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强盗(智子)

“藏经洞”的发现之年，正值国运衰微、列强称雄的时期，一伙伙外国探险家、汉学家、考古学家、佛学家打着“考察”、“探险”的招牌，纷纷奔向了敦煌。他们昧着良知，贪婪地大肆盗窃，一批批珍贵的敦煌文物流失到了海外。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最为伤痛的一页。

英国人斯坦因

1862年11月12日马尔克·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的父母都是犹太教徒，由于当时犹太人在欧洲深受歧视，为了儿子的前途，父母让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马尔克·奥利尔便是他的教名。

斯坦因从小聪明过人，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一生精通德、法、英、希腊、拉丁、波斯、突厥、梵文等多种语言和文字。斯坦因1882年获得了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把兴趣转向了东方考古学。经过一番勤奋努力，获得了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考古学。在英国学习期间，斯坦因出色的考古和语言学方面的才能很快得到了英国上层人士的赏识。18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斯坦因被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爵士推荐，去印度担任了拉吉尔东方学院院长职务。这为他今后在亚洲各国从事考古和探险活动提供了便利。

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决心将全部生命“献给”亚洲的考古探险事业。从这一年开始到1943年去世，斯坦因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活动的重点地区是我国西北部。他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最为珍贵的是敦煌藏经洞文物。

1906年，斯坦因以印度考古局名义二次潜入新疆时，就希望能到敦煌“考察一番”。因为他早就已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塑像的精美。

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出发，沿着罗布泊以南和丝绸古道，穿越库姆塔格沙漠，经阳关跋涉二十多天，于3月12日清晨，迎着中国西北刺骨的寒风来到了敦煌。当时他做梦都没想到，敦煌是他在中国最大的文物发现之地。那时，他对“藏经洞”的事还一无所知，他打算先到千佛洞（莫高窟在当地的俗称）作短暂的参观，补充一下粮食和饮水，然后回到罗布泊沙漠，对长城以西已经消失了的城垣作深入的调查和发掘。

斯坦因个头不高，但体格健壮，平常不苟言笑，显得沉静而又高傲，其实内心活动极其活跃复杂。斯坦因终生未婚，喜欢养狗，总计养过七条，名字依次戏称为达什一世、达什二世、达什三世……探险考古时，他带狗长途跋涉，闭门写作时狗也陪伴一边。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时，斯坦因就像他养的达什猎狗一样机警，盯着丝绸之路上出现的每一个古代遗址，并竭尽全力挖掘那些埋藏在沙漠之中的珍宝。

斯坦因到达敦煌不久，就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探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他不由喜出望外，立即改变了计划，决心把“考察”的重点放到莫高窟去。与斯坦因同行的还有一位翻译、中国师爷蒋孝琬。蒋孝琬一心想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谋个差使，所以想通过为斯坦因当翻译作为“跳板”实现自己的愿望。斯坦因在中国盗窃文物中，这位蒋师爷真是尽心尽力，为外国主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藏经洞的发现者，是一个愚蠢、麻木而又俗不可耐的道士，名叫王圆箓。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原是个庄稼汉，曾在肃州巡防军中当差，退伍后回生活没有着落便来到莫高窟出家做了道士。王道士会哼几句道经，加之会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哄骗当地农民，渐渐竟当了莫高窟的家。在清除洞窟积沙的过程中，王道士意外地发现了藏经洞，当他打开那间尘封了九百多年的佛洞时，愚昧无知的他根本不懂眼前那些都是价值无法衡量的国之瑰宝。他先是邀请城里一些官绅来此参观，后来为了讨好当地达官贵人，竟随意取出一些经卷、绢画作为礼物送人。这样使藏经洞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向了四方。后来甘肃学政叶昌炽知道了，精通金石之学的叶昌炽从下级送给他的那些敦煌写经、绢画中知道这些东西很有价值，便立即向甘肃藩台衙门建议把藏经洞文物运来省城保管。但藩台衙门算了算，运送这批东西得花不少银子，便发出一纸公文，命令敦煌县令清点这批东西，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妥为看管，从此就不再过问了。王道士见官家对这批东西有了态度，便只好照办，找了把锁把门锁了起来。但实际上还随时从洞中取一些文物来，在官场上送来送去，期间，流失的文物不可计数。

