一天，一个年纪略大些的工友跑过来说：“敌人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动！”说着就匆匆走了。敌人很快就到了，在外面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要他们出来，并威胁说不出来就把他们炸死在里面。

他们在里面一动不动，只听见敌人又在外面威胁工友们，要他们交出西路军伤兵，可工友们一声不吭。

敌人于是向巷道里开枪，扔手榴弹。5连连长终于没忍住，抓起一颗没炸的手榴弹扔出了巷道口，敌人被炸得一片惨叫，接着就听见敌人喊：“就在里面！架火，架火！烧死他们！”

工友们呼喊：“不能炸啊，不能烧啊！我们要靠挖煤吃饭啊！”但凶残的敌人一边殴打着工人们，一边炸毁了巷道口。

4个人躺在巷道里，想着就这样被敌人埋葬在黑黑的煤窑里，再也不能回到陕北，都默默地哭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被炸塌的巷道口露出了一线微弱的亮光！原来是工友们一锹一镐，硬是把巷道口挖通了！

他们冲出巷道口，和工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如果没有这几个挖煤工人，他们不是饿死冻死，被敌人抓走打死，也会被活活闷死在这巷道里。

李宽和在总部特务团被打散后，孤身一人在荒山野岭和敌人周旋。一天拂晓，他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了。敌人问：“你是哪儿人？”“贵州的。”“认不认识徐向前？”“不认识。”“怕不怕死？”

高台战斗后，李宽和就知道敌人的野蛮了。他镇定地说：“落在你们手里，迟早是死，有什么怕的？”敌人嗷嗷叫道：“我不信你不怕死！”说着就用枪对着李宽和的脑袋。

李宽和想起了自己入党时的情景，闭上了眼睛。枪响了，人却没有死，敌人发出戏谑的笑声。原来，敌人是用假枪毙来吓唬他。

敌人把李宽和关进了一间土房，里面已经关了好几个被俘的西路军战士。这以后，敌人叫他们做苦工，后来又把他们押解到西宁。一路上风霜雨雪，挨打受骂，有的战友走不动了，刚倒在地上，就被敌人用刀残忍地砍死。

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李宽和也没有丧失信心，他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在会宁街头，他看见一个披着破羊皮在街头乞讨的人，竟是西路军教导团政委朱良才！李宽和一把把他拉进队伍里，敌人也没有发现多了个人。

李宽和和朱良才每天都在商量如何逃跑，并且鼓励和动员周围的同志。他们说：“党在我们心中，只要心中想着党，就一定能找到党。”

5月下旬，敌人把他们押解到了嵩店。走了一天的路，李宽和正在休息，忽然听到隔壁有人说到“红军”两个字，他立刻把耳朵紧紧贴在墙上听着。原来，在嵩店以北20多里就有红军的队伍。

李宽和、朱良才他们商量好了逃跑的细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趁上厕所之机，跑出了小镇。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朱良才后来专门从事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营救工作。

党中央也时刻关心着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命运。1937年7月，谢觉哉担任了中共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做了大量工作。谢觉哉还请兰州知名人士高金城参与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行动。

高金城以做慈善事业的名义来到甘州，被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任命为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他在国民党上层中积极活动，救助西路军流散人员，并在甘州开办福音堂医院，作为张掖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在甘州张掖县一个骆驼店，关押着被俘西路军第88师连长刘德胜等20多人。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并联络其他西路军战友，与看守进行增加放风时间和口粮的斗争。

刘德胜因脚伤感染被送到福音堂医院治疗，与在那当护士的王定国、徐世淑等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在进步人士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帮助下，他还和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西路军宣传部长刘瑞龙等8人取得了联系。

在高金城的努力下，医院公开收治西路军伤病员。王定国还写了100多张字条：“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3下，有王定国、徐世淑接应。”然后将字条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散发。

得到消息来到医院的伤病员，经过治疗后，凡是能走的，愿意回延安的，都发给路费，引导他们经过兰州回延安。就这样，通过福音堂营救和帮助的西路军高级干部和被俘失散人员就达200多人。

1938年初，高金城在张掖附近收容了19名红军伤员，被马步芳部 300 旅旅长韩起功发现。他把高金城骗到驻地，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高金城宁死不屈，在农历正月初四的凌晨被残忍杀害。

