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如何从古籍中洞见千年商路?首提“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2025-07-25 02:16  浏览量:1

1998年,印尼勿里洞海域的唐代沉船"黑石号"重见天日,六万余件瓷器印证了古代海上商贸的辉煌。

而将这条千年商路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正是学贯中西的国学泰斗饶宗颐。这位跨越世纪的学术大家,以毕生研究揭开了文明交流的壮阔画卷。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海上通道,形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官方船队已从徐闻、合浦出发,携带"黄金杂缯"经东南亚抵达印度半岛。这条通道包含两大航线:

东海航线:春秋时齐国开辟,从山东经朝鲜、日本至东南亚南海航线:西汉时正式开通,经马六甲海峡直通印度洋

航线起点历经变迁:汉唐以广州为核心,宋元时期泉州跃居"东方第一大港"(马可·波罗语),明代宁波成为重要枢纽。终点则从印度逐步延伸:唐代达波斯湾(《新唐书》载"广州通海夷道"),元代直通东非(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层拔国贸易)。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确认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的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远超贸易范畴:

1974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是饶宗颐对古代中外海路研究的巅峰之作,其诞生源于双重历史契机。

当时国际学界深陷定名困局:日本学者三杉隆敏的《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1967)虽首创“海上丝路”一词,却仅限陶瓷贸易研究;法国学者让-菲利普·热内的《印度洋的贸易与社会》(1971)聚焦香料路线,淡化中国主体性。

恰在此时,1973年泉州后渚港宋代沉船的横空出世——船体残骸中发现的丝绸纤维与阿拉伯铜币构成关键物证——为饶宗颐的论述提供了考古支撑。饶宗颐《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首次系统论证"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注:冯承钧1936年译著曾提及"海上丝路"一词,但未作学术论证)。

时年57岁的他驳斥了当时学界流行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片面命名,文中强调:

"丝绸始终是中外贸易的核心象征,用'丝路'统摄海陆通道,方能体现文明交流的多维内涵。"

饶宗颐构建了五重证据体系:

文献考据

《汉书》明载船队"赍黄金杂缯而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录鉴真船载丝绸

宗教文书

义净《南海寄归传》载商船兼运佛经与丝绸

异域记载

阿拉伯文献称中国商船为"昆仑舶",9世纪《中国印度见闻录》描述广州丝绸市场

考古实证

泉州宋代沉船出土丝绸残片,西沙海域发现南朝波斯银币

域外史籍:对比希腊文献对"Seres"(丝国)海上贸易的记载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生于广东潮安,祖籍广东梅县,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汉学家、经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文学家、书画家、敦煌学及文化史学家,生前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暨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饶宗颐教授1974年发表的论文《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中,“海道之丝路” 指的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海上通道,即“海上丝绸之路”

该研究首次将这一历史通道冠以“丝路”之名并系统阐述,其依据为唐宋时期详细的海交记载(如“广州通海夷道”)以及考古发现(如合浦汉墓出土的海外风格文物),指出广州与交州(今越南北部)是核心枢纽,连接着东南亚、南亚直至印度洋沿岸。

“昆仑舶” 则特指唐代来自南海地区(主要为今东南亚及印度洋区域)的商船,如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诃陵(今爪哇)等国的船舶。

根据《岭外代答》、《唐大和上东征传》等史料记载,昆仑舶以材质坚实(如乌婪木桅杆)著称,船体巨大(载重量可达千吨),是这条海道之丝路上的主要海上运输工具,承担着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与海外奇珍的贸易往来。

两者的关系体现在:昆仑舶是海上丝路的实体载体与执行者,正是这些大型商船频繁航行于固定的海上航线上,构成了海道之丝路的实际贸易网络;同时,昆仑舶的活跃及其所代表的域外互动,是饶宗颐论述和证实海道之丝路存在、运作及其历史重要性的关键证据。昆仑舶的历史作用直接反映了海上丝路的繁盛景象。

他通过船舶运载量对比证实:唐宋时期海上运输效率远超陆路,单艘商船运量相当于300匹骆驼队(《宋会要辑稿》载"海舶岁入百万缗")。

因此,饶宗颐通过昆仑舶这一具体对象,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其历史地位。

这一结论改写了"陆上丝路主导论"的学术传统,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也曾注意到海路的重要性,但未形成理论体系。

饶宗颐通过方言考据与戏文互证,揭示潮剧承载的“海上丝路文化基因”。例如《荔镜记》中“陈三送荔枝”情节,关联宋代泉州海商贸易网络,并与波斯史诗《霍斯陆与席琳》的“水果传情”母题呼应,印证印度洋文化互渗。

饶宗颐(1917-2018)生于广东潮州书香门第,家藏十万卷的"天啸楼"是其启蒙殿堂。16岁续成父亲遗著《潮州艺文志》,展露治学天赋。1938年因战乱滞留香港的经历,促使他思考中外关系:

"目睹西方巨舰沿古航道来华,方知海路实为文明命脉。中华生命力源自开放交融,而非闭关自守。"

这位精通七门古文字的语言奇才,在敦煌学领域首曝法藏《文心雕龙》唐写本,破解卷中记载的胡商贸易网络;在甲骨学中梳理殷商贞人体系,发现"祭海神"卜辞印证先民航海活动;更论证古琴谱经泉州港传入琉球,推动东亚雅乐体系形成。

其耗时十年翻译巴比伦史诗《近东开辟史诗》(1987年出版),填补了中文世界空白。

2018年,百岁高龄的饶宗颐辞世,国际天文联合会以编号10017的小行星永志其名。他毕生践行"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座右铭,在《文化之旅》中写道:

"真正的学者当如海舶,既满载本土文化珍宝,亦向世界敞开货舱。文明因流动而永生。"

当"一带一路"的航船穿越南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遗产名录时,我们方悟这位潮州书生早已为千年商路铸魂正名。

他未曾停歇的学术航程昭示着:文明的真谛不在固守疆界,而在跨越沧海时激起的智慧浪花——当浪花汇入历史长河,便成为人类共同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