斯坦因急急忙忙赶到莫高窟时，恰逢王道士为修建他的道庙外出化缘去了。藏经洞的钥匙带在王道士的身上，斯坦因只能望而兴叹。他便走进洞窟里参观起了壁画和塑像。一窟一窟绚丽多彩、栩栩如生的古代艺术品，让斯坦因惊叹不已，这些都是他在当学生时梦想见到的艺术品。他后来在著作《西域考古记》中激动地写道：“这里（莫高窟）美术价值之丰富，真是让人惊心动魄，我看到了人类古代最美丽的绘画和塑像。”

斯坦因和蒋师爷打听到王道士外出化缘一个月内不会回来，只好决定暂时离开莫高窟。就在离开时，斯坦因从一位小道士手里买了一件高约一英尺，长约十五码的唐代写经。这份经卷样品让斯坦因兴奋不已，他完全相信：“藏经洞”里像这样很古老的、非常珍贵的文物一定不少。这使他信心大增。

5月中旬，斯坦因和蒋师爷再次来到了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终于化缘归来了，但正好碰上了莫高窟一年一度的春季庙会，这里聚满了逛庙会的群众。为了不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行动”，他们便换了一副面孔，准备了一些香蜡供品和礼物到王道士的庙里去拜访。初次见面，斯坦因觉得这位身躯不高、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中国道士，虽然胆小、麻木、不善言辞，但也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生厌的狡黠表情，有意回避着藏经洞的事。为了取得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打算暂且回到城里打个迂回。告别时为了给下次再来找个借口，蒋师爷对王道士说：“斯坦因先生对石窟中的壁画、塑像很感兴趣，想拍摄一些照片，请道士行个方便。”王道士见这位洋大人对他如此尊重，未曾行事，先打招呼，自然十分高兴，当下便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周时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时，庙会已经散了。他们就把帐篷扎在莫高窟，准备长期“作战”。但事又不凑巧，王道士又外出化缘去了，那些“宝物”封在洞里还是无法接近，他们只好一个洞窟接一个洞窟地拍起照来。

5月底，王道士终于又化缘回来了，这几年，王道士为了修建他的道庙，到处奔波，真是十分辛苦。上次庙会期间，他终于攒够了一笔钱，这次化缘出去又筹措了一些建筑材料，打算近期就开工了。这一切，早已经被狡猾的斯坦因和蒋师爷看到眼里了。

第二天，蒋师爷出了帐篷，走进庙堂，见到王道士，十分虔诚地说：“斯坦因先生一向乐善好施，看到宝刹失修，佛像毁坏，心里很不安。由于他远道而来，没有多带盘缠，这里有二十两纹银请道长收下……”说着立即取出两锭纹银，双手捧给了王圆箓。王道长盯着两锭白花花的银子，眼珠都快出来了。他推让一番，收下银子，连忙打稽首，脸上浮现出掩饰不住的笑容。为了修建道庙，他到处奔跑，苦口劝善，那些达官贵人，闭门不睬，穷爷们又实在困苦拿不出钱，今天这位洋大人不过是一面之交，竟如此慷慨大方，主动送来银子，看来与洋大人打交道是一条好门路，还真的会带来不少好处。顿时他觉得与洋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不少，又连忙说了不少客气恭维的话。

蒋师爷一看，正是时机，便趁势试探：“道长前几年不是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吗？斯坦因先生对那些经卷、文书颇感兴趣，老道长何不让他看看，或者相赠一些，这样也不辜负斯坦因先生的一片诚心呀。”

王道长一听说洋大人要看藏经洞里的东西，顿时一阵紧张，脸上笑容也失去了，表情显得十分为难，说了自己受官府之命看管，不便作主的难处。因为王道长虽然愚昧无知，但自接到官府文书后，也处处小心守护着藏经洞的秘密，除了向上级送礼拿出一些卷子外，还从没轻易让人进来看过。他也明白如果让洋人看了，一定会招来麻烦。万一被好事人揭发，就成了监守自盗，弄不好要进牢房。蒋师爷一看王道士为难不安的样子，知道事儿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只好暂时打消了念头。

但这次“攻势”明显有了效果，王道士虽然没有让他们进“藏经洞”参观，但为了报答斯坦因的“捐助”，当天晚上就悄悄把蒋师爷叫出去，给了几本自己私藏的经卷。当蒋师爷走进帐篷，从长袍下取出那几本经卷时，斯坦因兴奋地从床上跳下来。他连忙把烛火加亮，仔细地端详起来，凭着他长期的考古经验，一眼便看出这是几本十分古老的经文，他边看边发出感叹：“啊！多么精美的经卷书本呀！这是谁的造化之笔描写出这样绝世经文呢？”看了那几本经卷，斯坦因对藏经洞更加神往了。

