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龙丨人类学对农耕发轫与文化起源的探讨

古语曰：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食从何来，却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溯源甚难的课题。从远古人前时代（prehuman ages）开始, 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就一直为攫取赖以生存和维系进化根本的食源而奋斗。那时生境艰难，唯适者生存，只有在自然选择中的强者才能得以进化成功。人类为了食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发明了工具，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晚期智人开始走向“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现代人类，我们的先祖奋斗了约260万年的时光[1]。

上古暨史前时代漫长进化过程中，人类绝大部分时间是不能操控其生存所必需之食物供给的。从旧石器、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史前人类生存几乎全靠大自然的赐予和非凡的求生努力，却往往性命难保。两百多万年的狩猎-采集艰困极大限制了人类的发展，直到人类进化末期的新石器时代，游牧和农业发轫以后才为人类创造文化和文明社会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农业发明以前，人类终年疲于奔命，几乎全部精力都只为生存而搏斗。没有食物保障的人类不可能有足够的体能和智能去进化发展，也不可能有余暇去发现和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所以，农业不仅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和物质必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怎样评价农业发明对人类社会形成和对文明构建的贡献都不过分。

农业与文明发源这一课题涵盖范围较广，以往研究往往聚焦于农业考古、文化发生考稽和人类文明探源诸方面。一是从人类进化和体质演进角度即农业与人类劳动、语言产生及智力发展关系入手来讨论原始农业的意义[2]。二是关注物质文明发展及农业起源本身，用大量考古和古生态及人类活动的物证资料来研究原始农业发生的意义。学者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诸多实证性成果[3]。三是将农业发轫与社会形成的关系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研究人类文明和制度史的形成等课题[4]。综而言之，虽然上述研究在其各自专业领域都取得了诸多成就和新发现，特别是考古学和史前学利用新科技和新方法，对新发现文物和史前环境地质生态研究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论证和阐释。但囿于技术性思维和学科限制，分门别类的独立研究往往缺乏宏观视野，较易陷入具体、单一思维的局限。而当代人类学的优势在于，它能综合理论分析进行立体审视，结合考古学、史前学资料并利用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来整合不同领域的前沿成果进行分析论证，从而将课题引向深入并探索出新的方向。

一、农业起源与人类文明滥觞

西文的“农业”（agriculture）一词的词根源于ag-er（意为“田地”）和 cultūra（意为“耕作”或“使生长”）。它的词根cultūra就是“文化”的语源词，指人类最初始的为生命生存而从事的生产活动[5]。因此，没有农业，人类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农业并不仅仅是农业本身，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农业是人的体能-智慧健全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人类只有获取了其生存所需的必要物资——食物后才能有健全的体魄；只有在食物有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让自己的肌体和体能得以正常发展和进化。而人类创造文化和文明的要件是其智能，人类智能的产生和大脑进化需仰赖必要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最基础的部分就是食物和营养。不只是人类，任何动物的生存都需要食物，但人跟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类的劳动。

众所周知，动物也会劳动，但动物的劳动跟人类的劳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动物的所谓劳动是其生存本能的需要，而人类的劳动是促进人本身进化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基石。恩格斯指出：“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6]（P514-515）。

人类的劳动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点是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所以人类学意义上人的出现是以制作工具为标志的。哪怕是最原始粗拙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只要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物，它就是人跟动物的一个分水岭，从创造工具开始，区别于万物的人类才正式在这个地球上出现。不同于动物劳动仅为了生存的本能性觅食和寻找庇护居所，人类的劳动有着进化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更高目标，它是提升人之为人的关键。恩格斯进而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P509）。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的劳动就变成了人类进化史上的发展引擎和加速器。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的劳动之处除了人类劳动是为满足生存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劳动的目的在于创造、进化和健全人本身并以之来创造文明。这是一场互为因果且延续了两百多万年的漫长历程。

人类学的本质是做减法的科学。它教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中廓清视野、找出主要脉络以回归问题的本质。纵观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开创农业这近三百万年的历程，我们可知在人类进化艰难历程中几乎98%以上的时光里，人类先祖都像地球上其他物种一样为生存和种的延续-进化而搏斗。这漫长的历史就是为了食物和生存而竞争的历史。直到人类发明了农业，这种几无休止的艰难奋争才有了改观。