刘德胜离开张掖去兰州前曾问过高金城：“到兰州有什么事要办？”高金城想了想说：“请你告诉谢老，在革命胜利之日不要忘了我。”高金城无私的品德、凛然无畏的民族大义和精神，一直被西路军将士和人民群众铭记。

由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领的左支队，在向新疆方向突围的过程中，同样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艰险和牺牲。他们沿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越过重重叠叠的深沟山峡，踏着冰封雪冻的衰草、枯丛，夜以继日地向西行进。

疲惫不堪的西路军指战员，身上没有棉衣，脚上没有鞋子，枪膛是空的，粮袋是瘪的。在风雪的侵袭下，每个人眼睛肿得像桃子，有的人冻掉了手指和脚趾。山上稀薄的空气使指战员们呼吸越来越困难。

在敌军看来，把西路军逼入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就等于把他们逼入绝境，就等于消灭了他们。然而，靠着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靠着同志间无私的阶级友爱，西路军将士再度创造着奇迹。

3月的祁连山依然笼罩在一片狂风暴雪中。晚上宿营时，大家把雪扫一扫，两三个人顶一条被单，缩成一团。第二天早上，被单上已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而有的战士则永远躺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了。

翻越祁连山主峰时，警卫班找到一个山洞宿营。洞很小，容不下几个人，副班长就让大伙儿先进去，轮到他时洞里已没地方了。他只好把上半身靠在里边，两条腿露在外面。当早晨醒来时，副班长的整个下半身都冻僵了。

副班长几次想起来，可都动不了，队伍就要出发了，他急得脸红脖子粗。这时，小战士陈富贵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看了看副班长，什么也没说，双手捧住那双冰柱子一样的腿，就放到了自己怀里。

小陈！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副班长急得吼叫起来。他知道，又饥又冷的小陈身上也没什么热量了，这么冰凉的两条腿放在他怀里，等于要了他的命！

副班长使劲往外抽自己的腿，可小陈仍然死死地抱住不放，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小陈！小陈！”副班长大声喊着，大家把小陈翻过来一看，脸上带着一丝笑容的小陈，身子已经僵硬了。

副班长挣扎着站起来，抹了把眼泪，使劲将陈富贵托起来，放到自己肩头上，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他走一段就用耳朵听听陈富贵的心脏，好像小陈还能活过来似的。七八里路过去了，他才绝望地放下了小陈的遗体。

在过一条河的时候，小战士邱正基发烧了，身子软得没有一点力气。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脸色苍白的副班长过来了，问他为什么还不快过河？他伤心地说：“副班长，我不行了，你赶快过吧！”

副班长二话不说，把他背起来下了河。冰水浸到了副班长的小肚子，他全身像打摆子一样抖得厉害。再向前走，河水更深了，副班长一阵痉挛，邱正基挣扎着想下来，副班长喝令道：“不要动！”咬着牙向对岸艰难地挪动。

离浅滩还有三四步远的时候，副班长使劲一甩，将邱正基搁上浅滩，自己却直挺挺地倒向了河水深处，像一根木桩一样被河水冲走了……

越过祁连山分水岭后，经过电台人员的日夜努力，终于将汽油发电机改造成手摇发电机，电波越过千山万水传到延安，很快传来了中央的声音：“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党中央的指示，就像在茫茫黑夜中出现的一盏灯，照亮了部队前进的方向，给了指战员们巨大的鼓舞。左支队当即回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方向前进。

部队继续在祁连山的冰雪中西进，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长眠雪山的战友。与严寒和伤痛比起来，最难忍受的还是饥饿。

团以下干部的马早就被杀光了，只剩下几匹首长的坐骑。这些马瘦骨嶙峋，实际上是伤病员的“收容所”。李先念、李卓然和程世才商量，决定把这些坐骑杀了分给战士们吃。

可战士们宁肯挨饿，也不舍得宰杀这些马，又把马送了回来。李先念、程世才只好派人每天骑上这些马去捕猎黄羊、野牛，有时捕得到，但大多数时候战士们都是空手而归。所有的指战员们忍饥挨饿与严寒作着斗争。

虽然队伍里的人在一天天减少，但这支队伍依然在顽强地向西走着。1937年4月中旬，左支队抵达甘肃安西东南的石包城。这里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是山里山外物资贸易的汇集点。部队在这里休整了3天，略微补充体力。