有了这一次交往，斯坦因很快和王道士建立起了一种朋友般的关系。在和王道士的闲谈中，斯坦因发觉王道士对唐代的玄奘充满了崇敬，住所的墙上还贴了一张《唐三藏西天取经图》。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斯坦因眼前一亮。所以在一次闲谈中，斯坦因便大谈特谈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他说：“老道长，实不相瞒，弟子平生最敬仰的就是贵国的圣僧三藏法师，他历尽千难万险，到西天拜佛取经，最后修成正果，回东土翻译佛经，中外历史上都记载着他的盛名……”果然像斯坦因所推测的那样，王道士一听三藏法师的名字眼睛里立即就“放光”了，干黄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有关玄奘取经的事儿。看着王道士自鸣得意的样子，斯坦因和蒋师爷偷偷相视一笑，尽管王道士对三藏法师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民间传说和《西游记》的故事，显得荒诞而又幼稚，但斯坦因却极力装出一副十分赞同的样子。很快他又博得了王道士的进一步信任。

斯坦因为了表明自己的确是玄奘的忠实信徒，还通过王道士的安排，请工匠在莫高窟南部的一个小洞窟里塑了一个玄奘像，并对王道士说：自己在印度从事佛教研究，来东土之际，三藏法师曾托梦给自己，说东土的敦煌存有“真经”，所以自己才来敦煌的。接着，蒋师爷又走进道房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对王道士进行了一番开导：“尊敬的道长，告诉你，斯坦因先生在印度是很有名望的人。他广结善缘，受人尊敬，他这次远道而来，是奉了三藏法师神灵的指示，要把三藏法师当年从印度圣地取来的经卷，仍旧送回原地去的，秉承佛意乃是出家人的本分，千万不能错过这个积功德的机会呀！”终于，王道士的防线完全崩溃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王道士带着斯坦因和蒋师爷，像三个幽灵，走进了十六号窟甬道，北面墙上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王道士终于打开了那扇黑黑的油漆小门。斯坦因借助王道士油灯的亮光，钻进了藏经洞。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成千上万的经卷文书梦幻般地显露出来，顿时让他目瞪口呆，惊愕不已。

这座被称为莫高窟第十七窟的“藏经洞”，是北宋年间（11世纪初）敦煌僧人为了避免寺院藏经在战乱中被焚毁，成功地把这批文物隐藏在石窟之中。这里储藏了上起魏晋下至北宋咸平五年，七百余年连绵相续的各类经史文献和极为珍贵的艺术品，有五万件之多。由于各种原因，藏经一事被人们遗忘了，这批藏经便无声无息地躺在西北边陲的沙漠之中，这一隐蔽便是九百余年。

斯坦因把自己幸运地进入“藏经洞”的这一天，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永远也无法比拟的一天”。后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为之吹嘘道：“任何一个考古家，都没有做出比这更为惊人的发现。”

面对藏经洞里一捆捆经卷、文书，斯坦因刚开始企图把所有的手稿都编成目录，可是由于文稿太多，力量有限，只好放弃，最后他决定进行“精选”。

为了掩人耳目，斯坦因白天呆在帐篷里，夜晚时分“热心”的王道长和忠实的蒋师爷把藏经洞里的东西一捆又一捆地抱进帐篷供他“研究”。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运了七夜，后来运的东西越来越重，不得不用车辆来运送。

藏经洞里的东西数量最多的是佛家经典，从内容看几乎各宗的书、经、论律各种译本都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宋朝以后已经遗失的本子。除佛教外，还有道经、摩尼经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儒学经典，自六朝以来的古本都有。还有天文、历法、医学、文学、冶炼、曲词、变文、俗曲等各种材料，除了大量汉文外，有不少古代的藏文、梵文、回鹘文、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印度婆罗谜文和粟特文的写本。真是洋洋大观，数不胜数。

在翻阅大量藏经中，斯坦因还发现了大批佛教绘画，对这些美丽的图画，斯坦因更是爱不释手。他在著作《西域考古记》中写道：“千佛洞（莫高窟俗称）所得经画，在研究远东美术上之所以有特大价值，乃由于这些绘画是公元后第七世纪到第十世纪唐代的遗物。那时，正是中国美术最有权威的时期，那些出于古代中国的绘画，纯粹是固有的天才风格。”