史前人类文明萌芽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人的劳动和社会化行为（有的学者认为甚至有些动物也有这种本能和特征）；某些动物虽然也能劳动甚至使用工具，但它们绝不会有目的地去制造工具。有了工具，人类才能发达自己的体能和智能，从而进化成真正统治世界的角色。两千年前，我国先秦哲学家就思考过这个话题：人类从体质和本能上“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荀子·王制》）“有生之最灵者，人也。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厉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 （《列子·天瑞》）比之在体能和力气上远大于人类的各种动物，人类似有先天不足。但人能统御万物，是几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这种进化的要素是劳动，而劳动的重要标志是工具使用。劳动保障了人类的生存，而巩固生存之劳动能力的提高和工具制造、使用工具技能之提升又反过来刺激并促进了人类智能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互相激励之递进机制形成了人类进化的飞跃发展：人类通过使用工具可以征服体能远强大于自己的凶猛动物，而且为其后驯服各类动物、创造文明奠定了基础。

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原始社会构成了狩猎-采集生存和生产模式，原始人类形成了聚居部落。集体化劳动有了动物肉类及其他食物保障，刺激了人类体能发展和进化。体能和智能的进化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学家研究认为，大约在170-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发现并掌握了火并能生火和控制火，火遂成了人类最有效的工具和武器——直到今天，世界上除人以外没有其他动物可以使用并控制火。

人类学家路威说得好，除了人类，世间动物不管多么聪明都不能使用火，“没有一个黑猩猩知道用火或做饭，没有一个野蛮人不知道”[7]。火的使用和操控成了人类进化的一个杠杆。火成了围猎工具和武器，也是人类得以发展体能和保持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及生命寿数的恩物。史前人类居处潮湿阴冷的洞穴，容易遭受动物袭击使身体罹患病祸。发现并能制造火以后，此类忧患渐可杜绝。而且，火的发现和生火技术养成了人类吃熟食的习惯，熟食使人体能够更好消化和吸收蛋白质营养，促进了人体进化和人脑发育。这些都促进并刺激了人类使用符号和抽象思维-表达的能力。恩格斯总结道：“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6]（P516）这里陈述得很明白，人类的进步和农业的产生有赖于“社会”和“劳动”，而农事性劳动的阶段性成果是狩猎-采集生产方式向上的进步阶梯，这一切均有赖于农业的发现和发明。

二、农业起源与人类进化、工具-语言诞生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农业起源和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意义，我们最好先审视一下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文明和人的本质跟文化探源的关系。

人和人类文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课题。除了前引中国先贤两千多年前就对人类本质进行思考以外，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过“人是政治动物”。这里的“政治”是一种广义哲学范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集群组织性的概念。而另一位西方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黑格尔在其经典著作《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随遇而安，而是通过劳动这个手段，把自然界给予他们的原料改造成适合于满足他们多样化需要的形式，并且能对自己需要的情欲加以抑制[8]。马克思评鉴了先贤的见解，基本上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但究其实，马克思最终评价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这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中扮演角色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强调的是人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用人的社会存在来界定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将人的本质和文明探源的课题引向深入。

到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异军突起，开始用人类进化和智识整合能力作为界定人类文明的推动力。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对人和人类文明的阐述简洁而有力。他认为人是富有抽象思维能力和使用符号能力者即“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0]。这里“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就是人类建造的文化和文明。他将人区别于世上万物的根本点归因于人类的进化和抽象思维能力之构建和生成。正是靠着这种社会互动、使用符号、抽象思维和创造文明的能力，人类躲过了地球史上多次浩劫而有幸生存并延续了文明。

