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人吃人地狱：你们知不知道甘肃1929大饥荒？

母亲饿毙路边，婴儿仍趴在胸前吸吮干瘪的乳房

1929年初春的甘肃榆中县街头，两个埋尸人拖着一具“女尸”走向城外的“万人坑”。行至半路突降暴雨，两人扔下尸体躲雨。雨停后返回，尸体竟不翼而飞——最终在土坎下发现一个瑟瑟发抖的活人，雨水将她浇醒了。这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饥荒中最平凡的奇迹，数十万“饿殍”在被掩埋前，其实还有最后一口气。

甘肃近代史上最惨烈的饥荒始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连续三年的大旱席卷西北，中心地带正是十年九旱的甘肃。全省66个县中，58个县沦为焦土，河道断流，涝池干涸，田地裂开蛛网般的缝隙。

“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1929年3月，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写道。他绝望地预言：“虽有活壤，终成石田...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

饥饿催生人间惨剧。靖远县岳家庄，一名男子将过路女子掠去“蒸熟而食”；在曳木岔山区，食人者潜伏道旁杀人充饥；金家崖镇的粮铺前，身无分文的流民倒毙在堆积如山的粮袋旁。当时的民谣泣血道：“一家骨肉难相顾，饥民遍野各逃散。‘人吃人，狗吃狗’，悲惨写满《救劫卷》。”

当灾情蔓延时，南京政府发行了119万元“赈灾公债”。这笔救命钱却被甘肃官员私存上海银行，用利息给自己修建花园。更残酷的是，掌控甘肃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为筹备中原大战，强征军粮使税赋倍增。当江南的赈粮试图西运时，竟被斥为“救陕灾即等于济冯军”而受阻。

水利失修是另一重人祸。经济部长翁文灏巡视西北时痛心疾首：“常记民国十八年，陕西曾患大旱...此极惨之事，全由水利失修之故。”明代以来对生态的破坏已使甘肃“十年九旱”，而军阀混战更摧毁了最后的水利设施。

金家崖镇的粮价飙升至150斤小麦值30块银元——相当于普通农户数年收入。卖大饼的商贩在案头放刀防抢，街头饿殍阻碍“市容”，商户合资雇人专事埋尸。

在定西，饥民挖“草胡子”（草根）、吃骆驼蓬草。一位妇女饿极吞食野草后中毒，绝望中嚼碎肥皂洗胃，最终在深夜摸着三个孩子的手断气。

更锥心的是伦理的崩塌。张姓老妪收留逃荒妇女作儿媳，却逼其抛弃亲生幼子。当媳妇偷偷喂食孩子时，婆婆抡起拐杖殴打。不久孩子“失踪”，媳妇至死未原谅婆婆。

永登商人徐杰三放下兰州生意，抽调骆驼从青海运粮。他把高价购来的青稞炒成熟面，每日两顿按量分发。“救活一人是一人”，这位被称作“大义商人”的汉子说。

民间自救也在血泪中展开。道家塬的农民自发“吃大户”，围困富户庄园索粮。当富户从堡墙抛下粮食时，饥民队伍才暂时退去。有富户偷偷在夹墙里藏粮，而更多村民用土块封堵家门，背起破锅踏上逃荒路——多数人再未归来。

饥荒过后，甘肃大地满目疮痍。官方统计140万人饿死，加上瘟疫与兵匪之祸，死亡总数突破200万。渭河边的金崖镇，富户捐出的半亩坟山“密密布满小土坟”，埋尸人从早忙到晚。

《中国救荒史》记载：“至夏禾麦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趴在尸体胸前吃奶者。”

幸存者如郑凤贤的祖父，回乡发现藏在墙洞的麦种不翼而飞。整个道家塬三姓村落，十室九空，窑洞封门，唯余野狗啃食残骨。

当年徐杰三的骆驼队从青海驮回救命粮时，永登灾民围着炒面锅流泪的场景，成为黑暗年代罕见的亮色。而兰州城外“万人坑”的黄土下，母亲仍保持着哺乳的姿势。榆中县医院和供电所所在地，正是当年的埋尸坑。

这场吞噬了200万生命的饥荒，最终只化作地方志里的几页泛黄记载。当我们在餐厅随意倒掉剩饭时，甘肃老人仍会低声告诫：“碗粥可救命一条，升米能活一家人。”