这一批批经卷、文书以及绘画让斯坦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经过许多天紧张的忙碌后，斯坦因把他从藏经洞搜索出来的经卷全部摆出来，这些宝卷像一座巨大的雕塑品，其中古代完整经文写本七千件。残缺、零散的六千余件，另外还有大量古代藏文写本以及珍贵的绢画和其他文物，光那些珍贵的绢画，斯坦因就足足小心翼翼地清理了一天时间。最后那些经卷斯坦因装了满满二十四口大木箱，那些绢画和其他文物又装了满满的五大木箱。

接下来，斯坦因和王道士进行了一桩悬殊极大，无法用数字形容的“交易”，斯坦因仅用了四十锭马蹄银就全买下了那二十九箱珍贵的敦煌文物。

对这场欺骗性的掠夺，斯坦因竟自吹自擂，无耻地说是把它办成了一件“好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最后，他（王道士）得到了很多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和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意，这也是我们的公平交易了。”后来，斯坦因在给朋友帕布利斯的信中得意地说：我在敦煌千佛洞得到的二十九箱文物，仅仅只花了一百三十个英镑的代价即只花了一片梵文贝叶写经及少量别的古物所应花的钱。

斯坦因的这种盗窃文物的方式，连英国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都表示十分不满，认为这无异是对“敦煌的劫掠”行为。他说：“假如一个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里，发现了中古时代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我们又作何感想？”

6月13日，斯坦因带领骆驼、马匹以及新增加的五辆大车所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满载着第一批敦煌藏经洞的各类文物，离开了莫高窟。四个月之后，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这一回他没敢直接去莫高窟，而是写了一张字条，命蒋孝琬秘密地去了一次莫高窟。王道士见了字条已心领神会，让蒋孝琬用驼队运走了剩下的一批约三千卷汉文卷子和藏文卷子。

十六个月以后，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获取的二十九大箱文物，全部安全地运到了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斯坦因成功掠盗藏经洞遗书，蒋孝琬立了大功，斯坦因回国后，便上书官方推荐蒋孝琬做了新疆喀什英国总领事馆汉文秘书。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莫高窟，王道士像欢迎老施主那样热情招待，宾主相见，无话不谈。临走时他又带走了足足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经。

斯坦因回国后，由于在考古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英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1910年英国女王赐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两年后又封他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之后，被美国哈佛大学聘为荣誉研究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给他颁发了金质奖章。他还获得了法国、瑞典、匈牙利、美国等国地理学会和古物学会各种荣誉奖章。他的祖国匈牙利还授给他一个功勋十字架和一枚特别荣誉奖章。德国方面还给他一笔巨款表彰他的成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英百科全书》居然还说莫高窟也是他发现的。

法国人伯希和

斯坦因离开敦煌后，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紧随其后赶来了，成为第二位钻进藏经洞盗窃经文的外国人。

保罗·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个商人，兄弟七人中他排行第三。中学毕业后，伯希和考进了作为法国中国学中心之一的现代东方语言学院读汉语专业。他被当时国际上最著名的中国学家沙畹等人的事业吸引，后来成了沙畹的高足和追随者，投身于中国学研究行列。1899年伯希和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寄宿生，到了越南河内。1900年该会改组为法兰西远东学院，他成为该学院的首批研究员。伯希和很有语言天才，一生精通十三种语言，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学都有很好的修养，这使他在中国“考古”、盗取文物来比斯坦因更“精明”。

1900年2月，伯希和从越南河内被派到北京，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藏书和收藏品。在此期间，伯希和加入了屠杀义和团的所谓“使馆义勇兵部队”。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北京皇宫、王府和圆明园遭到外国军队的掠夺洗劫。伯希和趁乱以极低的价格劫掠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有原版的《图书集成》、明代版本的《道藏》和18世纪出版的藏文红字本《丹珠尔》、《甘珠尔》。经他之手搞走的我国古籍多达两万四千多册，全部运入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领考察团来到了新疆喀什。在新疆八个月获取了大量收藏之后，伯希和在乌鲁木齐补充生活必需品后，打算穿越沙漠前往敦煌。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一事，更不知道半年前斯坦因已抢在前头，在敦煌大肆掠夺文物满载而归之事。

在乌鲁木齐停留期间，伯希和意外地遇到了他在北京时的老朋友、满清王朝的宗室载澜。在载澜那里伯希和看到了一卷公元8世纪时的手抄《金刚经》。从载澜之口得知这件罕见的古代珍品来自敦煌藏经洞，伯希和不由得一阵惊喜，他没有想到自己将要去的敦煌原来是个深藏宝库的地方。匆匆告别载澜后，伯希和便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越过广漠无垠的戈壁沙漠，奔往敦煌。