古地质学和科学史实告诉我们，在地球史上，许多比人类强大得多的巨型动物如恐龙、剑齿虎、猛犸象等都灭绝了。人类为什么能躲过劫难存活下来？其实，在几百万年进化史上，人类也曾多次经历劫难甚至接近灭绝边缘。基因研究发现，大约在81—93万年前，人类祖先曾经遇到过生死存亡的瓶颈期，最低时期整个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可能只有1000到10万人之间。这段时间差不多持续了11万7000年，地球上的人类在此期间几乎经历了濒临灭亡绝种的困境[11]。另一次比较晚近时期的地球人口骤降，人类也是命悬一线。研究者报告，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全球人口数量仍然很少，特别是在赤道地区以外。在距今1万6000至1万1000年间，整个欧洲人口的平均数量可能仅约为 3万人；而在此前距今4万至1万6000年间，这一数字甚至低至全欧洲只有4000到6000人[12]。

那我们不禁要问，地球史上那么多比人类强大的生物都难免灭绝的命运，人类为什么那么“幸运”而得以续命且进化存活？其实人类并非幸运儿，我们能够成为万物灵长和世界的主宰全是人类祖先非凡努力的结果。前文曾经论及，人类早在260万年前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人类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使用且制造工具的动物。制造工具的能力使人类卓然区别于其他动物而极大便利了人类进化。世上其他动物只能靠其天生具备的爪牙、膂力或本能赋予的飞翔、潜水以及天然优势求生，人类虽不具备这些天赋，但他却“善假于物”，利用自己的工具和后天能力以及逐渐进步的智能弥补了先天不足，终以善于制造工具和适应环境，最后可以上天下海入地统御万物。

根据研究，人类发明和使用最早的工具并不发端自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此。学者考据，在自觉制造并使用旧石器时代工具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原始人类肯定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这类工具范畴很广，可能是手边随时遇到的石头、随地捡到的木棍甚或为特殊目的而折断的弯枝，以及在砺石上磨尖用做武器或猎具的木矛、可以用来挖剔食物的动物枯骨或牙齿、水边捡到的蚌壳或可用来刮削的锋利的薄石片等。但因为这些“前石器”大多是随手捡到、用完即丢的工具，后世研究者很难将作为临时使用意义上的工具跟普通石头或其他天然物作出区分。因而这些“前石器”时代的工具就比较难以确证其原始工具性。但有学者研究推测，早在 500 万年前，早期人类就使用木矛来猎杀小动物，就像在非洲塞内加尔观察到的史前人类的近亲黑猩猩所做的那样。因之有学者认为，早在上古使用旧石器时代工具以前应该有个木器时代。学者指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通常以原始族群的形式聚居在一起。他们通过收集可食性植物并猎取野生动物为生，但人类使用工具的起点不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制造旧石器。如前所述，他们有可能最早使用更加方便和更容易处理的木质和骨质工具即天然木器和骨器，其他材料如皮革、植物纤维等亦适合制成工具使用或也被原始人采用。然而，由于这类物质的物理属性易快速分解，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较难幸存下来，因而在考古学上比较难以存现物证。但是，近现代人类学家在新发现的类似史前石器时代部落从事田野工作场地，可以发现很多使用这类“前石器”时代工具的当代原始人“活化石”现象。无论如何，按照合理推断，原始人类使用工具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我们已知的旧石器时代[13]。

仅具有创造工具的优势并不是人类创造文化和文明的要件。人类创造文化是需要总体综合能力的。人类学理论认为，人类提升自己脱离动物界的分水岭除了劳动及创造和使用工具以外，还发展出了语言、创造了宗教和艺术、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和使用符号交流及表述的整合能力等。这些都有赖于旧石器阶段后期乃至新石器阶段的农业起源和发展。

农业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前述人类进化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要件中，工具使用演进时间最长，约300万年历史。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充要条件。语言是人类独具的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是与人类进化同步的。语言起源是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难以追溯的课题，必须从化石记录、考古证据、当代语言多样性、语言习得研究以及人类语言与动物（特别是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存在的交流系统之间的比较等证据中得出推论。因为语言诞生要牵涉到人类智力、进化和社会化互动等很多方面课题，而且因为人类进化时间漫长，这几百万年之间尚有不少断链和缺环，缺乏考古学实际物证资料，因而在1866 年，巴黎语言学会曾经禁止任何现有或未来关于该主题的辩论。这一禁令直到二十世纪末在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具有影响力[14]。语言究竟如何发明、为何发明，它又在这个地球上何时、何地最早出现，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假设，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基本公认的，那就是人类语言是人类社会化互动的结果，也是人类劳动刺激出的产品。同时，它也是人类大脑发达和智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方能产生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对农业发明以及人类文明发源的一个漫长的准备。