在石包城，李先念从一位商贩口中得知，往新疆的必经之路重镇安西，只有敌军一个排驻守。考虑到攻克安西不仅可以直驱新疆，还可以得到较大的补给，左支队遂改变了原定经敦煌进入新疆的路线。

4月24日，红军进至距安西南25里的十工村，准备攻城。谁知此前敌军已判定红军将从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遂严令各路追堵。24日，敌军的1个团已赶至安西增援。

安西县城的城墙由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易守难攻。左支队分为两个梯队，从城东和城西同时发起进攻，结果遭到守敌猛烈反扑。一时间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同时大作，火光遍地。攻城行动严重受挫。

左支队不得不连夜撤离安西，转移到王家屯。天刚放亮又被追来的敌人包围，激战到深夜终于突围而出，急行军90里到达白墩子，敌人骑兵又追到。红军且战且走，下午到达红柳园。

很快，敌人又追到红柳园，骑步兵分成两路，把左支队夹在中间。李先念等决定：一定要坚守到黄昏再突围，否则很可能全军覆没。杀到天黑，2支队政委曾日三、团长刘雄武等200多人牺牲。

天终于黑了，李先念见突围时机已到，遂下达了命令：以2支队留在山口担任阻击，掩护1支队和总指挥部突围后撤离，两路人马各自向星星峡集中。

1支队被敌人的骑兵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冲向了甘新公路，沿着路边的电线杆前进。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五六十人则翻山进入了戈壁，他们一口气走了大半夜，终于甩掉了追敌。

茫茫戈壁，白天烈日当头，令人汗流浃背，如闷蒸笼；夜里气温骤降，达零下二三十度，如坠冰窖；一忽儿晴空万里，一忽儿又风沙弥漫难辨东西···突围出来的指战员们，再度受到饥饿、干渴、严寒、风沙的侵袭。

指战员们渴得难受，又找不到一点水喝，到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接自己的尿喝。可是，两三天都喝不上水了，连尿也没有多少。

李先念派侦察科长和参谋带几个人先行，侦察行进路线。他又去慰问鼓励战士们，战士们都说：“我们跟着政委走！再苦再累也不怕！”看着那一张张形销骨突的黝黑面孔，李先念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走到第3天，侦察科长等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座山岗，已经离公路不远了。当夜部队在戈壁休息，有匹马不停地嘶叫，李先念担心会暴露部队，对警卫员说：“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

警卫员跑过去看了，回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匹枣红马趁大家睡觉的工夫自己溜出去找水了，它不但找到了水，还洗了个痛快澡，弄得浑身是水。它之所以一个劲儿地叫，是在告诉我们有水呢！

大家赶紧跟着枣红马走，果然在3里外发现了水塘。战士们一拥而上，有的跪着，有的卧着，有的用水杯，有的就用手捧，喝得肚皮胀得像西瓜，战马们也都挣脱了缰绳跑到水塘边去喝水。

3天3夜饥渴难耐的队伍，一下喝足了水，走的速度更快了。6天的路只3天就走到了。忽然，他们发现远处尘土飞扬，有人看见了说：“那是汽车！”李先念和程世才命令战士们准备战斗。

却见车上有人扯开一块红布，来回地晃。李先念拿起望远镜看了看，说：“是自己人！车上那不是杨秀坤吗？”原来红89师师长杨秀坤等从红柳园突围后，顺着甘新公路西行，已先他们一步到达星星峡了！

杨秀坤等人跳下卡车，和李先念他们紧紧握手说：“我们找你们找得好苦啊！终于找到你们了！”大家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李先念等率领的左支队，经过47天的艰苦跋涉，战胜了雪山、戈壁等极端艰苦环境，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脱离险境，保存了420余人的骨干力量。5月1日，在星星峡，他们见到了期盼已久的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

这支队伍随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组成训练队，进行军事政治学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分批回到陕甘宁边区，走上了抗日战场。

其他与部队失散的西路军将士，历尽千难万险，靠着坚强的意志，最终逃出马步芳、马步青等控制的地区，先后有4000多人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渡河西征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数万红军将士不怕牺牲、顾全大局、勇往直前、永不动摇的革命精神，和长征精神一样，成为人民军队永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