1908年3月，伯希和带着两名助手到达了敦煌城，接着又立即赶到了莫高窟。

他们到莫高窟的第一天凑巧王圆箓外出，伯希和是个性急人，经过打听，立即赶到距莫高窟三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去找，终于找到了王道士。有了上次的经验，王道士见到洋人已“沉稳”了许多。见三位洋人这样急迫地找自己，王道士对他们来意已猜出了七八分。看过伯希和手里拿的官方文书，王道士和他稍作寒暄后，便不露声色地带他们来到了莫高窟。

将伯希和三人在莫高窟安排住下后，王道士就匆匆走了，再也不露面了，他显然是有意回避三位洋人。王道士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干脆在外面过夜，伯希和多次登门造访，就是不能见面。

伯希和也看出王道士在有意躲他们，心想这其中也必有缘故。于是他和两个伙伴打算“静以待之”。每天他们都装做无事的样子，走进洞窟参观，一个洞窟接一个洞窟地拍照。

那一幅幅构思奇异、色泽鲜丽的壁画和一尊尊神态生动、精美绝伦的塑像，令他们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赞叹声。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利不停地拍照片，胶卷装满了他那只肥大的黑色皮包。他们认为这些胶卷洗印出来，定会在法国引起轰动。

王道士与伯希和这些天里虽然互不照面，但他们各怀心思。王道士担心的是：这三个洋人的到来会不会和斯坦因有关，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他将藏经洞里的很多经文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则揣摸王道士在想什么，究竟用什么办法可以打通关节，让这个老道士打开藏经洞的门。

这期间，他们偶然见面，但谈话不多。在几次交谈中王道士摸到了一个底，那就是三位洋人并不知道斯坦因来莫高窟的事，更不知道买藏经洞经文的事，所以王道士由此推断：这些外来的“洋鬼子”都很讲信用，对于搞这种秘密交易都能守口如瓶。于是王道士渐渐放心了。而且，他还希望这新来的三位洋人也能像斯坦因一样“捐助”他一笔。

终于，王道士开始和伯希和正式接触了。渐渐地他竟被伯希和一口纯熟、流利的汉语迷住了。他真没想到这位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珠、具有一派学者风度的洋人竟能像中国人一样随意说起汉语。当然王道士并不了解，他面前这位法国学者，博学多识，精明过人，他不仅懂得汉文，而且有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同时还懂得藏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文字。通过与王道士长谈，伯希和从王道士的口中得知，英国人斯坦因在他之前早已进过莫高窟的那间密室，而且带走了成箱的经文，心中不由有些懊丧。当他再一次询问时，王道士又尴尬地向他保证：斯坦因只不过在那里停留了三天，而且透露了斯坦因“捐赠”银子修建庙宇的事。伯希和对王道士说话的弦外之音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当即表示：若能获得经文，也将效法斯氏，为王道士的修缮工程捐赠一大笔银子。

由于这一次谈话，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起来。

在以后的谈话中，伯希和显得特别“坦诚”而又谦逊，对王道士在莫高窟做的“贡献”更是大加赞美。王道士被伯希和的赞誉之词陶醉了。又经过一番长谈，彼此心中都有了底，事情便进展得非常顺利了。王道士终于同意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参观了，从时间上算起，伯希和来莫高窟也将近一个月了，但比起斯坦因来，他很幸运，没有经历过多周折便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

这天，当伯希和和他的两个助手在王道士的带领下，走进第十六窟的甬道时，他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他们屏气凝神地看着王道士打开甬道北壁墙上那两扇小门，一股浓浓的书香气味扑鼻而来。借着王道士手中的油灯，伯希和和两个助手几乎是爬进了那个黑森森的神秘莫测的洞里，一会儿在灯光的闪动中，整个洞窟的面貌马上展现在他面前。

伯希和被满洞堆放的经卷文书惊呆了，洞窟中的藏经，有的用布包裹着，有的卷成卷轴，每件文卷都包装讲究，整齐一致，书籍之多，文种多样，让他叹为观止。

作为一个汉学家，伯希和知道这些经卷文书都是无价之宝，这堆满古书画卷的古窟也是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宝库。他更没想到经过斯坦因的劫掠，还会剩这么多经卷。因此，他真是精神大振，决心大干一场。