除劳动、工具和语言以外，人类文明创造的基础要件还有人类意识形态形成和思维基础准备的智能需求。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还有宗教、艺术和精神活动，有了这些，才能最后把人类彻底提升出动物界。毋庸讳言，人类进化最重要的是人脑进化，人脑发达、智力增长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增强给人类发明宗教和艺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古生物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人脑新皮质进化的关键时间发生在大约 50 万年前的古代智人这一物种形成时期。只有在物种形成实践之后，新皮质才足够大，能够处理语言和宗教等复杂的社会现象[15]。考古人类学资料证明，虽然人类首次信奉宗教的确切时间仍然未知，但进化考古学研究显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45万年-20万年前）左右就有人类宗教/仪式行为的可靠证据。宗教思想产生的最早证据是基于原始人对死者的仪式处理。大多数动物只是对同类的死亡表现出偶然的兴趣，只有人类对死亡和死后世界发生关注。因此，葬礼代表了人类行为的重大变化。葬仪和陪葬等代表了人类对生与死的认识以及对来世的可能信仰。考古人类学家菲利普·利伯曼指出，“这些有随葬品的墓葬明显象征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宗教习俗和对死者的关心”。这种行为是人类原始信仰和宗教产生的萌芽[16]。

而人类艺术观念的产生，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们的研究，甚至可能早于人类宗教的意识和仪式。据史前学家罗伯特·G·贝德纳里克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舍利（Acheulean，距今170万年—20万年）工具使用者在距今 85 万年前后就开始从事艺术等象征性行为。上古原始人已经开始用珠子装饰自己，并收集奇异的宝石，他们这样做是为追求美观，而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据他研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阿舍利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赭石颜料痕迹表明，阿舍利社会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一样，收集并使用赭石来创作岩石艺术。史前考古学家发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开始了最早的艺术创作，并开始涉足宗教、精神领域，如葬礼和仪式[17]。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史前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使用石器工具和武器谋生，火炙熟食促进了人类发达的大脑和智慧，是他们能够躲过灾难得以生存的利器——其后又因劳动而创造了语言、宗教和艺术。如果说是劳动使人类躲过了灭绝的命运而得以进化为人，那么农业才是使人类形成社会、创造文化和走向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但是，为什么人类要经历这么漫长、以百万年为计量单位的岁月才能臻至农业起源和创造文明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农业驯化和文明发端的同源性

史前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进化和创新的历程是艰难的。在我们未知的历史范畴，人类为生存奋斗的岁月是一座庞大的冰山，而我们已知的文明史只是鸿蒙未知冰山世界一角。根据已知历史，漫长两百多万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进步历程艰苦卓绝。在其间大部分时光里，人类的每一小步前进和进化都耗时耗力甚至要仰赖于偶然。两百万年时日中人类所为大部分只是重复自己，人类的生存和生产能力在极端匮乏峻厉的生境下往往重复着万年如一日的低水平循环。因此，旧石器时代人类全副精力多在为生存而非为创造文明和历史。

在以百万年低水平循环为计量单位的进程中，人类仍然积攒着能力并孕育着力量缓慢盘旋向上迈进。在太古时代，人类使用并制造工具从而提升出动物界。发现并使用火以后，人类进入一个飞跃上升时期，其不止求生觅食而且在体能智能进化中创造了奇迹。其后人类开始逐渐创造并使用语言、符号，而且初步创设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形式。同时，人类逐渐走向中-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能和智慧积攒臻至一定程度时，虽然缓慢，它仍会有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这种转变从跟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农业和驯化之萌芽开始。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仅靠狩猎和采集。那时的人类是纯粹的消费者，并不创造食物。原始人最早像野兽一样靠追逐、猎获其他动物生存。他们的生境完全靠大自然赋予。百万年间，人类偶然因猎获怀孕母兽或幼兽，一时没有杀死而带至居所，或偶然因圈养而发现了驯化动物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辅助储藏、贮存甚至生产食物，于是，人类渐渐发现和发展了驯化手段，使食物得到补充和保障[18]。

同样，在漫长冬季或无兽可猎的情况下，除了圈养动物，原始人类还发现原在收获季节采集携来洞穴或居处附近偶然吃剩或丢弃的植物果实和种籽，在早春居然长出新的果实或种籽——这样，在青黄不接无食可寻的季节里，他们无需漫山遍野去寻找果实和种籽，而得以用在洞穴或居所边偶获的果实和种子存活下来。逐渐地，他们发现如果有意识地去移种、播种或栽植这些作物，就可以在居所周边稳定安全地达到收获的目的——从食用作物果实发展到叶子、花朵和根茎包括薯蓣-块茎类产品，原始人类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发现了原始种植农业的路径。比起终年搏命饱含风险追逐奔袭野兽和各种徒劳无功的冒险，原始农业收获要安全得多而且葆有可预期的稳定收获，所以它渐渐成了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

同时，随着原始农业的萌芽，动物驯养也开始渐渐发达，这也是原始人类食物稳定获取的另一来源。动物驯养给肉类食品和蛋白质营养的稳定来源营造了保障，而且与之相应还带来了同样重要的奶品和兽皮、兽毛、兽骨的供应。这给人类生存和生活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现代考古学家证明，人类进化和农牧业起源的时间远比今人所知要提前得多。罗伯特·K·韦恩收集的犬科动物 DNA 证据表明，狗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 10万 年前或更早就被首次驯化。家猪在欧亚大陆多个起源中心包括欧洲、东亚和西南亚约于1万零500年前就由野猪被驯化；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自公元前 1万1000年至公元前9000年间人类已经驯化了羊。公元前9000年，在印度次大陆，牛及山羊、绵羊和大象也逐渐被驯化。公元前 8千500 年左右，现代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地区的野牛被驯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人们驯化了骆驼。除了陆地上，先民们也开采和食用水产如鱼虾、贝类、藻类和其他动植物，拓宽了人类的食物范围并发明了获取它们的工具。而这些都成了人类后来的食源[19]。驯化动物的意义不只在拓宽食源，而且它也成了拓源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被驯化的动物如牛、马等渐成家畜而极大补充甚至替代了人类体能和活动范围的不足，使得畜力成了机械化发明以前协助人类生产的重要工具和人力替代。

在驯化动物的同时，此期人类也开始了对植物和种子驯化的过程。据史前考古学证实，至少从 10万5000年前，史前人类就开始收集和食用野生谷物。然而，驯化植物和种子的农业行为却到很久以后才真正发生。人类较早小规模种植可食用蔬草类作物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万1000年左右今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海沿岸的奥哈洛二代人群[20]。其后，原始人群开始了收集和驯化种子的历程。他们采集植物较丰硕和可食用的种子并将其培养成潜在的食物源。原始人类很早就开始通过火棒耕作和园艺等手段，为自身利益而改变动植物群落。从10万年或更早时期开始，我们可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现原始粮食作物。除了动物驯化，在公元前9500年黎凡特的前陶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然后是去壳大麦、豌豆、扁豆、苦豌豆、鹰嘴豆和亚麻等原始种植作物。公元前9400年驯化了无花果树。在公元前8000年尼罗河流域开始出现原始农业，在中国发现水稻。公元前6700年，墨西哥南部的野草类蜀黍驯化成玉米，后在美洲大陆渐次驯化了马铃薯、西红柿、胡椒、南瓜和豆类。此期新几内亚驯化杂交香蕉种植，中国驯化小米、绿豆、大豆和小豆等作物。而在公元前9000年，印度驯化了枣类，并有大麦和小麦的种植以及牛羊的驯化，在公元前 8000—6000年间进入了梅尔加尔文化[21]。世界其他地方也驯化了原始的棉花和蜜蜂等动植物为史前农业产品。至此，原始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初具规模。