伯希和粗略地算了一下，藏经洞里的经卷书至少有数万卷。他心里明白，王道士决不会叫他把东西全部搬走，否则无法向县政府交待。因此他下决心要把所有的文书经卷一件不漏地全看一遍，将精华挑出来。他给自己立下了三条标准：一是要有历史纪年的，因为有具体年代的文物价值要高得多；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写本，不要大路货；三是着重挑选汉文之外各种民族文字的文献，这是由于各种北方和中亚民族文字的写本向来都极为珍贵。

伯希和还给自己确定了精选的方向，就是用这三条标准把整个文物一分为二。符合这三个标准的文物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在这三条标准之外的文物必要时可以放弃。工作标准和目标确定后，他便开始工作。他天天蹲伏在漆黑的洞中，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照射下，用了三个星期时间，把洞中全部文献看了一遍。工作量之大，难以想像，至于断纸碎片，天知道有多少！据他后来写的著作《敦煌石窟回忆》中说：“他在最初的十天，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阅这些文献，如果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小时最少要看上一百卷文献。”

随后，伯希和和他的两名助手将莫高窟做了一次全面考察，将洞窟编了号码，并以日记形式对洞窟的结构及内部装饰做了描述，系统地记录下壁画上的题记。这便是考古上著名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同时还绘制了平面图，拍摄了影照片，这是历史上首次对莫高窟所做的学术性考察。后来清廷把一群逃窜到敦煌的白俄士兵关押在这里，使一些壁画遭到破坏，伯希和留下的照片和记录就显得极为珍贵了。

好运气的伯希和在考察壁画时，还意外发现了一桶回鹘文本活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活字，竟有数百枚，它对研究活字印刷的起源具有巨大价值。这桶活字当然也被伯希和搬走了。

最后到了真正“交易”的时候了，由于有了上一次经验，王道士很快便与伯希和谈妥了。王道士向伯希和提出了两个极其简单的条件，一是对此事必须绝对保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二是要付白银五百两，作为购买那些书卷的价码。伯希和很快从他的皮箱拿出了五百两白银双手送给了王道长，从而他顺利换得了这段日子从藏经洞“精选”出来的六千多卷经卷文书和两百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这次王道士得到的钱，比从斯坦因那里得到的多一倍，而付给伯希和的东西却几乎少了一半。王道士很是满意，认为自己这次卖了个好价钱。但他哪里会知道，伯希和获取的这批文物都是藏经洞中的“精品”，大部分是当今世上的孤本。

1908年5月，伯希和将这批文物打包装箱，竟然装满了十辆大车，然后启程上路运往法国巴黎。1908年7月，伯希和带着他从敦煌骗取的一小部分文书来到北京。以学者身份自居，在清朝官员和中国学者面前炫耀自己考古功绩，还向一些人赠送敦煌文物的影印本和抄件。并在自己所住的豪华寓所里，约见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伯希和在和罗振玉会晤时，在炫耀自己的成就之余，有意向罗振玉透露：敦煌藏经洞还有经卷六千多轴，若不及早采取措施，恐怕不久将会被人闻风取走。罗振玉当时正在清廷学部供职，便连忙回来向学部反映这事，并一再向朝廷上书呼吁抢救这批祖国的瑰宝。最后经过几番周折，清廷才下了一道文书，命令敦煌县令陈泽把千佛洞藏经洞内的所有经卷文书，尽其所有，一律搜来，护解运送京城。当时北京学部拨出六千两银子到甘肃做专运费。但命令一层层传下来，银子层层盘剥，到了敦煌便所剩无几了。于是大批经书用席子草草一裹，找几个人运到县城、省城、京城，因为没有准确数目，一路上这个拿一卷，那个拿一卷，明抢暗盗，私下藏匿，又丢失了不少。这批敦煌文物到了北京学部，昏庸无能的清朝官员也不仔细查收，便草草入库了。可笑的是，所报的数量反而从六千卷上升到了八千卷。

1908年10月24日，以伯希和为首的远征队满载而归，回到巴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著名的法国王宫———18世纪时改为博物馆的卢浮宫，以伯希和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大厅，专门展出他从敦煌带回来的书卷和从中国西域其他地方搞来的绘画、塑像、木雕、陶器和纺织品。很快伯希和的考古成就，轰动了法国的上层社会以及欧洲的考古学、地理学和东方学界。此后，他凭借从敦煌骗取的大量文书资料，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和著作，成了西方学术界遐迩闻名的著名汉学家。1945年3月26日，六十五岁的伯希和死于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