农业起源和耕种生产粮食的意义并不仅仅惠及农业，由它引发的人类行为实践和社会变化的意义是不可限量的。正是农业的起源和进步，改写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

四、农耕发轫是文明起源的奠基石

回顾从狩猎-采集到游牧、再到农业发明前的历程，这是一场由农业发生带来的人类观念革命。由于农业需要依靠土地和耕作种植来休养生息，农人必须在土地上定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几百万年来的生活和生产模式。

此前人类整个生命过程都处于不安定的游走状态，人类一生的奋斗目标只是为了生存。狩猎活动多在山林，人们较少开发平原，需逐猎野兽而游走。原始人类没有土地和定居的概念，因此也就较难形成固定社会组织和有余暇去创造文化或高一级文明社会形态。只有农业发明以后人类有了安居和食物保障，才有余暇和精力、能力去发展智慧产业和意识形态类上层建筑。旧石器时代200多万年时间处于游猎-采集状态时，人类只是对自然界已有的物品如动植物进行猎获攫取性的消费而不从事生产。其生命和生活方式是听天由命，居无定所，终年奔波追逐猎物。那时的先民食物无保障、生命朝不保夕，在这样困难情形下初民进化和进步之慢是可想而知的。发展到其后期阶段，驯养及游牧时代原始人群仍然是逐水草而居，漂泊是常态。虽然那时人类的集聚形态有了变化，但人们仍然只能抱团取暖、聚集混居，几乎不可能产生完整的现代家庭形式，更谈不上建立完整的社会结构。而缺乏稳定社会组织和结构状态的部落和集群在走向文明道路上始终是步履维艰的。直到农业起源及兴起，人类才有了食物生产、照护和可预测的收成，有了饱食暖衣，有了生存的保障，甚至因有了剩余物质而产生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因此，家庭等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赖以成形。有了定居和栽种，人类方有了土地及领土的概念，才有了部落、村社、集镇等社会基层组织的形成；而部族和民族、国家之雏形才能建立。有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才能有开疆守土意识。而以前的原始人类结构状态是漂泊寻食、四海为家，没有定居领土，更不会有固定社会组织意识和建立层级化的社会结构。

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探索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会很惊奇地发现：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农业起源地这两个中心是高度重合和相同的。因为如果没有农业和定居的存在，没有保证充足的营养和食物的供应，人类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22]。旧石器时代狩猎者在狩猎结束后需要不断迁徙，求生的目的占据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而且那个时代人们只是消耗和开采自然资源却不从事生产，因此文化上无法取得进步。游牧时代部落人尽管有闲暇，但却过着流浪的生活，不能也不必建造永久性房屋和居所。虽然他们可能在社会组织和宗教方面取得一定进步，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却难取得长足的发展。原始游牧者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收集存储足够的生存物资以保持生命的延续，食物的匮乏限制了人们进行任何其他精神性的活动和取得进步。

到了农业时代，种植农作物要靠土地，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至少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皆是定居。农业还提供了相对充足和可持续的食物供应，甚至能给史前农民留下一些剩余的收获，使农民在播种期和收获期到再次播种期之间有空闲时间从事其他活动。人类先民因之有了固定的家并拥有了剩余物品，遂发明了陶器等其他用具。此后又发现了天然金属如金和铜等，并开始采用金属来制作工具，这样，复杂的社会形式逐渐形成。社会的前进促使人类有了更多高级活动，产生了记忆、记录和交流的必要，因此，人类书写系统也被逐渐发明。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农业这个杠杆和加速器的催化下，人类开始快速向着文明社会形态发展。

回顾原始人类从猎人、采集者、牧民再到农民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路途，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农业发明以后的粮食种植者才在物质文明方面有了真正的进步。从史前到晚近新石器时代的各类化石和人类进化的考古学证据都表明，从陶器到原始艺术和金属发现、冶炼知识；再到文字发明、建筑和贸易的开端，这些几乎都归功于农业发明这一划时代的贡献。因此，探索和了解农业的起源课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农业给人类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几乎我们今天享有的一切都能够追踪溯源于斯。

此外，农业出现也促进了工具和科学的发展。比如，由于种植和定居以及农业种植要研究气象和季节的关系，此后人们开始研究原始天文和地理、气候现象。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不像过去依赖追逐动物求生，所以跟土地水文和季节气候关系更加密切而需要精确的日历，因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奥里尼亚克文化的成员开始发明和使用日历[23]，世界其他农业地区也陆续发展出了日晷和历法的应用。同样，因为原始农业需要灌溉，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和从事水利活动的原始记录。但世界各地的农业发展不平衡，其起源和生成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农业的基础是生产。它跟以往狩猎-采集和游牧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本质是创造和制造，而不仅仅是消耗和消费。农业发展后人类物质进步的最大特征在于：（1）有余粮。人类因此能够生产和控制食品供应，将食品生产的生命线把握在人类自己手中。这较以前百万年间没有食品保障、人类完全靠大自然赐予食物或靠天吃饭的状况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2）有余力。跟以往百万年来人类全部精力皆需从事觅食活动不同，农业发明以后，人类劳动性质已经有了不同和分工。除了农民，还产生了工匠阶级、商贸和其他阶层人员，因而形成了原始社会雏形，并产生了制陶、金属、农具、武器等各行业的工人、手工艺人和商人等不同职业人群。（3）形成社会阶层。由于有了剩余物品和社会物资分配占有的不同，这个时期以后逐渐形成了私有制，从而渐渐组成不同的群组、部落、氏族、社区和原始城镇，从而逐渐发展成国家和民族的形式。农业社会最终能够压倒并取代狩猎-采集及游牧社会，其所仰赖的优势是它能够更好地利用土地的潜能。农业可以生产多余的食物贮藏起来以应付荒年和自然灾害期。同时，农业创造更多食物的优越性可以将一部分人口从过去终年辛劳的觅食活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事务包括精神创造，从而更好地进行劳动分工和组织协作。这种进化的结果促进了知识、技术和文明的发展。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而逐渐产生了智识阶层，产生了宗教、艺术、伦理、法律、道德和政治的概念。这种积极进步的合力推动了人类早期文化形态的发展，包括其后人类书写系统的发明，政治、国家形成，统治阶级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型构等。（4）土地和疆域概念建立。人类唯在有定居、发明农业和绑定土地的生存意识以后，才能逐渐形成守土、疆域和国家的概念，人类神话中才能产生地母和繁殖休养生息女神的概念，不同族群人类的命运才开始跟土地固化在一起。人类有了土地和土地占有概念之后才能有国家和国土的划分，从而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意识形态。

五、农业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命脉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史密斯·艾略特曾经坦言，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至石器时代晚期，直到一群人迫于环境而意识到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每天寻找食物的需要，文明才开始。“没有农业，人类其后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24]生存无虞而且有了富余，人类社会才能产生劳动分工。

经济和生态人类学家认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农业都是文明发展的驱动力。农业导致了人类规模性社区的生成，它比狩猎和采集囊括了更多的工作，但农业发展的结果是每英亩提供的卡路里比以往多出 10 到 100 倍。更丰富的粮食供应可以支持更密集的人口，而农业最终将人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使得小定居点发展成为村镇——城镇又发展成为城市[25]。这方面马克思总结得最深刻：“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们（即人们）在这方面——生存的技术方面——的巧拙。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可以说达到了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26]（引文内的符号为原著所有）

没有农业和定居、没有生存——物质生产及种的延续（“两种生产”）的保障，人类是不可能有创造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冲动的。在确保生存和产能的发展后，人类才有了文字发明、工具革新与革命。农业可以说是文明发生的摇篮和加速器。虽然这个常识往往被忽视，但遇到农业文明跟史前原始文明发生冲突时，它还是很容易被凸显和注视的。美国人类学家格虏伯曾经援引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和《旧约》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论述，“无论欧洲人在哪里定居，他们的到来都预示着当地部落的灭绝。每当简单的游牧部落与更文明的农业民族发生关系时，他们的毁灭时刻就到了。自从第一个牧羊人死于第一个耕耘者之手以来，情况似乎就一直如此。”[27]这里说的虽然是一个象征和寓言，但它实际上讨论的是农业文明必将取代此前一切人类社会形式的一种人类学结论。

除了从理论上研究农业发源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外，人类学对研究农业和人类文明发轫之谜的贡献还在于它先进、科学的方法论及指导思想的启迪性。19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和史前学理论的创建，考古学发现了大量的史前文物特别是史前动物、史前灵长类和人类进化化石，它们为原始农业、人类进化和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科学证据链。考古人类学还综合研究史前生态，结合石器时代研究等，审察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体质和智力发展特别是人脑发展的化石学依据，破译了很多人类进化的谜题。

此外，现代人类学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它发展出了田野工作和走向新发现的当代原始部落进行平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因为依靠远古出土化石虽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化石只是科学证据，它不能说话。对很多活性、流动性且稍纵即逝文化形态的探索它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研究者遇到了瓶颈——传统人文学者的习惯和方法是搜求证据，而这类证据多依赖成文史。但人类文字发明的历史很短，而且其在研究农业起源和文化起源课题上的成文史资料非常有限。因此，除了研究上古化石资料外，新发现的因种种原因被隔绝远离人烟、处于人类史前状态的当代原始部族人群就给我们提供了史前人类生活状态的“活化石”的参征比较意义。这些“活化石”状态成了人类学家破译文明发生的某种解谜之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极大肯定了人类学这种研究活化石和进行田野工作的启发意义，认为它足以补充考古学的断链和缺环。恩格斯盛赞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深入研究美洲当代原始部落文明的业绩，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28]晚年马克思也细读了同时期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并整理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积极的贡献[29]。

在这种意义上，农业起源研究就成了考察人类文明滥觞的标杆。源发型农业就是对人类文明做贡献的杠杆。在人类文化史上，农业起源地也就自然被列为文明古国，其特征皆以农业起源和发达为指标。人文科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即古希腊为什么没能被算为“四大文明”，甚至在20世纪文明文化起源地“扩容”增添中南美洲印加-玛雅文明以后它还没被纳入？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它属于次生文明，其农业是继承了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传统。而且古希腊农业算不上发达，在希腊文明最繁盛时期其粮食仍然需要从近东地区进口和获得支持[30]。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作为文明的加速器和杠杆的重要性，而文明的衡量是以国家和农业制度化程度为代表和基准的。虽然美国学者曼宁对农业起源意义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样子——文明的、城市化的、人口过剩的、有文化的、有组织的、富有的、贫穷的、疾病的、被征服的和征服者的——都植根于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农业的出现重塑了人类。”[31]农业发达是其后工业和科技进步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基础。

科学家统计，20世纪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世纪。它超越了地球史上此前几百万年人类增长的速度，而且付出了地球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资源和环境消耗的代价。自 1900 年到 2011 年，全球人口从 16 亿增长到 70 亿。尽管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但 2012 年世界农民生产的卡路里足以养活全部人口[32]。尽管现代科技和生产潜能可以应付人类的食物需要，但饥饿问题仍然是一场全球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食物卡路里在人口中的分布并不均匀，而且世界上的大部分食物从未被吃掉。尽管如此，当代农业的生产量仍令前无数世代相形见绌。是什么让如此前所未有的丰富成为可能，理论上讲，是现代农业科技、相关工业、机械化和储藏能够养活地球人而无虞食物供给。

但眼下的世界仍未臻至人类和平和理想化状态。全球性的贫富不均、工业和机械化差距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仍然困扰着人类。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关系仍时有颉颃，因此地球粮食和其他资源、地球环境的保护等在看得见的未来仍然是全人类应该关心的课题。粮食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须，而且也是政治经济乃至国家战略资源。世界大国首先关注能源和国家发展战略，农业和粮食永远是民族的生命线和重中之重。这一条有了保障，其他事业才有安全感，农业牵涉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

有了生存权保证，并不就是文化和文明发展致胜的保障，古往今来，文明经历此起彼伏，这里面有着更为复杂的诸多因素。但归根结底，文化（culture/cultivate）和文明（civilization/civilisé,civilis）的词源都跟农业相关，这里面有值得探讨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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